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马立诚先生和时殷弘先生“对日关系应该有新思维”的观点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不能纠缠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应该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为了‘战略目标集中’和‘经济利益’，中日两国应该接近而且中国要采取主动”等主要观点，甚至引发了世人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面反思和批判。
我无意在此批判马先生和时先生的观点，我只是迷惑于这场争执背后的东西，尤其是构成这场争执的哲学层面因素：马立诚和时殷弘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观？
一、“韬光养晦”策略是“新思维”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动因。
马、时两位先生的“对日新思维”是新时期“韬光养晦”政策的一种变形而已。是一种在“新思维”和“务实”的口号下的“权变”。那么，什么是“韬光养晦”呢？
“韬光养晦”也作“韬晦”或“韬光”。原指人收敛锋芒，隐藏踪迹，或者是“把声名才华掩藏起来”，以使别人或敌手放松警惕，从而达到出其不意、一击即中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韬光养晦”的功夫最深厚的，要算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刘备在徐州寄人篱下时，曾经以种菜来遮人耳目，目的是避祸，用的也是韬光养晦之计。只不过当曹操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刘备也是被惊出一身冷汗。以至筷子都掉在地上。不得已才以圣人“迅雷风烈，必变”来掩饰自己的恐慌。这就是著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日后刘备和孙权曹操三分天下，“韬光”之计，功莫大焉；赵匡胤于北周朝廷里面历练的“韬晦”功夫，一直掩藏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那份心计也着实令人叹服。不管怎样，两个人最终都成就了煌煌伟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和想象空间。但它被应用于我国外交领域并且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和行为方略，却是缘于一种“偶然”。
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象是多米诺骨牌一样，伴随着波兰国家政权的易帜，纷纷倒了下去。一时间，“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令大多数人惶惶不安。恰逢国内又发生了“六四”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和政治制裁，真可谓内外交困。这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韬光养晦”策略。他首先告诫全党“要沉着”。进而将这种冷静和理智的态度转换为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原则。这种方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不当“头”，自然也不结盟；第二、不打旗，不充当某种力量和某个群体的“代言人”；第三、不主动招惹是非。要不卑不亢，沉着应付，不搞对抗；第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第五、致力于和所有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来划线。从那以后，我们便时常可以看见当时的外长钱其琛面带自信的笑容周旋于各方，纵横捭阖，将中国的经济和市场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从而打破了西方政治、外交、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局面。这种外交策略，在迈克尔·斯温和阿斯利·特里斯所著《解释中国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里被称为“深思熟虑战略”。我们称之为“韬光养晦”策略。透过“韬光养晦”策略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韬光养晦”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政策或者说是“权变”之术。是针对变化了的情况而作出的外交政策的“调整”，同样，它原则上也只能施行于“特定时期”；
第二、它是一项政策，是一种“权变”，而不是一种原则，更不可能是一种有指导作用的外交哲学；
第三、它的实施是建立在四海荡平，海内统一、国家没有特别明显的敌人的基础之上的，反之，是不可能“养晦”和“韬光”的；
第四、任何一种政策，都必须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坚持，“韬光养晦”的国家安全战略也要因时而变、与时俱进；
第五、“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成功实施必须是以迷惑对手或敌方为前提的，否则，就达不到“掩藏自己”和“出其不意，一击而中”的目的。而现实情况却是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眼”里，中国想干什么，达到什么目标，美国是一清二楚，彼此也心知肚明。因此，“韬光养晦”实施还有无必要，确实是要划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韬光养晦”和“新思维”的相承关系。
1、产生的背景都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对日新思维”也是产生在一种“特殊”时期。即“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来取信于中国人民”“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在相互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两国的直接贸易额达到了1037亿美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日本经济却持续低迷”时期产生的，是某些人以为中日关系应该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
2、“对日新思维”和“韬光养晦”在整体战略的格局和态势上是大致相同的。两者都是取的“守势”，是一种防卫性的政策；“韬光养晦”是主张“不搞对抗”，而“对日新思维”强调的是“对日”的妥协和退让，对所谓中日之间的新变化，尤其是日本的“国内情况”，“新思维”一味主张“适应”“理解”“顺应历史潮流”等等；
3、“韬光养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集中全力来发展经济”。“对日新思维”也是将“国家的根本利益”“经济发展”放到重要地位，其立论点就是“为了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张“将立足点放到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上”；
4、“韬光养晦”主张“不说过头话”“不当头，不打旗”。“新思维”则讲“说话要有分寸，说过头话有弊无利”“做事要讲实效”，“没有效的事情坚决不做”，将“实惠”奉为“原则”，却忘记了小平同志的原则宣告“谁也别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利益的苦果”；
