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小说和博物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二〇一八年的第一个月还没过完，天气还滞留在隆冬。我来到伊斯坦布尔，住在面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旅店里。深夜听到海峡吹来的凄厉的风声，让我想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书中常提到的一个字：“呼愁”（hüzün）。
呜咽的风声不仅愁人，更带着不祥的预兆。新闻报道着令人忧心的消息：土耳其在一月二十日发动代号“橄榄枝”的军事行动，空袭邻国叙利亚西北部阿夫林地区数十次，企图驱赶库尔德民兵；土国的地面部队在二十一日越界进入叙利亚，二十二日炮击多个库尔德民兵目标……山雨欲来，烽烟四起，我和旅伴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提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好在我最想要看的地方都已经看了。与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同名的“纯真博物馆”（Museum of Innocence）不仅去过了，而且去了两次。
“纯真博物馆”是一本小说，同时也是一间坐落在伊斯坦布尔城里的私人小型博物馆——不要小看这个貌不惊人、名气不大的小博物馆，它可是二〇一四年全欧洲博物馆年度奖的得主。
并行的虚构小说和真实的博物馆——虚构的人物、真实的事物，竟然用同一个名字指涉叙说同一个故事，还有比这更听似不可能而又耐人寻味的结合吗？虚以实之，实以虚之；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假作真时真亦假”，但反之亦如是：真作假时——真实的历史、情景、记忆和情感，写成虚构故事描述得引人入胜，再回过头来用实体对象历历陈列，则假亦成真了。
在书写成长年代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之外，帕慕克意犹未尽，以一本虚构的爱情小说里提到的实质物品：书中人的私人收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当时社会的富裕和平民阶层的饮食、娱乐、报纸等种种实体对象，来呈现、凝固一个作者和一座城市的记忆。
小说和博物馆并行的念头，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现在帕慕克的脑海了。小说《纯真博物馆》在二〇〇八年出版，同名的博物馆却直到二〇一二年才开张，但并不表示书写早于博物馆的筹建。帕慕克说：“在写小说《纯真博物馆》时，我想着博物馆；在建造博物馆时。我想着小说。”
实际上，帕慕克是同时开始构思小说和博物馆的，而且也在小说中不断“预告”着博物馆的出现。故事的开始颇有言情小说的味道：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西化家庭的少爷凯末尔（正巧与土耳其的“国父”同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爱上了一个家境寒微的远房表妹芙颂。当时他已经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女订婚了，却妄想脚踏两船享齐人之福，直到芙颂愤而离去嫁人，凯末尔才意识到他对芙颂的爱有多深，以及他犯下的大错：在那个年代的土耳其（甚至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他轻率地获取少女的贞操却不明媒正娶，等于是毁了她的一生。之后漫长的九年里，凯末尔不求回报地苦苦追求、陪伴芙颂，百般讨她欢心；而她多半冷淡以对，偶尔假以辞色，凯末尔就会欣喜不已。许多个夜晚，他下班后就去芙颂家陪她和家人吃饭、看电视，有时陪她（和她丈夫）坐咖啡馆、看电影、逛街，甚至砸钱给她丈夫成立电影公司；同时悄悄收藏心上人曾经碰触过的东西，聊作慰藉。他收集了她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件——耳环、小摆设、盐瓶、钥匙、洋装、玩具，甚至她吸过的烟蒂……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东西背后都有故事，都牵绊着他与芙颂共度的点点滴滴时光。最后芙颂永远离开了，凯末尔便把芙颂的旧居买下来，设立了一间博物馆，把这些上千件的纪念品陈列出来，自己住在顶楼“睹物思人”，陪伴这些对象和记忆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一桩以轻率交欢开始的情事，竟然以一座丰碑结束，不能不说是一则少见的传奇故事。
