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一七二四至一八〇五）一生平步青云，晚年更是身居高位，总体上仕途极为顺利，唯一的困蹶是中年时曾因罪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多时间。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二月，四十八岁的纪晓岚得以捐赎回籍“治装东归”，在巴里坤、哈密之间，因行途漫漫，“昼长多暇”，而作《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同年六月回到京师。此后自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到嘉庆三年（一七九八），陆续写成“滦阳消夏录”等各组笔记文章，后被学生盛时彦集成《阅微草堂笔记》，传播广远，流誉千秋。
与许多因各种缘由来到新疆的文人一样，纪晓岚也留下了不少记录新疆的文字。不同的是，纪晓岚更倾力关注新疆的风土人情、物产民俗，通过笔记体（《阅微草堂笔记》九十余则）、诗体和诗注体（《乌鲁木齐杂诗》）等不同形式，以自身的亲历亲闻为依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民间文化的生动材料，与其他过于严肃、简略的文字颇为不同。
在从纪晓岚遗存各种文字中考订出他最可能亲身到过的新疆地点之后，二〇一六年八月，我带队进行了一次“重走纪晓岚新疆之路”的考察活动，具体按照“乌鲁木齐市—昌吉—阜康—吉木萨尔—巴里坤—哈密—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市”这样一条环形线路，差不多将以博格达为主峰的东天山绕了一圈，一路上批寻比证，虽不免有发思古之幽情的趣味，究竟还是追求以纪晓岚的文字作为两个半世纪前的一个社会截面，在古今对照中体会世道之演进，尤其是其中民俗风情的承续与更迭。
全程下来，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触是，纪晓岚所记录的社会情状，主要只是中央政府对乌鲁木齐一带的开发过程，是满汉文化在北疆的拓殖史。至于这一地区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在他笔下并不多见；即有，也主要是他们与满汉之人的交往行事。
当然，我们无权苛求纪晓岚要有多民族的眼光，毕竟，他只是为中央政府戴罪服务的一个废员，在他的文字中，维护和歌颂朝廷的语句俯拾皆是，正如他在《乌鲁木齐杂诗·序》中所说：“歌咏休明，乃其旧职。”翻看《纪晓岚文集》，充斥其间的都是歌功颂德、玩赏祝寿之类的诗词歌赋，词臣本职，原也无可厚非。只是有时候，歌咏得过分起来，不免就有些肉麻了。《阅微草堂笔记》第十四卷“槐西杂志（四）”中记载一个叫“小李陵”的清军老兵在不幸落入准噶尔人手中后的一段奇异见闻：
言在准噶尔转鬻数主，皆司牧羊。大兵将至前一岁八月中旬，夜栖山谷，望见沙碛有火光。西域诸部，每互相钞掠，疑为劫盗。登冈眺望，乃见一巨人，长丈许，衣冠华整，侍从秉炬前导，约七八十人。俄列队分立，巨人端拱向东拜，意甚虔肃，知为山灵。时适准噶尔乱，已微闻阿睦尔撒纳款塞请兵事，窃意或此地当内属，故鬼神预东向耶？既而果然。时尚不知八月中旬为圣节，归正后乃悟天声震叠，为遥祝万寿云。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许多新疆地区出现的山野巨人巨兽，一般都被视为怪物或野人，此处却确信为山神，无非因其“衣冠华整”罢了。然而从其向东肃拜，便能知晓是准噶尔之地将“内属”的预兆，后来更是附会到乾隆皇帝八月中旬的圣诞之上，虽然通篇是“小李陵”的口吻，却分明见出纪晓岚的谀圣之心。事实上，纪晓岚离开新疆回到京师之后，当年十月在密云迎接銮驾，正是凭着一首以“醲化开三古，元功被八纮。圣朝能格远，绝域尽输诚”开头的《御试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诗》而得到乾隆帝欢心，获赏了翰林院编修之职。