5、马、时两先生的对日“新思维”将某个特定时期的“政策”和“权变”之术，上升到了“指导理念”和“原则”层面，进而将其定位为“思维”的“哲学层面”，要进行所谓的“外交革命”，笔者以为，这才是“新思维”谬误的根本所在。
二、对我国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错误认识是“新思维”立论的根源之一。
马、时两位先生提出“对日新思维”的最重要的支撑论据就是所谓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分述如下：
马立诚先生说：“从两国的经贸来往看，中日关系日益重要。2002年1—10月，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达400亿美元”“中国需要日本的技术、投资和市场，日本更需要中国的市场”“战后已经60年了，我们要尽快把这段历史翻过去，要向前看。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要比这个问题重要的多。”
时殷弘：“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特别是中日两国民众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这是一个对中国的长远安全有危险的根本问题。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然而为什么现在更重要了呢？就是因为关系不太好，让人着急。不是为日本人着急，而是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急。”
由此可见，两位先生所谓的“最高利益”就是“经济利益”。
后学不敢苟同两位时贤的观点。
纳什的博弈论认为，人是富有理性的动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都会在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问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和“经济利益”能否相等？
我们不否认现阶段“经济发展”对我国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应该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军事利益”“民族价值体系利益”等等。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应该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和“迅速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根本走向，而决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诚然，我们不否认“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决非“物资财富”一定程度的提高和完善，而是多个目标的“齐头并进”。其中重要的几点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目标得到认同”“国家的领土主权得到真正的保障”“国家经济得到强势发展”“民族形象和尊严得到维护”“民族心理日益成熟和民族特质得到尊重”“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得到认同”“人民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各项人文指标全面提升”等等。由此可见，“根本利益”是一个复合体，而不只是所谓“经济发展”一个目的。
中日经贸关系是重要的，这毋庸置疑。
2002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额就达1037亿美元。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也的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密切”。从1979年开始，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2.7万亿日圆的政府贷款，7200亿增款。日本是继香港、美国、台湾之后的第四大投资国(但也只是第四大国)。
客观地讲，日本的援助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日本在向中国转让技术，出售产品、甚至产品的售后服务方面(“航班事件”“本田事件”)的“不作为”甚至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也是不容否认的。的确，日本是中国的第四大投资国。若按两位“时贤”的推理，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那么，中美两国关系也“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台湾问题”也应该“搁置”，陈水扁的“一边一国”也由他去吧，因为对“台湾”问题的过分关注，会损害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会“加深”两国的敌意，会妨碍“国家的根本利益”。两位先生的逻辑，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匪夷所思。
况且，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从来都是互补的。中国已经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按照两位教授的推理，中国对日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日本也应该搞一场“日中外交大接近”，主动地和中国搞好关系，可为什么连自己遗留下的“毒气弹”都不愿意承认呢？“8?4”事件，至今也没有看见日方有什么弥补的举措。
在钓鱼岛问题上，邓小平确实说过“如果我们这代人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可以留给后人，相信他们有智慧解决。”现实情况是日本政府的由“租借”而侵占我国领土的图谋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按照马、时两位先生的逻辑，这也显然是属于“历史问题”的范畴，也要搁置，不可纠缠，因为，它有碍“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据报载：日本首相“小泉”对我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有关的日本应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为政府首脑的互访营造好的氛围的建议嗤之以鼻，“我不这样理解”，语气是何等的轻蔑。日方居然不以“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为念，说句“软话”，真是咄咄怪事。
日本不仅在“教科书”上否认“侵略”和“大屠杀”，而且，连“新战史丛书”也抹杀这一事实。看来，日本政府也并没有采取行动来“外交大革命”，也没有认识到“日中两国关系”的“永远非常重要”。在联想到多名阁僚在战败日，居然明目张胆地参拜“靖国神社”，我真有些怀疑两位时贤的愿望是否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中日双方应共同努力，才能构筑21世纪的新型的中日关系。在这方面，需要采取主动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这是笔者得出的结论，也是“对日新思维”不能令人信服的最重要的现实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