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们党在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推动了我国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是摆在包括政治学学者在内的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又进入了一个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不仅需要有理论和思想的先导，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样的时代，能够产生思想和理论的最佳时代。
我们注意到，整个的改革开放过程，既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政治上层建筑不断适应并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因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凝聚了广大的政治学学者的思想和理论贡献。面对当下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研究的议题不仅不是减少了，而且是更多了。譬如说，如何总结提炼近 40 年以来的政治发展经验，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目标，如何实质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如何培育清正廉洁高效稳定的政治生态，如何以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解决不同层面的政治问题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要，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学以及我们政治学者作出积极的思想和理论的贡献。同样，政治发展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探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意义正是在于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关照，在于探寻能够改善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正确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始终需要围绕其主题及其基本问题来展开。
一、价值、知识、智慧、技艺:政治学的主题暨良善政治生活的要义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曾说，政治学说是一门最难最复杂的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学所要探讨的，是人类的“善业”。亚里士多德说，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其最高的境界当为“善”，而国家是人的集合体，因而国家的目的即为“最高的善”。同时，政治学的复杂性还取决于政治学所要面对的人的复杂性。如果把人作为一个对象来看，这个对象无疑是所有对象中最最复杂的对象，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都是如此。
从生理学意义上来说，人的复杂性就在于: 尽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理结构应该说基本一样，但是这些结构相同的人，却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所以现在的医学注重所谓“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社会学上，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其生存的环境不同、生活的经历不同、掌握的知识不同、主观的认知不同，等等，而必然导致其社会生活的差异。甚至是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由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角等，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和态度。因此，如何使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人类能够和谐共处，共同来经营并维系其共同的良善政治生活，就成了政治研究、政治设计和规划的重大课题。因此，对于一个政治社会来说，其要义:
首先，承认并尊重人的差异性。客观上我们也无论如何无法消弭人的这种差异性，政治社会的任务正是在于，要通过一种良好的制度建构，能够将不同的人组织到一起，大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于是，我们认为，政治学的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即是谋求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构。在这方面，价值、知识、智慧、技艺就成了良善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
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一种复杂的结构。这复杂就复杂在: 要通过一种政治建构，能够满足不同的人的政治生活的需要，能够使千差万别的人和谐共处，能够维系错综复杂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的良好秩序，能够使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人具有不断提升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为此，我们首先要寻找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使我们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这种价值，并愿意为着这种价值而生活、而奋斗甚至而牺牲，从而也能使我们所有政治活动都能够围绕这种价值而展开。尽管对于一时一地的具体个体来说，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价值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切意义，但是这诚如一个建筑工人成年累月地在一个工地上添砖加瓦却未必知道他为之努力的宏伟大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座清晰可预期的建筑大厦，一定是建筑工人的心里期待，同样，一个具有良好价值取向的社会大厦，也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之目标。
其次，我们也需要知识，无论是主导政治生活的人，还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都需要知识。特别是主导政治生活的人，需要对人类的政治生活有一个本质的认识，需要有关于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在现代所谓的知识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之中，知识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已经非常重要。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还是有相当的政治决策失误，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知识的缺乏也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次，我们更需要智慧，一定的政治智慧是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无论是一国的政治制度建设还是一定的政治行为，政治智慧都是体现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基本要素，也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方面。
最后，我们也需要技艺。在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构方面，需要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手段等等属于技术和艺术层面的改进和完善。
价值、知识、智慧、技艺，笔者称之为“政治四要素说”，国家具备之，国家兴盛; 社会具备之，社会和谐; 政治家具备之，政治家高明; 民众具备之，民众幸福。
二、探寻良善的政治生活: 政治学说的责任与使命
毫无疑问，探寻良善的政治生活，就成了政治学的最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古往今来，政治学都被视为一门关于治国安邦或者用我们当下的概念来说即是治国理政的学问。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曾告诉我们，政治学说所要研究的，是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基础和条件。那么，什么是人类良善的政治生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所谓良善的政治生活，就是以“善业”为宗旨的集体生活，个体需要追求个体的至善，而国家是个体的结合，所以国家之善就是最高的善，或者说国家的目的就是追求人类最高的善业。当然，关于良善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可能都有不同的解说，但是在一些基本取向上，往往也能找到共同点。
政治学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正是由政治学的责任和使命所决定的。宏观而论，政治学说的责任和使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构筑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蓝图并致力于将它付诸实践。正如一个城市规划师需要从城市生活、城市生态、城市交通、城市管理等多种角度来考虑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问题一样，政治学说需要对国家乃至于人类的良善政治生活作出规划和设计。当然如前所述，关于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良善的政治生活，不同的参与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政治学说需要超越特定的利益结构，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遵循理性和自然法则，顺应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一般方向，提出国家乃至于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构想。