但从另一方面说，彼时朝廷就代表国家，纪晓岚引用柳宗元的话说：“思报国恩，惟有文章。”所以，我们更愿意用国家意识来总括其根基立场，这对于当时的西域开发和保障，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故而在神仙鬼怪的题材里，纪晓岚也一样渗入浓厚的国家意识。
政统之外，纪晓岚还有更强烈的道统意识。他与大多数清代文人一样，具有发自内心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些诉求更适合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开宗明义地说：“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这正是古代“小说”文体自始至终的基本理念。所以，在他的笔下，事无巨细，大多负载着主流的道德观，具有鲜明的教化训诫功能。其中一些在今人看来不免迂腐，比如“如是我闻（三）”中的一则：
有额鲁特女，为乌鲁木齐民间妇，数年而寡。妇故有姿首，媒妁日叩其门。妇谢曰：“嫁则必嫁，然夫死无子，翁已老，我去将谁依？请待养翁事毕，然后议。”有欲入赘其家代养其翁者，妇又谢曰：“男子性情不可必，万一与翁不相安，悔且无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翁温饱安乐，竟胜于有子时。越六七年，翁以寿终。营葬毕，始痛哭别墓，易采服升车去。
论者惜其不贞，而不能不谓之孝。内阁学士永公时镇其地，闻之叹曰：“此所谓质美而未学。”
这则故事中主人公一句“嫁则必嫁”，真是掷地有声，说明她自苦其身，侍养翁公以尽天年，完全出于额鲁特人的淳良天性，毫无满汉民族礼教驯化的扭曲造作，真可谓有情有义、感性与责任兼顾之模范，有非常人可及的意志和操守，却被永学士等论者惜为“不贞”，叹为“质美而未学”。在我看来，唯其“未学”，才闪耀出如此绚烂的人性之光。一旦“学”了满汉正统名教思想，“贞”则贞矣，亦不过在浩如繁星的“列女传”中多添一个“某氏妇”的名目罢了。
纪晓岚对于昌吉遣犯事变的态度，最能体现其在政统、道统和民间关怀方面的纠葛和价值取向。
昌吉是屯田之人聚集之地，其中很多是内地遣犯。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中秋夜，遣犯暴动，杀官长夺兵械，连夜攻占昌吉城，紧接着又欲攻打乌鲁木齐，被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领兵在红山嘴要隘击溃。这是整个清代在新疆地区唯一的一次遣犯暴动事件。乾隆皇帝闻讯震怒，《清实录》中载有该年九月多道谕旨，严令“其起意倡首之贼，亦凌迟处死，余俱立斩枭示。贼匪家属，着赏此次出力兵丁等为奴。幼丁十岁以上，俱着正法”。逃逸者务须严捕，大臣因追捕不力而遭降职者不在少数。
纪晓岚正是在这一年份获罪流放新疆的，因而到达新疆后，对此次事变所闻甚多，《阅微草堂笔记》中至少有八条相关记录。他的基本态度当然与政府保持一致，对事变中表现果断的大学士温福、守备刘德、通判赫尔喜多有赞扬，但对激变之遣犯在很多地方也流露出某种同情的心态。比如事发原因，一般认定完全是遣犯违法作乱，但纪晓岚根据传闻对当时情景进行了想象复原（“滦阳续录（二）”）：
戊子昌吉之乱，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屯官醉后逼诸流妇使唱歌，遂顷刻激变，戕杀屯官，劫军装库，据其城。
可见是屯官恣肆妄为才激起遣犯变乱的。而对事变之后的惩处过程，纪晓岚还记录了一件官长乘乱劫色、后遭报应的故事（“如是我闻（四）”），这些都从侧面表达了他认为遣犯尚可怜悯的隐衷。当然，这份心思也不值得被过分拔高，它只是体现了士大夫民胞物与、体恤下情的一点传统罢了，总体上纪晓岚仍是站在正统立场（既是必然，也是必须），即便对于民间怨气所聚之异象，他的态度也很强硬。《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三）”记载，昌吉事变后，被俘“逆党”被集体杀戮于乌鲁木齐城西树林里，结果该树林中老有“黑气数团，往来倏忽，夜行者遇之辄迷”，毕竟，按《乌鲁木齐政略·遣犯》所说：“昌吉作乱正法二百四十七名。”诛杀了这么多人，且作乱家属十岁以上男丁也全要被杀，这里面该有多少枉死冤魂！但纪晓岚认为那“数团黑气”乃“凶悖之魄，聚为妖厉，犹蛇虺虽死，余毒尚染于草木，不足怪也”，终以阴阳相克原理，“遣数军士于月夜伏铳击之，应手散灭”了事。
