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中旬，群众出版社编审白玉生专门给我来电话，告诉了我王学泰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就通过电话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竺青编审证实。在通电话的过程中，就决定了写这篇文章。

王先生是一位以老北京地域文化为底蕴的学者。他还是一呼百应的网络名人，要想了解他丰富多彩的学术行迹，打开电脑浏览便可。家属发的讣告，著录了他的著作将近二十种。有些著录不够详细，亦缺失了一些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下）》是吴庚舜和董乃斌撰著的，《唐代文学史（上）》由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廖仲安和王学泰合写了其中关于杜甫的第二十章、二十一章。讣告所云《燕谭集》，为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丛书“学人文库（第一辑）”十种之一。其他九本书都由王学泰主编。这套丛书所集文章皆为当代各自的学科领域里老、中、青学者的精短之作，诚如“主编的话”：“我们希望丛书能像春天无声的细雨般去滋润渴望新知的心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似乎比‘腾蛟起凤’‘紫电清霜’更美丽、更温馨。”王学泰在2013年初参加《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研讨会时赠我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水浒〉识小录》，是他刚刚出版不到两个月的新作。在此一年多前，他的38万字的大作《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的另一条线索》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讣告著录）。由于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学泰有言不尽意之感，为了补救此书之失，便采用了笔记的写法，专选择与其他研究者不同观点作阐述，爱其可长可短、收放自如，故取名“识小录”。王学泰还有一部与傅璇琮等人联合主编的煌煌330万言的《中国诗学大辞典》，由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中“主要诗集”部分由他主编，并撰稿最多。因为笔者参与了由董乃斌主编的“诗学研究”部分的撰写，故对这部巨著比较熟悉，以下抽出学泰撰写的《东塘集》辞条：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七卷。宋袁说友撰。袁集久已散佚，不仅宋、元各种书目不见著录，并其集名一并湮没不彰。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四库馆臣发现《永乐大典》中收录说友诗、文甚夥，于是搜罗排纂，编为此集，收入《四库全书》，但此后无人刊刻，仍以写本传世。民国年间，中央图书馆印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常见者还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的别集都有溯源始终的细致梳理，遑论名人大家。他是廖仲安先生的学生，继承乃师衣钵，对中国古典诗歌有较深湛的研究。我未拜读的《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大抵就是这类作品吧。

我是1989年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进修中国古代文学的。那个时候，我常在《文学遗产》编辑部见到王学泰，听他闲聊学问，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文化大革命”中，学泰因《推背图》影射江青一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北京的自新路第一监狱服刑（笔者按，因为我在群众出版社工作，2013年，王学泰曾经让我帮他找寻“一监”的有关照片，准备放在他的新作《监狱琐记》里）。平反冤假错案时，监狱领导对他说，你试试向上面申诉，不成就老老实实继续接受劳动改造，成了你就自由了。平反出狱后，他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岗位，录取时，有人对他蹲过大狱表示质疑，当时的所长陈荒煤说，这不是问题，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蹲过大狱。录取后，他被分配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后转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

王学泰的经历，印证了马克思“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的名言。他的短板在于有时用自己的经历去衡量别人。2006年，为了召开《我的前半生（全本）》新闻发布会，我邀请李洪岩、何西来、杜元明、朱宗震、王学泰五位学者撰写书评。学泰对我说，溥仪不可能被改造好，我都没有被改造好，溥仪能被改造好吗？后来又说，这么讲，恐怕不对你们的胃口，我还是换一个角度谈《我的前半生（全本）》吧。于是便有了他的书评“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他在这篇文章中夸奖“全本”的有些内容“真像一篇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的小说”，而且“带有喜剧色彩的场面书中常常出现”，他赞叹溥仪、郑孝胥、陈宝琛、吉冈安直等人物，在书中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全本”“叙述事件极繁，涉及人物众多，有人只是寥寥几句，就能涉笔成趣，时时令人忍俊不禁”。是的，学泰不仅阐论社会政治、文化见解独到，更擅长分析文学作品，他的思路灵活，拐到哪里都有话说。学者大抵都是这样，能够把研究对象大卸八块，分别品尝。

2011年群众出版社推出《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我又邀请学泰撰写书评，于是便有了他的书评“末代皇帝溥仪为求生存写《我的前半生》”。在这篇文章中，学泰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认为溥仪的“回忆”是靠不住的。末代皇帝决不是单纯“好奇”、“只是想看一看”胡适，而是通过庄士敦早与胡适有交往，他们的交往也不仅仅是谈论新文学问题，而是末代皇帝向胡适述说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无独有偶，201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王庆祥整理注释的《溥仪文存》中，收录了“溥仪在养心殿会见胡适时对谈”和“溥仪致胡适的信”，即学泰所论依据史料之全景。这篇书评结尾写到：“《我的前半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灰皮本’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看来，通过对其他文献史料的比次考索，可以纠正自传体式可能产生的“述远则诬矫”（《文心雕龙》语）之通病。我在“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里，还发现了学泰早在1996年就曾撰写了“新文化运动与溥仪”一文，收录在《多梦楼随笔》之中。此文对溥仪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写成鬼蜮一样的活动颇有微词，认为这与“把自己的过去哪怕是一颦一笑都写成‘神’是同样不可靠的”。学泰的研究就是这样富于批判意识，而且有所伸张有所回避，睿智和分寸并胜。

王学泰先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好朋友。譬如，我的一位老熟人王毅兄，长期与学泰在《文学遗产》一起工作，俩人的私人关系敦笃。我没有王毅退休后的音信，便去问学泰，他说，王毅不留恋闹市，在江西隐居著述。“二王”的著述个性相通。谁能相信《中国饮食文化史》《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这样的著作，会出于文学所的研究员王学泰之手？谁能相信研究中古文学的王毅写出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样的著作？他们都有跨学科、跨领域的本事，学术追求不以一为终，能涉多为趣。诚然，俩人的性格有点儿区别，王毅略显清高，学泰则平易得不排斥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

“博洽”这个词用在王学泰身上十分合适。他一会儿畅谈中国古代的“诚信”，一会儿给“国学热”泼冷水，一会儿申论对黑社会组织的看法，一会儿给方继孝描写北京天桥艺人沉浮命运的民俗著作《撂地儿》作序……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他还别出心材地给诗圣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沉浸着当代意识。他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代表了其人的学术成就。学泰对我讲，此书开题时，文学所有的同仁认为他在胡说，不同意立项，当时的副所长董乃斌支持他，说：“就给学泰一次胡说的机会吧。”或许是因为王学泰先生的学问不太擅长思辨和考辩，使得学院派知识分子对他时有讥评。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呈现出从博洽中出思想的境界，博得很多论者的高评。

我曾经三次邀请王学泰参加《我的前半生》的宣传推介活动，他每一次都愉快地答应，并且有所作为。2017年11月下旬，我又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参加《溥仪文存》和《溥仪年谱》的首发式，他在电话里说：“我刚从医院抢救回家，病很重，这次去不了了，实在谢谢你们。”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七楼的走廊里邂逅王学泰，他从书包里拎出一本研究中国古代特赦制度的图书给我看。我靠着零星知识脱口便说：“中古大赦树金鸡，卦上说鸡主伏，伏了就可以赦免了。”学泰露出神秘的微笑，“还要复杂，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是否又在酝酿一部新作？以他退休后两年就要出一本书的拼命态度，倘要写就能写。然而，在王学泰先生的著述目录里，不会再有这本书的，是否已经写出若干学术随笔提前发表了呢？

已逝斯人未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