2016年将近年关，忽然收到著名评论家阎纲文集三卷四册，洋洋数百万言。上世纪八十年代，阎纲对我多所鼓励。将近三十年，因写作成绩不佳，羞于面对先生，未敢音问。而今先生不弃，我的感动莫可名状。当年的往事刹那间一涌而出。
四十年前，我在一个遥远的南方乡镇，就职于县文化站，刚成家，主要出于补贴家用的目的，一有空就琢磨写小说，因为从小就只有这么点对文学的爱好。记不清多少次退稿，忽然有一篇在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兴奋之余并没有更多的期待，一百多元的稿费，是我月工资的三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知足得不得了。有一天忽然听同事说，有几张报纸的文章提到你的小说了。我惴惴不安，赶紧去找那些文章，还好，都是说好话的。其中一篇标题《习惯的写法打破了》，一声喝彩，一腔古道热肠，扑面而来。我盯着署名发了一阵呆，记住了“阎纲”这个名字。
最早见到先生本人，是在大约半年后。我被《十月》杂志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进修，有一天被通知参加《文艺报》的一个座谈会，正老实坐着，身后有人轻轻拍我。我随他到会议室外的走廊上，他说，我是阎纲。他高高瘦瘦，跟我说话得弯着腰，我看他得仰着头。
头次见面，没有闲话。先生当时一脸忧色，说，听到反映，你是文讲所里最狂的人。
我棍子一样戳在那里，一下懵了。
那期文讲所学员，大都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样仰望的人，我下决心学写小说的那些日子，为了走捷径、抄近道，主要读的是他们一部接一部轰动的小说，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他们中间了，很是紧张，像是在宾馆里进错了门。
这之前，来不来文讲所我一直迟疑不决。《人民文学》请了几个人来京写小说，住了将近一个月，冯骥才、贾大山他们都顺利交了稿，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十月》发的那篇是在好几篇退稿上改出来的，再写点什么，我脑子里一点眉目也没有。不久后参加一个小说座谈会，大评论家冯牧谈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他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同样的话几天后我又听到一次。是《十月》为改稿的作者安排的防空洞招待所，我和当时在宁夏的作家戈悟觉同住，一天晚上他跟人通长途，相互称赞了一番之后，听说跟他在一块的人是我，对方说：他好像就那么回事，什么也写不出了。电话完了，戈悟觉笑着说：刚是公刘的电话，他夸你呢。差不多半夜，在地洞里，老式的座机，那边说什么我听得一清二楚。公刘是我从小极崇拜的诗人，他的话，我听来，不亚于死刑宣判。
那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一看见纸笔，脑子里就一团浆糊。周围尽是才子才女，发表作品此起彼伏，像过年放鞭炮。班上的老大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名震天下，《开拓者》又如同核爆；同住一屋的古华，刚完成《爬满青藤的木屋》，接着又是《芙蓉镇》。我整天怯生生的，不声不响，说不出的自卑，没事就一个人呆着。有一次在外面集体活动回来，在车上碰巧坐在贾大山旁边，他问我为什么老闷着呀，本以为你少年得志该挺张狂的呢。我心里苦着，不知怎么回答。一个小乡镇的文青磕磕巴巴好不容易弄出了一点响动，就可以“少年得志”了吗？
阎纲说的那个“狂人”，我怎么也没法跟自己联系起来。即便是讹传，即便是诬告，也不可能落到我这样的人头上——八竿子打不着边啊。我没有打听那说法的来处，也没有解释，觉得没有必要。我早已心生悔意，写得了写，写不了走人，能撑几天还说不定呢。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拖家带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专职写作”。回想接下来那些写不出硬写的煎熬的日日夜夜，我至今背脊发凉。我甚至决定改行。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些什么看法，但我看到报上有文章在质疑我离开基层脱离生活。有些好心的朋友很是为我着急。我事后知道，省里的评论家吴松亭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请他专门就我的几个勉强发出的近作说说好话。他们曾经在《文艺报》共过事。
真是难为阎纲了。不得不评说一些不值一评的文字，还必须正面鼓励，那是怎样的苦心孤诣啊。
