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海中西书局影印出版了三部马可·波罗研究的奠基和经典之作：玉尔、考狄《马可·波罗之书》，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伯希和《马可·波罗注》。这三部英文著作，学术价值极高，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成书以来，一直是中西交通史、元史的必读书目。遗憾的是，国内收藏这三部书的图书馆屈指可数，长久以来很多学者都是辗转复印才得以利用。中西书局的影印本，想必会为国内学者提供很大方便。这次的三部影印本，书前各有荣新江先生的一篇序，介绍了它们各自的最初成书过程和学术价值，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三部经典的学术地位。这里我再补充介绍它们成书的学术背景，以及这三部书相互之间的关联。
欧洲旅人的东方情结
玉尔、考狄、慕阿德、伯希和四人都有在东方生活的经历。对于旅居东方的感同身受，大概是他们关注马可·波罗的内在动机之一。
四人中最年长的一位是英国东方学家玉尔（又译裕尔、玉耳，Henry Yule，1820-1889）青年从军，在南亚任军官二十多年。玉尔退伍后返回欧洲专心著述，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术职位，所以在著作上署名亨利·玉尔上校。玉尔《马可·波罗之书》初版于1871年，1875年修订再版。1903年出版的定本，经法国汉学家考狄（又译考迪埃，汉名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补证。考狄生于美国，在英国接受教育，年轻时曾旅居中国上海数年，回到法国后，成为法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一手创办了著名汉学期刊《通报》。
英国人慕阿德（又译穆尔、穆勒，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出生于杭州。他一生中常常回忆起童年在杭州无忧无虑的时光。这也是他研究马可·波罗的一大渊源。慕阿德与伯希和合作的译注项目中，慕阿德负责文本校订与翻译，伯希和负责注释。但有少数几条注释交给了慕阿德，其中就包括“行在（杭州）”这条长注。1957年，慕阿德将“行在”、“襄阳”、“刺杀阿合马”等六条注释结集为一本小书，题为《行在——及其他马可·波罗注》，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后附有4页的《马可·波罗寰宇记》勘误表，这是读《马可·波罗寰宇记》时不应忽略的。这本小书出版当年，慕阿德去世，他的人生始于杭州，止于《行在》。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20世纪学术大师，在汉学、内陆亚洲等领域造诣精深，涉猎广博，曾多次到中国，已为世人所周知。
如果说玉尔、考狄《马可·波罗之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东方学和法国汉学合作的最高成就，那么20世纪英法学者再次合作的卓越成果就是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以及伯希和《马可·波罗注》二书。这两次合作，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考狄一度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工作。玉尔与考狄有交谊。考狄是伯希和的老师。1920年开始，伯希和协助考狄主编《通报》，考狄去世后接任主编。慕阿德从1910年代开始就经常在《通报》发表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构成了他那本小书《行在》的基础。据同时代人回忆，伯希和性格高傲，一向睥睨众生，却对慕阿德怀有敬意和友情。
慕阿德的本职工作在教会，1909年从中国回到英国之后，他住在剑桥的特兰平顿，业余从事汉学研究。1933年，剑桥大学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退休，60岁的慕阿德接任其教席。五年后，慕阿德退休，伯希和、胡适曾推荐陈寅恪到剑桥继任，但没有成功。慕阿德在剑桥大学任职期间最重要的成绩就是《马可·波罗寰宇记》。
玉尔的足迹仅仅在于印度、孟加拉，对于亚洲内陆和中国怀有东方主义的想象。他的马可·波罗注中，下意识展现出一个神秘、落后的东方世界（参朱丽双《从文化误解到东方主义：亨利·裕尔及其〈马可波罗之书〉》，《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其后的这三位学者旅居中国日久，对中国了解日益深入。考狄旅居中国数年，汉语水平尚为有限。而对于慕阿德而言，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父辈便已熟练掌握汉语，叔叔慕雅德（Arthur Evens Moule）曾用杭州方言翻译《圣经》。伯希和多次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敦煌、新疆等地，对这片土地有切身的感受，与中国官员、学人多有交往。伯希和侧重名物考证，旁征博引多种语言文献，从研究方法上最大程度降低了主观性。从玉尔、考狄到慕阿德、伯希和的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客观，反映了认知的加深和学术的进步。