人类与其他任何生物群体的重大区别，恐怕就在于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曾说，如果拿人类与蜜蜂相比的话，尽管蜜蜂能够将它们的蜂窝制造得非常精致，但是这纯属本能之所为;而就人类而言，哪怕是一个再蹩脚的泥瓦匠，在他建造一个鸡窝之前，一定有一个关于鸡窝的建筑构图。建造一个政治社会当然要比建造任何建筑物要复杂得多。但是毫无疑问，对于政治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来说，一种良善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蓝图却是其从事政治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任何一个政治学者乃至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所为之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良善的政治生活，我们又如何去追求这样的政治生活? 这样的问题当存在于所有能够左右以及作用于一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头脑当中，并且当成为所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行动指南。
其次，设计优良的组织和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人类始终存在着差别，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客观上是如此，主观上也是如此，即使是我们面临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也体现出不同的认知和判断。法国启蒙思想家让 － 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Ｒousseau) 探讨过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是一个辩证论者，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人类不平等的进程。我们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也同样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之前，虽然物质匮乏，但是相对来说，社会稳定，人们相安无事，道德秩序良好。正是因为有了经济的增长，有了财富的增长，所以才有了利益的急剧分化，才有了由于这种利益急剧分化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然而人类还是需要发展，我们也还是在不断发展之中。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消除官民的分野，也永远不可能抹平贫富的差别。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办法，有良好的组织设计和制度设计，来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官民和谐，贫富共处。
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是，尽管在各种利益分化的格局中处于同一平台的人群，即利益相对均衡者之中，其主观上的“分化”也是一种常态。如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其主观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同样是占有一定财富的商人，其对待问题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因此，理论上我们可以逐步解决利益的相对均衡问题，但是却难以解决主观的相对一致问题。差异始终存在，分歧是一个永恒的社会问题，因而政治学在这方面的任务也就永远存在。
最后，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当代政治哲学家乔治·霍兰·萨拜因( George Holland Sabine) 就说，所谓政治学说，就是关于有效解决人类集体生活之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主张。人类需要过政治生活，但是政治生活的过程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从人的本性出发，揭示了人类集体生活中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性。由于前文分析的那样，人的包括生理心理等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并且由于这种差异又导致了利益的差异，所以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变得在所难免。更有甚者，又由于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的交错作用和影响，这种矛盾和冲突就更为复杂。这也正是需要国家、需要政府、需要法律以及需要国际行为规则的理由和依据。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说，国家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其产生及其存在的根据，就是以其公共权力的特性，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什么? 国家就是一种暴力，是一种公共的强制力。因此，国家的特征就是它的强制性，国家通过这种强制的暴力手段，来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来抑制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政治学说的角度来说，暴力是国家的本质特征，但是，这种所谓本质特征的意义是说，暴力是国家及其政权的最后手段，而不是、也不能是经常性的手段。人类政治生活的秩序大多建立在非暴力状态之下; 或者说，只有非暴力，才能建立起人类政治生活的持久且稳定的秩序。问题是，如何能够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有效地解决人类有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就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人类良善生活的一般构想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是天生要过政治生活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生活，就是城邦生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家、政府、法律等治理下的社会生活或者说集体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政治化及其人的政治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对于现代的人来说，应该说谁也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生活了。对于现代人的政治生活，我们可以看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或情形:
首先，在现代社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要过政治生活。当着你呱呱落地，你就获得了一个国家的国籍，你就获得了这个国家法律的管辖。当你达到了一定的自然年龄之后，你便具有并可以行使法律所赋予你的权利，当然你也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其次，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你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之中，这与你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或者经济环境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不可选择性的特点。但是，与你可以选择一定的经济生活一样，你也可以有限度地选择一定的政治生活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根据你的能力和意趣来规划你的政治人生，以此来决定你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范围内卷入政治生活的特定领域，如参与公共事务，承担不同层级的政治职务，诸如此类。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一般都倾向于追求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在大多数的正常情况下，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并不热衷于追求更多的政治生活。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绝大多数人可能并不关心“政事”而专管“家事”，而且亚氏认为这样的结构是城邦生活的常态。
最后，一定的政治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其他方面的生活，个体的、团体的都是如此。马克思说，人类为了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首先需要获得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而为了进行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这个生产关系基础上，又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往往制约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来谈论良善政治生活的问题时，也隐含着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良善政治生活本身是人类为之追求的目标; 二是我们之所以需要良善的政治生活，也正是为了推进人类物质生活等其他方面的生活的改善和提升。
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仅离不开政治生活，而且往往也追求政治生活，特别是向往和追求良善的政治生活。但是在我们的观念中和实践中，似乎对于人们政治生活的需求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关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说法，那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实，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在很多情况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应该还不仅仅是“物质文化需要”，还存在着政治生活的需要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样，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要与一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矛盾。有物质文化的需要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政治生活的需要当推动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要，努力建构一个良善的政治生活，是社会发展、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民群众的企盼和期待。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政治生活呢?
