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学，与改革开放同俦，与科学的春天同步。

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即把教育和科学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1977年他首先主持召开了教育座谈会，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接着于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讲话，其报告的主题就是讲话中的两句话：第一句是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作为演讲的题目，来表达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春天。

正像1977年教育座谈会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一样，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1977年在《现代科学技术》[1]长文中率先提出建立“科学的科学”这门新学科，也意味着即将迎来科学学的春天。正是1978年初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在驻苏使馆工作的韩秉成，依照汉语对学科的语言构词习惯，把“科学的科学”简化为“科学学”，编译了《科学学简介》[2]一文，第一次介绍了苏联科学学的发展情况，首先使用了“科学学”的概念。之后，科学学在我国形成了学术高潮，至今已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

科学学，是科学的自我反思，是探索科学技术活动规律的一门学问。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我国科技事业走向成熟与健康繁荣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为纪念全国科学大会召开40周年，本文简要概述了在科学的春天诞生的科学学40年的发展进程与主要成就。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40年分为四个10年，每10年一个阶段：

1.科学学研究的兴起、学科化与建制化

在中国科学学的第一个10年，是我国科学学初兴阶段。一些科学家迅速转向对科学学的研究。钱学森是中国倡导科学学研究的第一人。作为战略科学家，钱学森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敏锐地觉察到：“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和哲学的联系等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要不要建立这门学问，如果要，就应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也是建设我国科学技术大军的一个项目。”提出办科学学专业，培养科学学人才[1]。

其后，钱学森1978年完成而于1979年在《哲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3]文章，第一次公开使用“科学学”这一学科概念。这是我国首次创立并系统阐释科学学的开篇之作。1979年7月到10月间著名学者于光远、龚育之、王兴成和查汝强均发表短文，参加这场学术研讨[4]。同年10月钱学森应约又撰写了《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的重要文章，刊载于《科研管理》试刊第3-4期上，后经增补在1980年《科研管理》创刊号上正式发表[5]。该文提出了科学学的学科结构由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政治科学学三个分支学科所构成。

这个阶段，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转向对科学学的研究。赵红州从物理学转向科学学研究，他不仅早在1972年独立地发现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现象，而且于1979年发表《试论社会的科学能力》[6]、《关于科学家社会年龄问题的研究》[7]、《论科学发现的采掘模型》[8][9]等一系列科学学理论文章。张碧晖、刘则渊从金属材料学科转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再转向科学学研究，1981年张碧晖和许立言、郑慕琦合作编著了中国第一部科学学专著《科学学概论》，可惜未正式出版；同年刘则渊等发表《世界哲学高潮与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10]。

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科学学名著：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学奠基作《科学的社会功能》(1982)[11]及其发表25周年的纪念文集《科学的科学》(1985)[12]，苏联科学学主要奠基人多勃罗夫(Г.М.Добров)的专著《普通科学学导论》(1984)[13]和拉契科夫(П.А. Рачков)的专著《科学学：问题•结构•原理》(1984)[14]等；我国学者撰著了一批科学学专著或教科书：关西普、季子林、陈士俊、王树恩的《科学学纲要》(1981)[15]，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的《科学学基础》(1983)[16]，田夫、王兴成主编的《科学学教程》(1983)[17]，赵红州的《科学能力学引论》(1984)[18]，杨沛霆等合著的《科学技术论》(1985)[19]和夏禹龙主编的《社会科学学》（1989）[20]，等等。

