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
刘学锴师在与余恕诚师合作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全五册）《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全五册）《李商隐资料汇编》（上下册）（以上各书皆由中华书局出版）及独著《李商隐评传》、《李商隐诗歌研究》、悄然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新近又完成了《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评传》《温庭筠选集》等项目，可谓著书等身，且皆传世之作。
余老师最近在电话里说，刘老师近居北京，平时都在家，只是每天早晨、晚上有两个时间要到小儿子刘欣（已成家）那里，替他们烧饭。鲁迅《答客诮》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老师之谓也。我又听某老师说过，他在师大住刘老师对面同一楼层，从窗口看刘老师与儿子谈话，虽不闻其声，但从儿子的站姿和时间的长度，已感觉到他是怎样的一位严父。刘老师有二子，长子英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幼子刘欣毕业于北京大学，俱已成立。《战国策》载赵太后质触龙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触龙对曰：“甚于妇人。”亦刘老师之谓也。
刘老师精于治学之外，爱好厨艺，在师大是出了名的。我和汤华泉是他和余老师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刘、余老师为我们饯别，刘老师亲自下厨烧鱼做菜，记忆犹新。做学问，在刘老师是小菜一碟；事烹饪，在刘老师则大有学问。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真不欺也。
刘老师为人儒雅，着中式服装，不苟言笑。师母潘老师性格淑婉，家庭气氛温馨和睦，世罕其比。师兄潘啸兄告诉我，他曾与刘老师一起出席某个学术研究讨会，主办方搞了个晚会，晚会气氛与与会者情绪俱臻佳境，人人都出一个节目，那天晚上，刘老师唱了一段《楼台会》（越剧梁祝），很有味道。刘老师在师大是话题人物，他能唱越剧，我却是第一次听说。由此可知，刘老师从骨子里是一位极有情调的人。
2008年9月15日
刘先生1933年8月生于浙江松阳县，幼即聪颖，四岁入小学，九岁入初中。从小喜欢阅读古代诗文小说，尤喜唐诗。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有志于研治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时值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著名学者云集，古代文学方面由游国恩、林庚、吴组湘、浦江清、季镇淮等学者分别执教。作为古代文学科代表，他有机会经常接触名师，转益求教，多方面汲取其各具特色的治学专长。先生入学前稍经坎坷，作过乡镇小学教员，生活较清苦，能入北大深造，深感机会不易。又自谓资质平平，唯有将勤补拙。北大藏书丰富，他往往提前自学课程基本内容，系统阅读古代重要作家别集，为以后治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56年本科毕业，免试录取为北大首批副博士研究生，跟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1959年北大新建古典文献专业，刘先生得以留校任教。在魏建功、周祖谟、吴小如诸先生的指导帮助下，较快掌握了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并独立开设了校勘学课程（当时许多重点高校均未开设此课程），并参与了古籍整理概论课程的建设和讲授，历时四年。由于在诗学和文献学两方面都训练有素，对他后来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1963年因夫人下放，刘先生要求随调安徽，先在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后移教芜湖赭山，在安徽师大中文系工作至今，先后开设过历代散文选、唐宋文学、李商隐研究以及唐宋文学专书选读与研究、唐宋韵文等本科和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招收、指导硕士研究生。
刘先生的著述，以文革为界，可以划分前后两个时期。从1957年到文革前夕，主要是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古代文学研究论文。如《〈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1957年4月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51期，署名丁冬）、《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1963年2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51期，署名冯平）、《几点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建议》（1961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93期，署名丁山）、《选本也应该百花齐放》（1961年9月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一线51期，署名丁一）等等，既有对名著主题思想的争鸣，作家艺术个性的探索，也有对研究方法、方向的思考，思想敏锐，切中时弊。提出了诸如应该适当注意反面现象的研究、多研究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多注意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多注意一下目前文学创作的实际，等等。这些见解在当时即产生较大反响。