寻找珍本
慕阿德、伯希和合作的契机和关键，在于一部珍稀抄本，以及两位人物：意大利学者贝内代托（Luigi Foscolo Benedetto，1886-1966）、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
贝内代托，又译贝内带托、拜内戴托，生于意大利都灵，大半生在佛罗伦萨大学任教，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搜集与整理有重要贡献。《马可·波罗行纪》版本众多。19世纪后期，玉尔从印度退伍返回欧洲不久，为了让妻子养病而举家迁居意大利西西里。玉尔撰著《马可·波罗之书》，利用了意大利的丰富藏书，搜集到75种抄本、刊本。而更全面搜集各种版本并运用校勘学方法进行整理的第一人，是贝内代托。贝内代托与慕阿德是同一代人，他的研究比慕阿德先行一步，因此成为慕阿德的竞争对手。贝内代托1920年代受意大利地理学会委托开始整理《马可·波罗行纪》。他遍访各地图书馆，新找到60种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是他1924年在意大利米兰的安布罗西亚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找到的一种拉丁文抄本（今简称Zt本）。这种抄本中的很多内容不见于其他任何本子，而且很可靠。这就刷新了人们对《马可·波罗行纪》的认识。贝内代托1928-1932年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合校本、英译本、意大利语译本，对马可·波罗研究而言具有开拓性。
慕阿德与贝内代托几乎同时开始整理《马可·波罗行纪》。慕阿德想要超越贝内代托，突破口就是新抄本。贝内代托在米兰找到的Zt抄本是18世纪的一种转抄本，若能找到其所据底本，显然价值更高。于是另一位关键人物大维德爵士登场了。大维德是犹太富商，以购得清宫旧藏陶瓷精品而闻名于收藏界。根据Zt抄本题记，其底本是“杰出的红衣主教泽拉达（Zelada）的一部抄本”。泽拉达（Francesco Saverio de Zelada，1717 -1801）是罗马教廷的显贵人物，也是一位大收藏家。泽拉达去世后，他收藏的印本书籍归入梵蒂冈图书馆，抄本书籍则赠予了西班牙城市托莱多（Toledo）的教会图书馆。贝内代托当年查阅了托莱多教会图书馆藏书目录，未能找到。大维德则亲自前往托莱多教会图书馆，终于在1932年12月找到了泽拉达旧藏抄本（简称Z本），并随后获得了全本照片及独家授权。其实在大维德之前几个月，在西班牙访学的美国学者赫里奥（J. Homer Herriott，1895-1973）就率先找到了这部抄本，但没有得到授权。可以说，大维德是慕阿德的贵人。大维德不仅为慕阿德找到了珍本，还促成了慕阿德与伯希和的合作，资助了《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出版。
百衲本之得失
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原计划有四卷。1938年出版的前两卷是文本整理与英译，由慕阿德负责。后两卷包括注释、索引、图版、地图等内容，由伯希和负责。但伯希和始终没能完稿，加上二战爆发，后两卷就跳票了。据说1945年伯希和去世前慕阿德、大维德已经将伯希和的注释排版，但终究没有刊行。1959-1973年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根据伯希和遗稿整理出版《马可·波罗注》，加上前文提到的慕阿德《行在》，虽然出版社都已经不一样了，但大约能算是第三卷。
1938年，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甫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最完备的版本系统，最全面的内容，慕阿德、伯希和大师联手，加上平实的英语译文，精致的排印装帧，使这套书几乎立刻被视为《马可·波罗行纪》的最佳版本。前文已经提及，这两卷是慕阿德负责的。《马可·波罗寰宇记》第一卷，以最古的抄本（简称F本）为底本，从近150种抄本、刊本中选取最重要的17种，用斜体字夹在正文之中，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百衲本。百衲本的贡献，一是让世人见到了Z本真容；二是将各种重要抄本的内容英译，并列在一起，利用起来非常便利。
实际上，慕阿德的百衲本并非尽善尽美。
《马可·波罗寰宇记》所用的诸多抄本涉及的语言甚多，包括法意混合语、法语、拉丁语、威尼斯语、托斯卡纳语等等，翻译难度很大。慕阿德的英译文不无可议之处。有鉴于此，美国学者莎朗·木下（Sharon Kinoshita）重新将F本译为英语，2016年出版。