中国科学学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就是科学学研究的建制化。其主要标志是：《科研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和《科学学研究》三大期刊相继创刊，为科学学组织建设创造了学术基础。全国产生和形成了一支科学学研究队伍与教师队伍，科学学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上海、天津、北京、云南、武汉相继建立了科学学研究机构。在全国举办一系列科学学研讨会的基础上，于1982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任首届理事会理事长。在前一年的全国理论科学学研讨会，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可算找到老家了：谈谈科学学和科研管理》[21]，他把科学学作为自己从事组织管理核弹研制和中科院领导管理工作的“认祖归宗”。“可算找到老家了”已成为科学学界的一句经典名言。事实上，科学学在中国传播与兴起伊始，钱三强就积极热忱地倡导、组织科学学的研究与交流活动。他为中国科学学事业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贡献，永不磨灭[22]。他在任期间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与学位设置。他任研究会理事长期间，同时也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他始终坚持将“科学学”作为一门学科列入《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开始在系统科学中设立“科学学”二级学科，后来在目录调整中，他坚持在理学门类下设立了“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的硕士、博士学位。这使得复旦大学、福州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先后获得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硕士学位。但钱三强去世后，在修订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科学学与科学管理”并入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该一级学科不设二级学科，从此“科学学”在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目录中消失了。我们科学学工作者为没有保住科学学在学科目录中的独立学科地位，让钱三强先生生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深深的遗憾。

2.科学学研究的领域拓展与首倡技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中国科学学的第二个10年。在著名理论家龚育之担任研究会第二届理事长期间，我国科学学理论研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后来我国科学学界把科学学拓展到软科学更广泛的知识空间，科学学一度出现被软科学研究的浪潮所淹没，科学学本身为生存而在曲折中发展。

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科学学工作者在探索科学技术活动的进路中竟然闯入一个全新领域——技术创新。2017年科学学终身成就奖得主吴明瑜，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23]中回忆道：搞科学学的人，首先提出要重视“创新”这个概念。后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立专项支持对“创新”的研究，并以国家科委贾蔚文等几位为主力研究这个项目。

对于科学学首倡技术创新这一重要的史料，有必要详加说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与发明的对应词用的是革新。首先是日文把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中的“innovation”译为“革新”，中文从日文沿习了这一译法。但在中国，特别是在“大跃进”群众运动中革新或技术革新的含义成为技术上的“小改小革”，虽然与“技术革命”划清了界限，却失去了“innovation”本来的经济学含义，即科学发现及发明等知识成果首次在生产应用中实现产业化、商业化过程。鉴于学术上这个误解的现实，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贾蔚文教授，率先提出把当时流行的技术革新正名为技术创新(innovation)。当年我们曾与贾蔚文进行过讨论，由于革新一般被理解为工农群众的“小改小革”，用熊彼特经济理论对创新给予正名很必要，同时又担心创新在中国会引起泛化，因为创新的概念在中通常指“抛弃旧的，创造新的”。贾蔚文坚持认为，得失相比，正名是非常必要的。他发表了有关技术创新的理论和体制改革一系列论文。后来事实证明，“创新”概念不胫而走，得到公众、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同，创新概念也确实泛化了，但同时人们也辨识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本质，不同于“抛弃旧的，创造新的”这个日常所用创新的含义。

技术创新的概念正名，不仅在学术界达成广泛的共识，而且得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进而技术创新从学术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变为国家战略。在自然基金委管理学部(组)的资助下，科学学及技术经济、技术哲学、管理学等相关各学术界，连续10年开展对技术创新的理论、体制、管理、政策和战略各方面的研究，为国家各级政府及部门，为企业技术开发与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基金委持续资助创新研究，常研常新，硕果累累。仅仅收录在《技术创新十年》[24]中的主要总结性文章有：

远德玉，陈昌曙(东北大学)．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与能力研究；

傅家骥(清华大学)．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

贾蔚文等(科技促进中心)．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政策研究；

顾新一，许庆瑞等(浙江大学)．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及其支撑环境；

关士续(哈工大)．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基金委管理学部负责人陈晓田在《技术创新十年》中，总结了技术创新研究的主要贡献：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超出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

——变为国家战略，支撑了国家制定加速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决定，实施国家创新工程；

——培养了一批技术开发与创新研究人才，及创新管理人才；

——在全社会普及了创新观念，推动了行业、企业和地方的技术创新活动。

后来基金委继续支持技术创新研究，乃至进入新世纪以来仍然不断地向创新领域的深度与广度探索，为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到后来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科学学研究的学科复兴与新兴交叉科学探索

1997年中国科学学进入第三个10年，我国科学学奠基人之一的著名学者冯之浚先生任第三届研究会理事长，之后2002年著名科技政策专家方新女士接任新一届研究会理事长。这两届理事会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学科建设。正是1997年大连理工大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方向；2002年首先成功自行设立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得到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复认可。在科学学从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消失五年之后，大工这个全国唯一的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奇迹般地顽强成长起来。

