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研究的复兴

曾经的美国政治史研究，并未充分认识到该领域的危机。20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拒绝再从传统的历史角度研究总统和政党，他们认为该路径夸大了总统和政党在改变美国权力关系上的可能性。 “婴儿潮”（Baby Boom）一代的历史学者继而将他们的大部分研究转向发掘“被遗忘的社会底层的声音”。他们认真对待“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论点，观察正在美国发生的各种涉及阶层、种族、族裔以及性别的论争。

众多流派的学者开始在专业的边缘重塑政治史以往的研究实践。研究“综合组织分析”的学者认为，美国政治史的主线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伴随着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亦即统一的、专业的、行政国家的形成，替代了19世纪地方的、分散的政治经济体。

与此同时，研究美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学家参与到一个关于美国革命意识形态起源的争论中，试图确定在自由主义、基督教或者共和主义三者中，究竟哪一个是促成殖民地人们奋起反抗伦敦当局的决定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量化分析的历史学者们发展出一套将社会史和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策略，他们自称为“新政治史”研究的实践者。最后，在热衷于治理理论的历史学家的积极推动下，政治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以重新崭露头角。

由于种种原因，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史研究仍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主流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社会和文化史。这种情况从2009年开始有所改变，美国政治史研究一跃成为学科的前沿。“美国政治发展”专题不仅开始为年轻历史学家提供政治学专业的学术网络，更为学者们带来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分析视角，引领学者们使用全新的方式去书写政治史。不少更为年轻的历史学者则对不同历史阶段下，政治制度的结构是否能对各种层次的政治行为者的选择造成影响充满浓厚的兴趣。

保守主义的兴起

新政治史学者的首要研究领域是追溯保守主义的兴起。在“后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史学家开始向当代政治中对保守主义地位的传统假设发起挑战。他们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共识（liberal-consensus）学派的观点进行了辩论。

保守主义研究的新成就为我们描绘了与前辈政治史学家迥然不同的图景，因为以前更多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而非罗纳德•里根的视角进行阐述。不同于政治学界注重探究保守政治的经济基础，历史学者更强调保守主义运动推进的非物质动机。相较之下，美国南方年轻的历史学者认为，种族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仍然是保守主义的核心。除了对右翼激进分子动机的讨论，又出现针对保守主义运动的组织机制和政治策略研究。这类研究的关注点聚焦于支持保守主义运动的资金来源，指出资金对智库和国会候选人的捐助推动了共和党从原先的自由主义立场向右转向。

研究保守主义运动的文献表明，保守派和自由派活动的政治机制远不如他们在理念上体现出来的那样悬殊的差异。虽然学界仍未解决关于保守主义兴起原因的诸多争论，但仍然可以形成一般性的共识，即保守主义兴起并非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也并不局限在被边缘化的美国民众中。保守主义兴起的动机也不完全出于经济的考量。

回到十九世纪

政治史学涉及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对美国19世纪政治的重新界定。许多政治学者继续秉持“政府在19世纪的美国政治中发挥最低限度作用”。而美国政治发展的奠基人之一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指出：在19世纪曾被描述为一个“法院和政党国家”的美国，已经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被一个行政国家所取代。

许多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都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反中央集权的（antistatist）价值观已经在美国根深蒂固。但学者们揭穿了所谓19世纪是“国家弱化”（stateless）和自由放任经济的神话。早在进步时代之前，新政治历史学家就曾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了政府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史学者通过分析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经济、公共空间、公共道德以及公共健康等方面的法规，证明了自由放任的社会概念并不正确：19世纪国家弱化的说法是“美国历史学上最大的谎话。外交史学者则对这一时期美国大量的军事干预事件进行分类，从征服美国西部的土著居民，到与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等，打破了传统上认为19世纪的美国是“孤立主义者”的说法。

巴洛夫认为，当联邦政府进行直接干预时，美国人会加以反对，但在有些议题——尤其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并购新领土上——美国人接受并支持政府干预，只要它是以相对隐蔽的或间接的方式实施。美国的治理方式只是更不明显而已。美国人更喜欢运用法律、法院、贸易政策、财政补助——由间接税收支撑的——以及和非政府伙伴的合作关系，来替代更为公开的、行政指令的、明显的政治经济干预手段。巴洛夫认为，政治学者所指的20世纪的那种隐性福利国家，早在19世纪就埋下了种子。

霍华德认为，我们不能再将19世纪描述为联邦政府治理的不毛之地。美国的政府治理形式是独特的，它的对外政策是特殊的，甚至对国内经济的干预也是间接的。但这并不等于是政府的缺位。

公共政策的特殊性

政治史学涉及的第三个重要领域就是政策史了。他们运用公共政策的年代学（chronology）方法追溯政策历史——从议程设置、立法到执法——而非关注总统行政（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或是美国政治中大家都熟知的年代。

在政治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中，包括美国政治发展，以及新政治史研究之间的一个最大差异是，美国政治发展学者寻找的是对各种领域的政策轨迹都可以解释的单一理论模型。这些有意识的简化可以让我们在对行为者分类、确定情境、描述能动者和政体结构互动的机制以及确定人物和地点变量时更加便利。

在美国政治发展研究中最流行的一个论点，就是政治制度结构会对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尽管每个人的研究都只围绕着特定的政治领域，但他们依然希望提供一种能够全面理解美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方法。相反，历史学者却对“跨界”研究相当谨慎。通常都是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解释政策产生的结果。因此，当涉及政策历史的问题时，新政治史的因果解释就相当多变。

历史将何去何从

新政治史学兴起之后，短短几年间已产生一批颇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当然也有我们未及发掘的领域，其中之一就是政治经济史。这为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个与政治学者合作的绝佳机会，不仅仅在美国政治发展领域，还包括其他子领域，如政治经济学等。

同样被我们忽视的还有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但讽刺的是，正是学者们一窝蜂地投入右翼研究导致了自由主义影响被严重低估。和自由主义政治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保守派掌权后会为政治系统带来怎样的变化？与其说这是一段保守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历史，不如说新政治史研究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观察20世纪70年代两种并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是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还有一些关心制度持久性和社会运动政治学的政治学家，同样可以在此领域发现他们和历史学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可以继续体会跨学科研究的乐趣，并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展开我们对于制度和政策的讨论。

本文原载于《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8）。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