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以降中国学者所“结识”的欧美理论家和批评家中，土耳其裔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名字格外引人瞩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但异常活跃于全球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批评，而且时常基于自己的第三世界血统和文化背景，提出挑战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新观点，为处于“后殖民氛围”下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提供具有启迪意义的批评策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与中国的关系远比他与自己的祖国土耳其的关系密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里克确乎将其学术志趣转向了后殖民理论批评和全球化研究，出版了《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全球现代性》等多部备受关注的理论著作。

但对文化自觉意识日趋显著的中国学界更为重要的是，德里克首先是当今欧美世界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借用他朋友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思想活跃又深具生产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发现“第四世界”

1940年，德里克出生在土耳其梅尔辛市（Mersin）的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1964年从由美国人创办、全然采用美国式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土耳其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大学毕业时，获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于是赴美留学，进入罗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去美国之前的德里克尽管深受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干预，但他依然不时做出忤逆之举，“我那时表现得‘很进步’”，大学期间不但担任过学生会会长、组织过由各方人士参与的系列讲座，而且悄悄产生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置身于美国校园、不受家庭干预的德里克很快就发现，“相对于物理学，他更想学历史，具体则是中国历史——和土耳其一样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革命，他想了解，这场革命是什么性质的”。

受这一志趣的驱使，加之著名的日本史专家哈里·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的帮助，德里克毅然从刚刚入读两月的物理系转到了历史系，开启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考察与探究。

其间为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搜集论文相关资料，德里克不得不辗转美国各地，甚至远赴台湾，但他乐此不疲，不急不缓地在1973年完成了其聚焦历史学家陶希圣的博士论文，虽然众所周知，早在1971年，他就开始了自己在杜克大学历史系的30年执教生涯。2001年，德里克移师俄勒冈大学，在那里担任奈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直到2006年荣休，但就像2015年出版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所暗示的那样，他并未因为在体制内的退休而停止学术思考和创作。

提及由“中国研究起家”的德里克，中国学者想必首先会想到他对作为概念的“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的完善与全面论述：随着情势的变化，“这套术语取代了早先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那套术语……从当代视野看来，它们却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

此间的德里克一方面是在表征他对全球化的批评，即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同时对欧洲和第三世界产生冲击、隐匿着美国霸权主义的现象，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美国化，或者全球化即“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则是在暗示他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质疑。

对于三个世界之划分，德里克曾经是热切的支持者，但20世纪90年代以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前苏联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世界各地，让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三个世界已逐渐演化为多极角逐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互相对峙和对话，各种民族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造成了当代世界的新格局，即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第二世界的解体，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也造成了曾经试图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了巨大的贫富等级差别，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是全球化。

德里克的创见不仅仅体现在对第三世界理论的质疑和解构，更在于他提出了由“土著居民”等地方化或本土化势力为主的“第四世界”的概念，或者一如他对第三世界概念的解构所证明的，“当今对第三世界概念的彻底批判必须包括：第一，区分现在与过去……第二，因此，还有必要区分不同的第三世界话语隐含的结构情景。第三，同样的话语也适用于第三世界概念本身固有的批评性政治议程”，他在消解第三世界概念的同时又对其原有内涵作了新的充实。

持续关注中国

不过，在德里克的成果中，最让中国学者念念不忘的恐怕是他借以跻身学界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尽管作为他的“处女作”，稍显青涩。

这部基于其博士论文的专著以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全面深入地探究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暗示德里克从一开始就不但关注中国的问题，而且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

针对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唯物观之所以能征服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是因为它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解决自19世纪西方冲击传统中国以来，令他们困扰不已的‘历史’与‘价值’……之间矛盾的凭借与方法”——德里克强调指出，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在于1925年-1927年的国民革命。

德里克认为，五卅运动导致了群众运动在城市和乡村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观念认知，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将其关注点从此前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转向“社会问题”和激进的社会变革，因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通过“社会学”这一媒介被广泛传播。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1927年的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前途的别样思考和探索，抑或说刺激他们开始摆脱共产国际教条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问题进行严肃的分析。在随之而起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成为了论战各方共享的理论资源和知识背景，因此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支配地位。

简言之，德里克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前途的关注决定了他们的理论选择和历史写作，因此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意识，“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论他们的历史分期方法多么机械，亦是为他们寻求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经济分界线的理论预设所驱使。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阐明了那些被早前的历史学家所忽视或低估的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的意义”。

受近年来民国热的影响，德里克的另一部著作《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也颇受中国学者青睐。此间的德里克是把无政府主义置于中国激进主义发展的线索中加以考察的，充分论述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话语形成、革命思想建构和推动社会革命运动上所做的贡献。

比如，就1906年-1907年分别在巴黎和东京成立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而言，前者由李石曾、吴稚晖领导，受克鲁泡特金影响，提倡科学主义未来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实施工读计划，提出知识与劳动结合的教育理念；后者由刘师培、何震领导，主要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关心妇女与农民问题，美化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提出农村公社等设想。德里克最后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思想及话语的核心。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还是深度上，都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贡献良多。在个体追求自由空间和多种生活可能性的“后革命”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民主性和纯真性愈加受到关注，历史上受过这方面影响的作家、学人再度成为研究对象。

在社会变革已构成日常生活重要内容的当下，从教育、社会组织形式、互助机制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感受方式、新的伦理规则、思想意识的形成上，社会生活无不呈现出变革的节奏和势态，回顾现代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质和脉络，或许还可以继续赋予我们清明的方向感和动力感。

本文首刊于《财经》杂志2018年第6期（3月19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