在两届理事会冯之浚理事长、方新理事长的倡导努力下，科学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取得新的进展，科学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在科学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前所未有。特别是开展基于科学学的新兴交叉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就。概括起来，突出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新兴交叉科学的知识经济理论研究方面，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把知识经济的本质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经济，令人耳目一新；科学学界开展和推进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深化和拓展了上个十年技术创新研究成果。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国家创新系统，是上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对日本关于创新政策经验的总结，OECD于1996年加以接纳并进行推广。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刚就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冯之浚，牵头接受科技部委托的软科学研究课题——“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与政策”，组织了罗伟、方新、柳卸林、薛澜、王春法和张永谦等专家，结合中国国情，围绕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为目标，对企业创新主体、市场经济、创新政策和创新文化构成的创新网络系统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建构，提出了政策建议。这项研究产生了学术专著、文献汇编和一系列论文，为后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立了基础[25]。代表作为1999年以课题组负责人冯之浚名义发表的论文：《完善和发展中国国家创新系统》，是课题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与政策”研究报告的缩写稿[26]。

第二，基于科学学的科技政策科学研究方面，由科学学研究会旗帜下的科技政策研究群体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科技政策科学及其科学学基础，都属于新兴的交叉科学领域。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有一句名言：“要想把科研效率略为提高一点点儿，就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之上的科研战略学。”我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吴明瑜先生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中，以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亲历者身份，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政策与科学学的关系，对于“科学学研究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用事实和实例作出了回答；“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可以说，几乎我们科技界每一步重大改革措施，都得到了科学学界理论上的支持。”在科学学这个十年中，方新、柳卸林等在科技政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研究上的成果尤为突出，其代表性论文是：《论科技政策与科技指标》[27]和《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回顾及展望》[28]。

第三，在新兴交叉科学重要领域的循环经济理论与立法方面，是科学学研究会在冯之浚先生任理事长期间起动的一项重大研究工作。2003年和2004年先后发表了《“循环经济”是个大战略》[29]、《论循环经济》[30]两篇重要文章。文章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考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的理论与战略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后来，冯之浚先生在担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对研究和制定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他主持起草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于2008年8月2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获得审议通过。

这里有必要指出，冯之浚先生学识渊博、理论雄厚、视野开扩，涉猎诸多新兴交叉科学领域，但科学学是其开拓新兴研究领域的基点与归宿。他既是我国科学学的一位不倦开创者，又是我国科学学事业的杰出组织家。他在基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科学学核心理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31]。

4. 科学学研究的知识图谱方法与迈向新时代的科学学

中国科学学的第四个10年，科学学研究方法领域，科学计量学和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突飞猛进，成果显著。由大连理工大学于2005年率先在我国引入和命名科学知识图谱及知识可视化方法[32]，在第四个10年中形成异乎寻常的学术浪潮，引起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广泛应用，相关学术论文呈井喷式发展[33]，导致我国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著述了知识图谱的两部学术专著《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34]（2008）和《技术科学前沿图谱与强国战略》[35]（2011），并主编了“知识计量与知识图谱丛书”两辑共10册书。

作为科学计量学最新成果的知识图谱方法，是探测科学研究前沿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是科学技术领域知识管理与宏观决策的辅助工具，并且可以成为科学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科学的有效方式和工具。

我们正处在大数据时代，科学范式正在发生变革。2007年1月，图灵奖得主、关系数据库的鼻祖吉姆·格雷(JimGray)在海上消失。他留下了一份遗产：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该文将人类科学发展分为四种范式：几千年前的科学，以记录和描述自然现象为主，称为“实验科学”，即第一范式，其典型案例如钻木取火；数百年前，科学家们开始利用模型归纳总结过去记录的现象，发展出“理论科学”，即第二范式，其典型案例如牛顿三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相对论等；过去数十年，科学计算机的出现，诞生了“计算科学”，即第三范式，对复杂现象进行模拟仿真，推演出越来越多复杂的现象，其典型案例如模拟核试验、天气预报等。如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出现新的科学研究方式，即数据密集型科学，称为第四范式。

