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7日下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特聘教授王国斌（R. Bin Wong）先生在厦门大学联兴楼103会议室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学术报告，报告题为“中国的人口和空间规模对中国历史的意义”（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 Territorial Size）。本场报告是世界人文学术会议（4月15日-17日）的大师讲座之一，由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主持。
讲座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王国斌教授侧重从制度和思想的层面分析了中国的空间和人口规模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指出探明历史对于理解当代的重要性，提倡从多种历史角度审视当代中国。
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
王国斌指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的空间和人口规模并非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结果。首先应该思考，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他认为只有理解制度和思想，才能弄明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是如何治理这么大一个地方，而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方面，都有着从秦汉以来的基础。虽然有时不是统一状态，只有一些较小的国家，仍然发展出一些制度，这些制度背后又有思想。中国和别的帝国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长期以来都有政府，但没有哪个帝国存在如此之久，也没有哪个帝国一直存在到20世纪而利用的还是它以前的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到20世纪还影响着它从帝国到近代国家的转变。中国和其他地方即便在空间规模上相仿，时间维度上的差别却很大，历史要长得多。
关于帝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西方学者往往以他们的近代国家作为标准，认为中国成为近代国家在制度方面需要具备和它们一样的因素。王国斌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设，而非事实。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成为近代国家究竟是源自怎样的历史背景。目前学界对“近代”概念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欧洲历史，虽然不是所有学者都研究欧洲史，但在概念和理论方面受到欧洲史的影响。西方的很多学术思想、观点、方法，也都受欧洲历史背景的影响，但要看清它们与历史之间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却非易事，因为它们往往把历史变成一种理论。无论哪种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理论认识，为了改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必须关注到欧洲以外的历史经验。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它们的历史也都与其当代现实有密切联系。每个地方的历史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单一的模式来解释所有问题，不能一直受限于“标准”——也就是首先变成所谓“近代”国家的欧洲经验。
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
王国斌认为，中国历史的语境之下有两种“治理”（governance），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直接治理大多是正式的、自上而下的，不论上到哪、下到哪，都有“管”的意思。间接治理一般从下而来，主要看本地精英如何控制地方社会，很多历史条件下，地方精英无法真正成为很大的政治性体系，而是进行一种非正式的治理。中国或其他帝国之所以那么大，共同原因在于它们往往有间接治理。这种现象的出现时因为进行直接治理必须有一套官僚制度，但官僚系统能力（bureaucratic capacity）总是有限的，尤其在近代以前，由于很多技术性的原因（technical reasons），官僚系统能力无法超出一定的规模。这时就需要间接治理作为补充。相对来说，空间规模越大，间接治理会越重要。
中国是唯一一个自宋代以来就有自上而下制度并且空间规模又很大的地方。直接治理需要通过官僚制度的科举体系（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和轮流职位（rotations of office）。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官僚制度很早就确立了规则，有“会典”、“会典事例”等等，按照规则管理（rule governed）官僚。到明清时代，中国的皇帝和地方精英之所以能够应对空间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治理挑战，基本上是因为从上往下的直接治理和从下往上的间接治理能够相互配合。从地方精英的层面来看，存在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keep up institutions of social order），社仓、义仓、庙宇或是宗族组织都属此类。宗族组织主要是民间的，多受到官方的倡导和支持，庙宇是民间的，同样也受官方的影响，正祀与淫祀的区分就决定了其生存的空间之大小。社仓和义仓更为典型，是由官僚和地方精英双方来组织并支持的。王国斌认为，比起欧洲，中国历史上精英和官僚的关系是相对和平的，他们有共同的思想，立场相近，双方都支持着同样的社会制度和组织。
政府和社会的柔性区分
近代所看到的政府和公民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分野（政府和社会分开）其实是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历史经验。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其历史源流。想要理解为什么中国不曾出现这种政府和社会的明确区分，就必须追溯中国自身的历史源流。
王国斌指出，中国的体制有一种柔性区分（soft divide），政府和社会分得不那么清楚，这一现象有其自身的原因，也产生了悠远的影响。原因在于上面所谈到的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是互补的，直接治理无法触及的部分会由间接治理来完成，间接治理能够与直接治理相配合，而多不是对抗的关系。欧洲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欧洲国家的政府和市民社会泾渭分明，因为在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国王征税主要是为了军队和官僚，税较重。而中国政府并未对社会施加太大的赋税压力，虽然中国很早就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思想，也还是坚持薄赋的理念。西方一些历史学家批评中国当时的税太轻，他们认为如果国家有更多财富，能支持国家更好运行。在王国斌看来，这是很糟糕的观点，因为它是把近代的模式转到近代早期。事实上，即便欧洲历史，也不是按照他们所说的这条路径。
中国的政府和社会分得不那么清楚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中国政府可以动员地方精英参加大规模的运动。王国斌解释说，他用“运动”一词是因为这类活动对社会、经济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水利方面的管理，河道的开挖或疏浚需要不同级别官员的参与，其中具体的施工和修理则要靠地方精英组织。不光是水利方面，像社仓、义仓的制度，甚至18世纪有几次常平仓制度要扩大但政府资金不足，就需要地方精英的支持。虽然史籍中没有使用“合作”之类的词，但在事实上是一种合作。再比如清末的禁烟运动，相关史料也反映出运动的落实需要依靠地方精英，精英的作用是协助政府，而不是独立性的。
利民思想与文化治理