在现实世界里，帕慕克早在一九九八年就买下了他第一件最重要的收藏品：伊斯坦布尔城里库库尔库马区一间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房子，后来就化身成为书中芙颂的旧居和这座博物馆。接着他开始搜寻那些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在那段年代（主要是七八十年代，但仍可以上溯六十年代、下达世纪末）生活中会用到的东西：陶瓷和玻璃器皿、厨房用具、客厅的小摆设、酒瓶、钥匙、时钟、香烟盒、首饰、日常景象的相片；后来还加入他自己家族的纪念品、老照片、剪报，甚至无中生有但完全可以乱真的品牌手袋和饮料、证件、广告片……他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在跳蚤市场、二手书店搜罗旧货，在亲友家中翻找旧药盒、烟灰缸、清真寺相片、身份证和护照相片。这时，他意识到为一座博物馆搜集工艺品，和为一部小说收集素材，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他说：“或许小说和博物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里，他用了大量的这个城市的老照片，多半是他的朋友、摄影家古勒的作品，有当代的，也有珍贵的旧时影像，其中许多张也展示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帕慕克喜欢这些老照片，不仅因为那是他的童年记忆、他的乡愁，而且图片本身都非常美——美好地保存了这个城市已经或者即将失去的面貌。我发现收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中帕慕克自己和家人的一些陈年照片，竟然也出现在博物馆的收藏里，不过这并不会破坏展品的“虚构性”，因为帕慕克本人也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份是凯末尔的朋友，凯末尔为他口述了这个爱情悲剧，由他在凯末尔死后书写出来。
“纯真博物馆”坐落在一条方块石砌的小街上，连地下室共有五层楼。第一层是入口、导览和整面墙的烟蒂（四千二百一十三枚芙颂在九年里吸过的香烟，很多上面留有她的口红痕印）；第二、三层是对应书中每一章内容的八十个大大小小的陈列橱窗。顶楼第四层是主角凯末尔的卧室；而墙上的橱窗里则放着真实世界中这本小说各种文字（近四十种）的版本、小说手稿、作者亲绘的橱窗设计蓝图等等。地下层是出售纪念品和相关书籍的小店，兼卖咖啡。有讲解耳机出租，帕慕克也担任讲员，可以听到他录下的声音。
像多半的博物馆一样，这里也需要买票入场，但出示“纯真博物馆”这本书的访客免费。书里印有一张入场券，售票员会在那上面盖个纪念章。可惜我的是电子书，可以免费入场但无法盖章。
明明是一个虚构的而且有些俗套的爱情故事，写得煞有其事不说——这是好小说该具备的条件——还在书里处处点出提醒这件或那件东西都已经收集起来存放在博物馆了，不时催眠似的暗示着读者：确有其人、真有其事。我读小说时常提醒自己不要“上当”，到了伊斯坦布尔，同行的旅伴笑我专程寻访博物馆就表示我“上当”了。其实我很清楚：划清虚构和真实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我对照阅读虚构小说《纯真博物馆》和非虚构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将二者交相验证，我感受到了帕慕克真正想要表达和保存的是什么。凯末尔和芙颂是否真有其人或原型是谁已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通过那条虚构的故事线，串联出的这些作为记忆载体的实物，去认识一座城市的历史，一段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一个作者关于他深爱的城市的记忆。这些，才是最重要、最真实的。
两度造访“纯真博物馆”，第一次跟几个友人一道，不免分心也稍嫌匆促；第二次有了心理准备，慢慢地，一个章节、一个橱窗地细看，而且仔细聆听帕慕克的解说，或者听他念一段相关的内文，身历其境的感觉就更强烈了。“博物馆”没有窗户，感受不到外面的真实时间，更容易走进橱窗里的另外一个世界。耳机里的背景音效是时钟的嘀嗒声，墙上印着有关于“时间”的语句；从透天的四楼旋回楼梯空间直看下去，可以看到最底层的地板上画着象征 “时间”的漩涡形图案——时间无所不在：爱情、死亡、记忆、追悔，时间诞生一切也摧毁一切。一千五百九十三个夜晚，痴爱着芙颂的凯末尔逗留在她家里，伊人可望却不可及，但只要能在她身畔目睹她的一颦一笑，也感受到深深的快乐；而在永远失去她之后，他必须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快乐串联起来、保留下来；他认为点滴的时光串联成线就是时间，而这些橱窗和里面的每一样与记忆有关的对象，就是时间的凝固、快乐的保存。唯有如此，凯末尔才能在没有芙颂的世界里孤单地活下去。
是巧合还是有意？芙颂的名字Füsun和“呼愁”hüzün——土耳其语的“忧伤”，念起来非常相近，至少是押韵的。“呼愁”原指一种心灵深处的失落感；帕慕克更进一步以深沉的历史感诠释这个字：“呼愁”是他自小就感受到的那份在鄂图曼帝国消亡之后，伊斯坦布尔这个古老城市的美丽与哀愁。曾经叱咤欧亚大陆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到了二十世纪初变成负伤垂死的冬之狮，几乎被几个新兴大国大卸八块残酷瓜分，幸而他们的民族英雄凯末尔将军，以超凡的军事和外交力量，保存了现在土耳其这块土地，成立共和国，免于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所以但凡我们接触到的土耳其友人，提到“阿塔图克”（对凯末尔将军的尊称，意为“土耳其的国父”）无不充满由衷的敬意；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女性朋友们，都说若不是阿塔图克的政教分离远见，今天的她们怎能抛头露面、享有追逐梦想的自由？但是眼看包裹严实、蒙面只露一条眼缝的身影日益增多，她们对难以预知的未来有着忧思和不安。
我住在历史悠久的伊斯坦布尔希尔顿酒店，恰巧也是小说里重要的场景之——凯末尔豪华的订婚宴在这里举行；他与芙颂梦寐以求但永远无法实现的婚礼，原本也计划在这里举行的。这里离帕慕克的旧居（帕慕克家族的公寓，以及隔壁那间小说里男女主角的“爱巢”）不远，走路十几分钟就到。我也到那条街上漫步，找到他在书中提到的公寓；还在街对面一家小餐馆的路边座吃了简单的午餐，喝了一杯土耳其红茶……那一带是新城区，也是高级住宅区，地势和房价都高；而“纯真博物馆”，也就是小说女主角芙颂的家，位于偏西南角库库尔库马区，地势低下，道路狭小曲折，崎岖不平。男女主角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距可以实地感受体会。（不过无论在哪一区，散布全城的三千多座清真寺，都是一天五次、没有差别的以高分贝喇叭召唤祷告。）