今天，以及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是，随着数据量的高速增长，计算机将不仅仅能做模拟仿真，还能进行分析总结，得到理论。也就是说，过去由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从事的工作，未来可以借助计算机，以人机共生结合的方式来做，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科学研究。这种科学研究的新方式，称为第四范式，也就是数据密集型科学。

大数据时代，各种数据包括科学文献数据和知识呈爆炸式增长，数据和知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导致人们难以选择所需的数据和知识，出现“数据悖论”、“知识悖论”的现象。由于视觉在人类感知外部信息中起绝对主导的作用，图像又是视觉信息的第一要素，知识图谱将混沌的数据、抽象的信息形象地展现出来。因此，知识图谱可以从大数据文献中有效把握关键文献与发现知识，破解“数据悖论”、“知识悖论”；可以成为科学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科学的有效方式和工具，做出基于文献数据的知识发现。这样，借助科学第四范式，人们可以从自然界大数据中的复杂现象背后探测和揭示现象发生的原因，发现未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科学发展规律，一扫以往认为大数据分析只求相关关系不问因果关系的陈旧观念。

从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以来40年，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亦突飞猛进。据统计，2007年至 2017年（截至 2017年10月）2016年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不仅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论文总被引频次亦居世界第二位，超越德英仅次于美国。那么中国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40年的状况如何呢？由侯海燕领衔的作者做了有关中国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的国际影响力的两项研究，表明1978-2017年中国科学学研究国际排名不断上升，目前发文量排第3，总被引频次居第7位，进入全球高产高被引的领先国家阵列[36]；1978-2017年中国科学计量学研究发文量与影响力国际排名均在稳步提升，近5年发文量居世界第1，总被引数次排第3位，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国家[37]。这不仅彰显出中国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正迈入新时代，而且预示出中华民族的科技强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5.结语：科学学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

日前发生了具有指标意义的学术事件，关于科学学的两篇国际论文先后发表：

2017年10月，《复杂系统视野下的科学学》(Thescience of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长篇综述[38]，被物理学权威综述期刊《Physics Reports》接收并在线发表。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波士顿大学和中科院，第一作者为北师大年轻的副教授曾安。综述文章从复杂系统角度梳理了近些年科学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了实证研究、网络分析、机制模型、排序、预测等方面内容。最后，本综述还指出了现有科学学领域的急待解决的若干挑战性问题，以吸引更多研究者投身于科学学的探索中。

2018年3月2日，《Science》杂志刊发了Santo Fortunato等人的长篇评述论文《科学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即科学学）[39]。作者共14人，是一个跨国跨校的研究群体，其中国际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重镇——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居主导地位。这篇文章评述了科学学研究的若干主题：科学的网络结构(合作网络、知识扩散网络)；研究选题(选风险大的创新型研究，还是选更高产的保守型研究)；创新(论文与专利的创新，跨学科研究的创新)；职业动态(职业发展中基金资助、任期考核、性别差异、跳槽等)；团队研究 (团队规模大小对被引次数和创新的影响)；引文动态(引文测度、引文分布规律)。

两篇科学学国际论文的共性特征是，作者们敏感地把握住当代科学本身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方向。

科学无论是作者(科研主体)、项目(反映科研实体)、论文(即科研成果)等，都在发生巨变；

科学大数据及其关联的网络化(合作网络、引文网络)、复杂化（网络结构、非线性、跨尺度）、数字化(不仅文本，而且实体可数字模拟)，因而从研究对象、方法、工具都前所未有；

两文作者都意识到科学计量学必须反馈到科学学的理论根基上重新认识科学发展的规律，才能继续前进。

这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必须坚守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的范式，与反科学、伪科学的后现代科学思潮划清界限。

两篇文章只反映了科学和科学学迈向新时代的潮头浪花！令人欣喜的是，一班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跨地区跨院校的年轻学术团队“林墨”，学术嗅觉非常敏锐，他们意识到两篇科学学综述接连发表并非巧合，或许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科学学的又一个春天正在到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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