百衲本最大的不足是文献学方法上的缺憾。贝内代托1939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4: 628-644）发表长篇书评，提出了严厉批评，举证指出慕阿德文献学功底不够，且过度迷信新发现的Z本。慕阿德精于汉学，但文献学功力不及贝内代托。贝内代托1928年提出了还原理论，认为虽然马可·波罗原本已佚，但可根据现存主要抄本还原出来。慕阿德受此启发，但将不同版本的文本强行连缀在一起，又过于求多求全，对后世窜入的文字也不加辨析。这些异文有时语义重复，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导致百衲本显得臃肿累赘，影响了原文的连贯性。贝内代托讥讽慕阿德做出来的是“不可卒读的不成形的肉丸”。从文献学角度而言，慕阿德的百衲本确实是不够科学的。相比而言，贝内代托1928年合校本以校勘记的方式在页下著录异文，更符合文献整理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百衲本无法取代合校本。可惜的是，贝内代托这篇用意大利语发表的书评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意大利、法国学者开始沿着贝内代托的路子，逐一整理校勘各个抄本，如今已经改写了以往学界对于版本流传系统的看法。
马可·波罗注
早期汉学家的著述往往采取注释、札记的形式。慕阿德《行在》、伯希和《马可·波罗注》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尤称得上英、法东方学发展至20世纪中叶而形成的一座高峰。伯希和的学术生涯始于越南，深入中国、内陆欧亚，对英、法东方学传统一览无余。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的基本写法是发散式的，从马可·波罗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出发，讨论元代中国乃至古代内陆欧亚的历史。伯希和旁征博引，对于各种语言史料信手拈来，史料驾驭之娴熟，探讨问题之深入，学术触角之敏锐，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伯希和的发散式写法，导致《马可·波罗注》虽然起于马可·波罗，但落点往往不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书中的很多疑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有限的史料条件下，伯希和有时会提出不止一种可能性，可供读者参考。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是历史研究中的典范性著作。后来的历史学者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线继续深入。今年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是2013年出版的德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3）一书。傅汉思同样以马可·波罗为问题点，论述元代历史。这部著作的各章节内容详实，几乎都能成为元代货币史、盐业史、税收史的小专著。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的优点和缺点几乎是并生的，即博学而枝蔓。1960年，贝内代托读了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后，为伯希和的渊博折服，同时也提出了批评：“令人敬畏的东方学知识倾泻而出，尽管极富华彩，却止于其本身。”《马可·波罗注》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亚洲史和元朝史的百科全书，却无助于解释马可·波罗文本的问题。1954-1966年间，贝内代托在撰写一部全新的《马可·波罗行纪》法语译注本，包括导言、正文、注释三部分。只差最后五分之一的注释就完稿时，贝内代托罹病逝世。直到2012年，贝内代托的厚达两千多页的遗稿有幸重现于世，世人终于可以一睹贝内代托从欧洲语言学、文献学出发的马可·波罗注。回顾学术史，英、法东方学传统对马可·波罗的关注点，是从马可·波罗看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他们的重点始终在注释方面，编译文本的目的是为历史研究服务。慕阿德、伯希和开始合作时，也许都过度期待和依赖新发现的抄本了，以为新发现能解决众多旧问题。但实际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贝内代托的文献学研究则带着更加冷静的态度。这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贝内代托学术价值之所在。21世纪的学者，与其哀叹伯希和的考据成就难以逾越，不如先将文献正本清源。随着当今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未来的马可·波罗研究，应该能看到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