先生为文不喜过多的引经据典，更不取贴标签的流行作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坚持两点论，不为复杂的现象迷惑，故能抓住问题的要害，避免片面性。如在《长生殿》主题思想的争鸣中，刘先生立足于作品的客观实际，从悲剧理论的高度出发，指出李杨爱情渐趋专一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痛苦和残酷的过程；这一爱情悲剧的深刻原因即在于悲剧人物的阶级地位和生活方式；此剧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亲手制造了自己悲剧而又至死不悟的帝王的痛苦灵魂；而“重圆”的结局只是一种善良的徒劳，作品的蛇足。
在当时的唐诗研究中，盛唐诗歌受到冷落，而艺术性研究更为薄弱。为此，刘先生撰写了《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这是一篇短小精悍、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文章通过李王绝句的分析，不仅精辟地概括出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连李白七绝的个性也被显露无遗，而全文不过两千字。《知人论世》（1961年11月2日光明日报）通过一、二名篇的思考，上升到理解、评价作品的一般性原则，同样益人心智。然而，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使刘先生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止，他为王昌龄诗集整理所作的大量工作毁于一旦。在此期间，他曾被下放中学教书，历时四年。专业书籍也只剩下一部马茂元的《唐诗选》。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刘先生与余恕诚先生携手合作，致力于李商隐研究。先后出版了《李商隐诗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初版，1986年增订再版）、《李商隐》（中华书局1980年）、《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等专著；还发表了《李商隐的无题诗》、《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证》、《李商隐生平若干事迹考辨》、《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等一系列单篇论文。
李义山诗风与李白、杜甫不同，多用比兴象征，隐晦朦胧，意蕴深曲。刘、余先生审度对象的特殊情况，认为与其勉强撰写以著者已意为主的新注，不如集思广益，以集解新笺的方式来整理研究，较为实用。无论编著诗选或集解，都注重实证，避免臆测；同时注意在社会、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寻求中介，并结合运用心理学、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避免把李诗本事化、标签化。文革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义山诗成为唐诗研究热门，从者蜂起。而如刘、余先生这样积十数年之心力，孜孜矻矻，由诗选——评传——集解，滚雪球般地壮大成果，为义山诗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者，在学界罕有其匹。
《李商隐诗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这本《诗选》选目精而分量适当，注解详博（释词、笺事、阐意、谈艺兼营），资料翔实，前言扎实而附录有用，能作深入研讨诗人生平和全部作品之导引，在丛书中水平及层次均属上乘。《李商隐》是一本部头甚薄而内容颇不菲薄的评传，它首次系统论述了李的生平和创作道路；透辟地剖析了李诗的艺术特色，阐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李商隐诗歌集解》共五分册百余万言，是李诗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在冯浩《玉溪生集笺注》后，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经过全面整理、资料丰富、使用方便的新校注本，成为对李商隐研究的一项持久的贡献。（后来，刘、余先生又编纂了《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上下册、《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全五册，皆由中华书局出版。）
除了李商隐研究以外，刘先生历年来还发表了三百余篇古典诗词的鉴赏文章，与赵其钧先生等合撰了《唐代绝句赏析》正续编、《历代叙事诗赏析》。刘先生注重对作品的感受领悟而不务空言，力求抓住作品中确实值得称道借鉴的特点，深析透彻，为文雍容大度而又轻灵洒脱，多能惬心贵当，受到广泛的好评。
刘先生貌清癯，侍人真诚平易，绝无崖岸高峻之感。写字作文，一笔不苟，风格悉如其人。笔者是先生指导的首批硕士研究生之一，事先生三载有余，耳濡目染，获益良多。每登门拜访，先生相见无杂言，唯学是讲。当面衡文，俱能指点得失，决不隐瞒观点。而从不对人作背后批评。同事、诸生皆乐于相亲。
先生虚怀若谷，循循善诱。忆昔在芜湖，我对郭老《李白与杜甫》的某些论断不满，为文大加訾议，刘先生批云：“我个人完全同意《訾议》中对杜甫及其作品的看法。如果要从郭老这部著作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话，我以为一是勿迷信，二是勿自必，而真诚的‘左’与欺世盗名，在主观动机上毕竟是有区别的。我总觉得还是要以正面、深入的研究为主。解放前后，总的来说扬杜抑李是主要倾向，人们对李，实际上并不那么理解。而今尊杜的倾向似更有发展之势。杜甫确实值得景仰，但终究是封建时代的诗人，局限、缺点都是客观存在。即以诗歌艺术而论，在封建时代，也有专门批评他的人。还是要批判地继承，要‘爱而知其丑’”。读之不由人不心平气和。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2年第1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