然而我们这次在昌吉回访时，却意外发现当地一些学人，通过民间走访采集到了不同的口述历史，说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从关内发配来一批回族携眷“遣犯”，被安置到昌吉县南三工庄和屯田破堡，过着极其痛苦屈辱的生活。乾隆三十三年中秋节的事变主体，就是三工庄的回民遣犯，事变之后的惩罚也波及屯田破堡的回民，他们十岁以上的男丁都被杀光了，十岁以下的孩子，被官府作价卖给了当地汉人。这些世居昌吉市的回族口述者就是其后代，他们按照祖上遗嘱，每年到尔地上（古尔邦和肉孜节）必须在老坟上（市兽医站北边）做个“都瓦”（祈祷），因为那些罹难者没有后人了，这一传统直到一九五八年合作化运动后才停止。虽然据学院派专家考证，昌吉事变的遣犯应是汉人而非回民，这些口述的回民祖先应是清同光时期才被安置在此的遣犯，但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样惨痛的历史记忆并赋予强烈的真实性诉求呢？它至少说明昌吉遣犯事变并非泥牛入海地消泯于茫茫时空之中，而是通过“历史的误植”，成为当今本地回民传达某种意义和身份的集体记忆，其基本立场和感情倾向，确有让人同情和崇敬之一面价值。据说现在昌吉市大西渠一带还有一支许姓是事变后回民的后裔，当地文化人计划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追踪与考察。
由此回看纪晓岚的态度，其间巨大的情感差距如在目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考察过程中另外一个意外现象：原先我们以为像纪晓岚这样风趣多智的文人，一定会在新疆留下丰富的传说。但实地调查发现，当地群众大多对纪晓岚不甚了了。我们采集到的一些传说，要么是比较常见的对对子之类文字游戏（讲述者通常较有文化），要么是根据纪晓岚文字改编的想象情景，更有为了宣扬地方文化而最近创编的一些传奇故事，它们显然大多出自地方文人之手。真正具有地方特色和民间讲述风格的传说寥寥无几，随机问人也大多不知道纪晓岚与新疆有什么关系。这或许可以说明，纪晓岚虽然记录了不少新疆风土人情，却与真实的民间相隔甚远、异其旨趣，难怪新疆广大民众并不怎么记得他了。
张爱玲在《谈看书》一文中对《阅微草堂笔记》有一段评论：“譬如小时候爱看《聊斋》，连学它的《夜雨秋灯录》等，都看过好几遍，包括《阅微草堂笔记》，尽管《阅微草堂》的冬烘头脑令人发指。多年不见之后，《聊斋》觉得比较纤巧单薄，不想再看，纯粹记录见闻的《阅微草堂》却看出许多好处来，里面典型十八世纪的道德观，也归之于社会学，本身也有兴趣。纪昀是太平盛世的高官显宦，自然没有《聊斋》的社会意识，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异代的读者感到震动。”这里面有张爱玲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评判标准的变化。从笔法来说，笔记体本自比传奇体要多一些“纯粹”的淡定从容。从价值观上看，或许该有两种尺度：一是善恶的绝对标准，那么，纪晓岚的“冬烘头脑”，依然“令人发指”，不因世易时移而稍减；二是“理解之同情”，便是所谓“归之于社会学”的意义。事实上，纪晓岚不是思想家，他只是清代文人的一个代表，他的政统和道统观念，正可被看作其时主流道德观的标本。何况，整体上看，他性格清通平旷，尚非整日介空谈心性标榜门户的理学家模样，在他的笔下，在国家意识和道德责任的缝隙间，有时还能闪现出一些人性的光芒，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二）”就记载了一则非常感人的事迹：