那时候，阎纲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别的没文化。1981年夏，他来江西庐山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我去看他。在白鹿洞书院的碑林，我把“拓片”读作“tuo片”，阎纲把我拉到一边，轻轻说,那个字唸“ta”。我这类的错，举不胜举，在江苏，张嘴就把“甪直”读成了“角直”。所有这些，阎纲在文章里都没有提，只是说，其成长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不久后，路过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阎纲，他再三说，冯牧、公刘都是特别爱惜青年的，他们是为你好。你要振作，要对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以后。终于不得不告别，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间隔好久的夜班车到站，看着我上了车。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面谈。之后，除了在某次作大会拥挤的人群中打过一个照面，我就只是在报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文学四年》，其高屋建瓴的视野，诗意勃发的文采，读来深获教益。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的一部刚出的长篇开研讨会，他们开列的邀请名单里有阎纲。但阎纲没有到会。我并没有太大的遗憾。那部小说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谓研讨会，不过是为发行造势罢了。以先生的眼光，即使接到通知不来也正常不过。前几天偶然说起旧事，我才知道，他那时远在终南山。
四十年，尽管我一直咬牙切齿坚持写着，但一直未见长进，逐渐走向边缘化，终至消失在读者视野之外，被许多先前熟稔的同行淡忘。有一年在京开会，一家刊物请饭，让我去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房间会合，等着他们来车。那位作家当副主席之前我曾与他一同参加过文学活动，以为他有印象。但那次他对我的特别的客气让我纳闷，出了门我才知道，他以为我是出版社派来接他的司机；曾经在李国文家聆听几位文坛大咖高谈阔论，尤为座中一位大咖的慷慨激昂所动，事后还收到过他的信。多年后，也是一次会议，我在电梯里见到他，惊喜中忘记了他的声名已如日中天，远非当初，像见到家人一样亲热地喊他。不料他惊疑地盯了我好大一会，转脸问身边的人：他是谁？那些人也没一个认识我，都很礼貌地静静看着一个傻子的自讨没趣。我满脸的堆笑霎时凝固。幸好电梯很快到了我住的楼层，我一闪身溜出。
我不太通人情，常常没心没肺。但一个人被自以为是老相识的人彻底忘记，怎么说也是件难堪的事。我忽然明白，一个在专业上过气的人最大的明白就是要懂得收敛。为了让自己长记性，我特地写了一则短文公开发表，题目是《套近乎》，讲套近乎、尤其是跟卓有成就的名人套近乎千万要有自知之明。
没有想到几十年没有联系的阎纲还记得我，寄来了他的文集。
像陈忠实说的“砖头”一样的厚厚的几大本，扎扎实实的鸿篇巨制。文学，文坛，乡音，乡俗，亲情，友情，枝繁叶茂，波翻浪涌。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读之感慨万千，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不通古典音韵，又不想削足适履、因字害意，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叱咤文坛六十年。
识见有胆须赤子。评论无韵成诗篇。
江南梦回竞夤夜，京西握别已晓天。
世间自来仁者寿，身后谁人执长鞭？
发送给阎纲后，收到他的回复：很高兴。你是不太说人好话的。
我人微言轻，根本没有月旦人物的资格，好话坏话说了都是白说。阎纲的回复，表现的是一个长者的谦虚。
阎纲的人与文，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韧；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归于酣畅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
不久前，我加了他的微信。四十年后，我又在微信上见到阎纲。每天重读他在《微风读书会·名家专栏》上连载的散文杂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悲哀，或深思，或坐卧不宁，或啼笑皆非，其中的血气、生气、锐气，让人很难相信是出于一个曾经罹患绝症而已近米寿的生命。
季羡林老人生前在他学术论著自选集的序中写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样历经沧桑的阎纲的身后，显然也有这样一种鞭策的力量。他的写作活力，他的文心不老，让我汗颜。与他相比，他正年青，而我已垂老。因为生性的懦弱，我的写作不会像他那样长久地坚韧持续，但我会永远记住他在我写作最困窘的时候给予我的切切实实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