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家以及政治家勾画过人类美好政治生活或者说良善政治生活的蓝图。
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就写有《乌托邦》一书。“乌托邦”这个概念被解释成“子虚乌有”，与“空想”同义。但是事实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乌托邦”就是一种空想，要知道，这个所谓“乌托邦”的构想，其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与我国陶源明的《桃花源记》一样，他们所期待的、所向往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是一种对于良善政治生活的憧憬，反映了他们对于所处时代和国度之政治生活的反思和批评。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Plato) 著有《理想国》一书，从其书名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部凝聚着柏拉图主要思想精华的著作，实际上是他关于良善政治生活的整体设计蓝图。同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是包涵着一个美好社会的价值、知识、智慧、技艺的规划和方案。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庄子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社会理想。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主张，就对中国历代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家仁政主张的核心要义，其一，君君臣臣的伦常关系; 其二，“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 其三，以民为本的政策主张; 其四，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的社会理想。通过这样的基本要义，即可形成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
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的同时，还附有“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一封信，信中对“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他写道：
“我情愿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人能胜任他的职务，没有一个人需要把他所负的责任委托给别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人民彼此都相互认识，邪恶的阴谋，或谦逊的美德，都不能不呈现在公众的眼前并受公众的评判。
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只有为了共同的幸福。
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居于法律之上。
那里的人民很满意自己有权批准法律，……每年选举公民中最能干、最正直的人员来掌管公共事务”。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发现并阐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社会理想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以说影响到了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不同、立场不同以及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对于人类良善政治生活的构想、设计和规划也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特点。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人类的思想冲突和价值冲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而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正是需要通过良好的政治设计，使得人类能够在差异中实现和谐共存和发展。
仅从政治设计的角度来看，根据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种良善政治生活的政治构造应该从这样三个角度去考察。我们注意到，思想家之所以是思想家，那主要是因为，尽管世事多变乃至久远，很久很久以前提出的问题和思想，它永远具有其意义和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正常的政治建构当包含有如下基本要素:
第一，存在着一种建立在以全社会利益为基础的统治宗旨。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政体分类时指出，不管统治者是谁，是一个人还是少数人抑或多数人，都存在一个为自己谋利还是为全社会谋利的问题，而且亚氏把这个区别作为政体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指出为全社会谋利的政体为正宗的政体，而为自己( 个人的或集团的) 谋利的即为变态的政体。
第二，存在着一种合理配置权力的政权组织结构和原理。在涉及这个问题时，亚里士多德用了全称的判断，称“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要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倘使三个要素( 部分) 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各要素的组织如不相同，即由以合成的政体也不相同。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 部分) ; 其二为行政机能部分———行政机能有哪些职司，所主管的是哪些事，以及他们怎样选任，这些问题都需一一论及; 其三是审判( 司法) 机能。”
第三，遵循一种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定理，即: 同意生活在这种政体下的人要多于反对生活在这种政体下的人。这就是现代政治学里讲的合法性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人民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能够评价一桌菜肴好坏的是食客而不是厨师，能够评价一个建筑物好坏的是住户而不是建筑师，同样，能够评价一个政体好坏的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所谓合法性理论正是说明的这样的道理。
四、用良善的政治学说引领人类良善的政治生活
政治学说有其自身的性质和定位，有其特有的责任和使命。探求、引领、塑造人类良善的政治生活，当是政治学说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理由。基于古希腊的思想传统，所谓美德即知识，或者说知识即美德，不能给人类带来美德的知识其本身不能成为知识。同样，如果一种政治学说，它不能有效地推动人类的政治进步和文明，不能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带来裨益，那就完全失去了这种政治学说的应有价值。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当下的政治学研究中，有一种淡化政治学基本问题、忽略政治价值的倾向。具体来说，近些年来，用行政替代政治、用治理消弭民主、用绩效掩盖问题已经普遍地渗入到了政治学的研究之中，这不仅影响到政治学说自身的发展，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将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于政治之基本问题的认识，从而阻滞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往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具有宏观指导性的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在具体的国度，一定的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以及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知识、智慧、技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政治发展之方向的坚守，对于良善政治生活的创造和维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的基本问题，政治的价值，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如孔子所说的一个“正”字。我国先哲孔子曾就“政”作出过精辟的论述。《礼记·哀公问》载，“公曰: ‘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论语》也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所谓“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提出的正是社会如何通过知识、通过知识以及政治的载体即社会的精英群体，来引领良善政治生活的基本路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很多思想家都把政治生活的价值放到社会构造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如前所述，柏拉图主张以“正义”立国，亚里士多德强调“善”为国家的灵魂和宗旨，卢梭也曾指出，一个好政府是能够使它的国民更富有智慧和更富有道德的政府。这些价值取向对于人类的政治发展都或多或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由此看来，在当下学科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已经充分“专业化”的背景下，政治学研究还当关注一些其基本的价值问题和方向问题，唯其如此，才能既促进学科的发展，又能够起到推动实际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