昌吉遣犯彭杞，一女年十七，与其妻皆病瘵。妻先殁，女亦垂尽。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顾女，乃弃置林中，听其生死。呻吟凄楚，见者心恻。同遣者杨熺语彭曰：“君太残忍，世宁有是事！我愿舁归疗治，死则我葬，生则为我妻。”彭曰：“大善。”即书券付之。越半载，竟不起。临殁，语杨曰：“蒙君高义，感沁心脾。缘伉俪之盟，老亲慷诺，故饮食寝处，不畏嫌疑；搔仰抚摩，都无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荐枕衾，实多愧负。若殁而无鬼，夫复何言；若魂魄有知，当必有以奉报。”呜咽而终。杨涕泣葬之。葬后，夜夜梦女来，狎昵欢好，一若生人；醒则无所睹。夜中呼之，终不出；才一交睫，即弛服横陈矣。往来既久，梦中亦知是梦。诘以不肯现形之由，曰：“吾闻诸鬼矣：人阳而鬼阴，以阴侵阳，必为人害。惟睡则敛阳而入阴，可以与鬼相见，神虽遇而形不接，乃无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归之后，不知其究竟如何。
夫卢充金碗，于古尝闻，宋玉瑶姬，偶然一见。至于日日相觌，皆在梦中，则载籍之所希睹也。
此则故事，从生到死、从鬼到梦，即便在最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遣犯生涯），依然还有人心中最后的温存。“世宁有是事”，“吾闻诸鬼矣”，一个铮铮高义，一个款款柔情，天然一联流水对，合当用黄金铸字，凿嵌在人鬼相隔的黑漆大门上，于一塌糊涂的泥潭中现出无量无上之大光明。纪晓岚对此也终于不能在道德方面略置一词，我愿意相信他是被感动了。
此外，纪晓岚的博闻强识、尚古考据等等，也都体现了清代文人的一时风尚。他当然不是现代科学家或民俗学家，他更愿意将所见所闻与古人记载相对照，从而获得与古人穿越时空的晤对，其趣味性远大于科学性。何况，在这些基本素质之下，整个西域的民情风土，都让他大开眼界，而他又不像林则徐那样有强烈的济世之心和才能，他只是一个文人，更愿意承接小说和竹枝词的文体理念而“眼光向下”，留下了如许丰富的社会民俗材料，让我们倍感亲近和崇敬。事实上，《阅微草堂笔记》也好，《乌鲁木齐杂诗》也好，如今读来最有兴味的，常常是那些奇异的草木碑石、花妖狐怪、神灵鬼魅，只要不涉及太多的道德训诫，即便是违背科学的博物考据，也让人因会心而粲然，这才是纪晓岚文采笔法的高明之处。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阅微草堂笔记》：“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可谓中肯。便在其关于新疆的文字中，依然如此。像众多学者喜爱举例的关于“红柳娃”的记载，自是“天趣盎然”不可多得；至如一般笔记，也果然多有“雍容淡雅”之风，谨录一则示例：
乌鲁木齐关帝祠有马，市贾所施以供神者也。尝自啮草山林中，不归皂枥。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门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来亦不失期。祭毕，仍莫知所往。余谓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说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实见其由雪碛缓步而来，弭耳竟立祠门外。雪中绝无人迹，是亦奇矣。
在我看来，至少就《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新疆部分而言，这样“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的小品风格，主要得力于所见所闻本身的妙趣。即如上例，林则徐在谪戍新疆的途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据其著《荷戈纪程》说，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阴历九月十八日，他走到即将入疆的星星峡：
此地间于山峡，阴气森然，居民仅九家。闻峡之西有魑魅，自建关帝庙，邪魔渐遁。过客多于庙中留香火资，有舍两马于庙者，遂为神马。一往各山觅食，朔望一至庙，旋又不知所往。一每日自赴村店，有过客喂马，即与同槽食，饱且自去。今往来仆御咸知之，见马来食，遂喜以为神佑云。
纪晓岚为所见，林则徐为所闻，事既相类，神韵潜通，而林则徐所记那匹不请自来同槽而食饱且自去的神马，更是自带“天趣”，不劳文思。只是这般“天趣”，也须得有发现“天趣”的眼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