作为一个对历史和社会课题敏感的作者，帕慕克用小说点出了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土耳其社会的贫富不均，政变频仍，以及男女的不平等、对女性片面要求“守贞”的种种现象。小说主角富家少爷、花花公子凯末尔，一开始对美貌的小家碧玉芙颂并不认真，但在芙颂离他而去时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才开始漫长的忏悔赎罪之路，以至于放弃一切，甚至穷其一生，苦苦追寻这份情爱，悉心保存爱人的记忆。他长久的执著与深沉的哀愁，到后来已经远远超过一般言情小说的分量；当“博物馆”的意念出现时，我们知道，凯末尔——不，帕慕克，要呈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故事，一段文字，一对情人；而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为一个已经形成和将要形成的流逝时光和废墟造像。
在现实世界里，帕慕克是如此深爱着他的伊斯坦布尔，而这个城市的记忆正在随着时间逐渐消逝。痴心的帕慕克，犹如痴情的凯末尔，用他那般有力的文字描述犹嫌不足、犹恐不够，还建立了一个与抽象的文字完全不同的实体展示，因而同时孕育了博物馆的大胆构想。然而当博物馆于二〇一二年开馆后，帕慕克意犹未尽，意识到还需要一份目录，来阐释这些他殚精竭虑打造的玻璃展柜和展品，因此他又创作并出版了《纯真物体》（The Innocence of Objects）一书。可是故事还没完呢：最后还加上了活动影像（电影）的另一种视觉补充——二〇一六年又出现了第四件“纯真”作品，那就是英国导演格兰特·吉（Grant Gee）导演的纪录片《纯真记忆》（Innocence of Memories）。电影的旁白叙述者是小说里另一个虚构人物：芙颂的芳邻、闺蜜埃拉；帕慕克安排她离开伊斯坦布尔十二年之后回来，回到和芙颂一家合租的老房子，发现已经变成博物馆，而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的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外人”角色担任了时光流逝的见证者。
对社会和历史的反思也为帕慕克带来麻烦。二〇〇二年他出版了一本深富争议性的小说《雪》，涉及他多年来不断敦促土耳其政府和人民反思奥斯曼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历史，以及土耳其对少数民族如库尔德族的镇压，以致遭受到来自国内各方面的攻击和威胁，甚至被告上法庭，险些有坐牢之虞，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都消弭不了极端势力对他的仇视。二〇一六年的流血政变，更使得安卡拉政府加强了对各个方面——包括文化、学术和舆论——借“反恐”之名的钳制。
就在建起博物馆的同时，帕慕克开始动笔写一部描述城市底层的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A Strangeness in My Mind）——许多个晚上，他漫步在城市中心相对贫困的小区，进而查访体会那里靠体力干活的外来人口，写出了一个早年从外地来到伊斯坦布尔辛勤地生活、工作，每晚挑着担子在街头卖传统饮料“卜茶”（boza）的小贩。因为这个人物，我也特地去尝了“卜茶”：一种用麦子发酵酿制的浓郁微甜的饮品，可惜不是跟街头小贩买的——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小贩了，而是在伊斯坦布尔亚洲那边的农渔市场，一间有两百年历史的茶点铺子里，舒舒服服坐着喝的。在啜饮着这杯很可能即将随着“现代化”而消逝的传统饮品时，我忽然领悟：这整个城市，也是一座博物馆——记忆的博物馆，就像“纯真博物馆”那样。
帕慕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让我想到我喜爱的城市也无一不在消逝中，以致我依附其中的记忆亦将随之陨落：“当我们遇到某件美丽或有趣的东西时，有多少是因为城市本身，有多少是因为我们的乡愁？如果没有记忆的辅助，一座城市的美丽和有趣是否会有所减损？当高楼、桥梁、广场都被夷为平地时，我们的记忆是否随之陨落？”
是的，当城市的历史地标一一被夷平，被“现代化”的庞然大物取代，这个城市将怎样维护她纯真年代的记忆，将怎样讲述她的历史、她的故事？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是最单调无趣的城市，与沙漠无异；一个漠视甚至主动摧毁珍贵的历史遗产的城市，是最可悲的自愿失忆症患者。
当我乘坐的飞机从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起飞升空，俯视这座世间独一无二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城市，我的心中浮现那些遥远的、寄托了我的私密记忆的城市，以及那座承载了我的身世、情感、家国和忧思的一切记忆的无形的博物馆……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的，那座纯真年代的博物馆。
（二〇一八年一月写于美国加州斯坦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