中国很早就有“利民”的思想，在具体的治理方面有很多惠民的政策和办法。虽然不是总能实现，但至少存在这种理念和制度性的规定，主要反映在仓储制度、水利建设、人口迁移三方面。仓储制度和水利建设都是由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共同促成的。存在自主和自发的、非正式的间接治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时，还是需要来自于政府的直接而正式的管理。从18世纪的一些经济现象来看，存在着从下往上由老百姓、商人等等自发形成的市场和网络，促进了商品流通，令商品经济更为发达，乃至形成全国性市场。和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更多支持，19世纪中期之前的税是较轻的。政府也有意识地自上而下通过政策引导人口流动，努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吸引人口向欠发达地区迁移。中国人口的迁移，有的是民间自发、政府支持的，有的是出于官方的命令，特别是出于军事原因。当然，人口迁移这方面也涉及空间，由狭乡到宽乡的人口迁移往往是官方政令的产物，其思想根基来源于利民思想。
中国的治理也包括文化方面，有一些文化性的手段。宋代到明清时代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诸子百家的影响。以孟子为例，有“富民”、“保民”、“教民”三种治理办法。富民是关注民众的经济需求，希望他们有钱有地，有助于国家稳定。保民是一种对人进行管理或控制的治理办法。教民是让民众形成一些共同、普遍的观点和习俗。明清时代的中国虽然地方大、人口多，但这种很早就有的文化性的治理办法一直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与西方或者其他帝国有很大区别，它们当时还没有这种层面的文化治理。
帝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
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来看，中国在帝国时代就有办法对广大地域内有着不同文化习惯的人群进行治理，途径就在于努力构建起他们共同的文化基础，尽管表现形式是纷繁多元，但内在精神则是文化一统的。近代之前的欧洲，共同的文化主要还是精英阶层的现象，普通民众大多有着地区性的文化习惯，政府并不是很重视对老百姓的文化治理。中国的情况就不大一样，虽然存在着地区性的文化差异，但至少政府努力让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能有一些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习惯。19、20世纪时，中国各区域在文化上的差异没有演变成政治性的国家分裂。而其他通过间接治理来控制的帝国更多存在文化意义上的林立状态，很容易导致19世纪时不同地区的人群产生国家认同方面的变化，认为自己的历史不同于其他地方，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帝国制度之下相当普遍。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这类帝国基本不复存在，分裂成较小的国家或政治体（既非帝国也非国家的地区）。
近代早期的中国地方大、人口多，一方面反映它是一个帝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转变为近代国家的过程已经开始，已经在运用一些类似西方近代国家的治理办法。它有官僚，同时也依靠社会上的一些组织，这甚至很像当代的治理。在王国斌看来，类似的治理概念在南宋已经出现，不是说一模一样，但对社会的影响是相仿的。因此以西方的立场来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也包括当代）一面是“国家”，一面还是“帝国”。说它还是帝国，是因为一直到现在，虽然中国国内处在同一制度下，但还是可以很大限度内包容一些地方的个体差异，比如清代的“旗”（banner）至今还存在。不是说现在“旗”的制度和那时一样，但这个词保留了下来，而且有相应的结构依旧在运行。这表明当代中国的行政制度仍然有一部分是源自历史的。这种能包容前社会的残余却又能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演进方式，是许多西方学者很着迷的地方。
多种历史角度审视当代中国
历史对于理解当代十分重要，但这还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说法，王国斌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历史角度审视当代，因为从不同时代的立场可以更明显地看到当代的不同现象。比如考察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人会追溯到1950年代，也有人看清末民初，因为那时很多中国人开始受到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影响。他认为这两种历史角度都很重要而且值得研究，但还缺第三种，即明清时代，主要是清代前期。
从1950年代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现象是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过分强调党的重要性，对官僚制度关注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有党之前已有官僚，这对政策制定是有重要影响的。官僚制度之内，制定政策的方式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而中国和西方官僚制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有党，中国的党和官僚制度与20世纪西方的党和官僚制度的概念不同，有它自身的历史渊源。再看19世纪末年，“富强”的概念是对以前“利民”理念的改造。历史学家往往不太注意到，很多关注“富强”问题的精英和官僚如李鸿章等人，他们并未完全抛弃以前的思想和观念，19世纪末年的“富”其实就包含着“利民”的理念。西方政治学有一种说法，叫政绩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意思是一个政府的正当性体现在它的目标、能力和对百姓福祉的影响。王国斌认为，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是有这种概念的，虽然没有这么一个词。19世纪末和19世纪中期之前的情形不同，以前的“强”主要指帝国内部对社会的控制，而19世纪末的“强”主要指对外影响和国际关系方面，这是很大的变化，对于理解当代也很重要。但是1950年代的治理则与18世纪更为相似，都以国内治理为主，国外关系相对有限，这与19世纪末年以及当下还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从18世纪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些对当代还产生了影响的现象或者说特点。王国斌强调，他说“特点”并不是说中国很特别，不是说中国代表特殊性，其他地方都是普遍性。他认为那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会把原本相当复杂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混为一谈。总而言之，18世纪的中国已经存在三种现象。第一，政府和社会分得不那么清，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互补。第二，政府通过一些政治性的运动来控制社会。第三，政府通过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手段进行治理。最后，政府和社会面对不同的信仰和利益追求，能在存异的现实中努力求同。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
随后，王国斌教授就历史与当代对思想的形塑、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思想与制度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老师和同学的提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王日根教授对本场学术报告做了扼要的总结，指出王国斌教授主要是从政治的层面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如何实现治理，官僚体系的正式治理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治理、具有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特征。传统中国实现社会治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方面，面对这么大的地域，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体系实现了系统的治理。二是人口方面，针对这么多的人口进行治理，提到了人口的移动，有商业性的、自发性的、官方组织的多种类型。所有这些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让治理变得有序，消融了可能出现的矛盾。王国斌教授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当代的社会治理既有历史继承性也有后来的变化，了解历史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代。历史研究需要跳出西方话语的思维习惯，立足本位，做更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