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韦君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有评论说这本书是传世之作，我以为是过誉了。这么一本书，如果出现在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它所揭露的事情还会让我们震惊，作者的反省还会让我们钦佩，而今天，它就揭露得不够，太不够了。
今天的人们，他的清醒、现实和麻木都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没有任何真相可以使他惊骇。肃反、反右、文革的种种迫害，就一定比今天我们周围的悲剧，比报纸上揭露出来的那些刑讯逼供、医疗事故、交通肇事之后又逃逸，更令人齿冷吗？未必。所以，一个能在后一种环境里适意生存、无动于衷的民族，是不可以希望它会再对任何文字记载的暴行震惊、愤怒的。希望仅仅揭露一些事件就能使人们陷入痛苦、思索，最后只会毫无反应。人们会把它看成是只在特定历史年代发生的事情，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无法对他们今天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而书里所作的反省，我个人认为，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个社会二十年来思想成果的累积、进步，没有超出二十年前这个社会的优异分子就已经达到的水平，因而无法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参照、指导。举例来说，今天再去争辩那一个个案子是否冤案，一顶顶帽子是否错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今天再把同情、哀悼仅仅给予那些被证明是清白却遭到迫害的人，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必须追问，倘使那些案子并非冤枉，那些个人确在一个已被革命的旧社会里有过种种家庭或历史问题，他们就应当承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命运吗？他们就应当没有任何权利保障，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恐惧、威胁中，在革命专政的铁拳下瑟瑟发抖吗？
问题不在于是否错划，因为任何时候错误的判断都在所难免，如果这样，就真的可以用"黑夜里的白刃战，误伤了自己人"来解释了，那以后的一切，就真得是合乎逻辑、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了，一切灾难、一切暴行……。不，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而在于，我们是否就应该把被我们划为敌人的人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类别的东西？是否就应该坦然地看着我们的同类陷入悲惨的境地，对他们肉体与精神的被消灭丝毫没有同情，甚而欢呼庆祝？如果这也能做到，那么，当有一天、唯一维系着社会道德纽带的敌我之辨不再被恪守时，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对周围一切不幸的麻木、无情呢？难道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和过去的社会里，不能看到那同样存在着的东西吗？那就是人们同样地把头埋在沙堆里，对周围的苦难、对与他无关的人的不幸漠然，丧失了同情心。
一切的批判、反省，如果锋芒不指向当代，指向今天人们的生活，又有什么用？它不可能激起读者积极、健康的感情去改进他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全书真正闪光的地方是在最后的周扬事件中，在作者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苟且、怯懦而大声说出的那句真理中："……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切以往的教训都是为了做今天的借鉴，一切以往的反省都是为了以后过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的真诚、负疚、反抗等一切美好而善良的品质，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相信了整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