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的国际环境是我国制定当前和未来安全战略和对策所考虑的重要依据。
中国地处亚太，也是这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国的安全产生着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考虑中国的安全时，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对策处于核心的地位。
本研究报告将从分析中国变化的安全环境出发，对中国未来亚太安全的战略和对策进行理论性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大思路和前瞻性，旨在为我国长期安全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关于安全的概念和思路
1、安全概念
说到国家安全，可以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领土完整，即主权不受侵犯，危及主权安全的主要是外来的军事威胁。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保证资源供给与维护生存环境，也可以说是发展和生存权，危及非传统安全的主要是非军事威胁。
“综合安全”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称，最早由日本提出。综合安全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提，反映了安全观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安全内涵意义的变化，即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
从国际政治的历史看，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但70年代以来，特别近些年随着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减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难民救助、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使人们对非军事性威胁更为重视，而且，对非军事安全的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如经济安全（又包括诸如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财政安全等多种内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显然，这种综合安全观所要探讨的远远超出一国或几国的安危，也不是要仅仅提出一国或几国如何防卫，而是着眼于如何建立更加稳定的大地区和国际环境，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因此，现代“综合安全”观不仅研究范围上广得多，它还有着与传统安全观不太一样的哲学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因此，综合安全观的确立需要对一些涉及安全的传统概念和范畴进行修正。首先关于主权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古典的主权观念认为，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主权国家是完全自治的、因而是独立的、不服从任何其它国家法律秩序的行为体；在主权国家之上，除了国际法的世俗约定的权威以外，不存在其它任何的权威。因此，主权对国家安全的含义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这意味着，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是保卫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不得受到侵犯。
在当代，我们传统主权观仍居核心地位。但同时它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比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各种国际制度与规范，以及日益增多的国际干预行为，正在使各个国家控制本国事务的传统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大量的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强有力的贷款方案及“改革建议”，都“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事实上，“超越”最大的是经济的一体化。货币、商品、人员、信息和技术都以一种加速度实行跨国界、无领土的流通，造成了各国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由贸易和投资为主体构成的相互依赖机制是对主权利益的延伸，也是对主权的限制。传统的主权权益是封闭的，但现在则是开放的。比如，一方面，大量的经济利益是通过国际贸易交换和投资以及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各种活动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外部的规定和变动又使得国内的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尤其是大量的国际规则和惯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则”。也许，最突出的例子是危机的传导。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可能成为国内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还有，被称为“全球性问题”（难民、毒品、走私、核扩散、生态危机等等）的日益严重化，更是２０世纪末主权国家面临的一种新的综合性挑战，这些都要求人们用一种新的态度和办法加以应对。有人说这是主权的“虚化”，也有人说这是主权的“扩大”，不管如何表述，对于我们所关注的安全问题来说，它的真正意义是：传统的主权观在考虑国家安全时已经不够了。
这也涉及到对“国家利益”概念的认识。传统安全所称的国家利益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的观念，因此，安全保障的基本内涵便是保卫本土国家或国家的地位。但是，新的发展突破了这种狭义的国家利益观。这是因为，一国的国家利益总是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联系，被越来越多的融入地区及全球利益之中。 这样，一方面，就使得仅仅使用军事的手段不能足以保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仅仅着眼于自己也不能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国家利益的维护不仅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不仅要从本国角度考虑，也要从国际范围考虑。这样，国家利益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零和”结构，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和”结构。
2、安全保证
传统安全维护的主要含义是发展能够抵御外来入侵的军事力量，即通过最大限度的发展自己的军事优势，“克敌制胜”。[2]“己弱受人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军事的不断现代化是各国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于大国来说，强大的军力是扬其国威的基础。
但是，军力的增强要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支持，过分动员资源发展军力会危及经济社会结构的稳定。同时，一国的军力与本国的安全并不完全总是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安全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如果军事对抗加剧，安全环境恶化，则国家安全系数降低，如果通过外交和其他手段创造一种和平环境，则军事的对抗就减少，军力的增长可以保持在最低限度，国家安全系数提高；再则，一国军力的发展总是有限，如果出现一国与多个国家（或集团）对抗，则自己的军力就会受到制约或甚至被摧毁。同时，另一方面，这也会导致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形成“力量平衡”的危险变换升级。因此，单纯或过度依赖自己增强军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并不能必然维护安全。
因此，国家安全系数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变量。在现实中，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全方位努力，不仅需要增强军力，还需要积极外交和多边合作。在许多情况下，后者可以起关键的作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不仅往往主要靠非军事手段来维护，而且也需要通过多边合作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对安全含义的认识和对安全维护的途径都出现了新的界定。从安全的含义来说，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内的因素“外部化”，其中，特别是所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安全意义大为提高。
传统的安全含义主要涉及国家行为主体，而非国家行为主体因素则不同。首先是“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意义上升。“人的安全”之所以重要，一是它可以危及到国家的安定，二是它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人的安全”的范围很广，涉及危及安全的范畴主要是指人的生存和生活权利（由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等因素造成）受到严重损害和威胁。比如，索马里的种族戳杀，科索沃的民族冲突等，都引起国内混乱和国际军事干预。再则是“人类的安全”，即全球利益受到高度重视。“人类的安全”突破国家界限，把个别层面的问题提到全球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要求采取共同行动。比如，气候变暧、大气臭氧层遭破坏、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核扩散、公海及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外层空间的危险开发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这些事态和现象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全都威胁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甚至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存在价值，而解决或缓解危机的努力又不能单靠个别国家的实力奏效，不能不超越旧式的国际法范围和主权理解。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它一方面会因特别严重而危及国家的生存，另一方面，则可能会引致国际社会的直接干预和制约。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和处理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位是国际法得以履行、国际合作得以建立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束（不论自我约束还是外部性约束），以及使国家的议事日程与国际要求一致的安排，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包括传统安全利益的损失。换句话讲，别国的安全问题也会成为本国的安全问题，在很多场合，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否是与其它国家（包括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否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这种新的发展下，对国家安全保证的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这里至少提出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仅仅考虑传统安全和使用军事手段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其二，仅仅考虑一国因素和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显然，新的国家利益观的内涵扩大，突出了内外的联系性，要求人们不是简单的确定敌我，或依据固有的战术，通过“远交近攻”、“先发制人”等博奕策略实现“敌亡我存”，而是可以通过“睦邻友好”、“求同存异”、“搁置争端”等方式为实现国家利益营造一个和平的安全环境。
3、合作与安全
即便是从传统安全观出发，在现实中，只靠自己“孤军御敌”来维护安全的国家很少。传统的方式是与他国联合或结盟。同时，由于各国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利益依存增强，安全的“链接性”也增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有人提出“集体安全”的构想。“集体安全”是在多个国家间结成“力量共同体”，靠集体的力量来维护成员国的安全。“集体安全”的指导原则是参与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而加强相互间间的联合和协商，从这方面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事实上的发展是，“集体安全”成了结盟的同义语，最终形成“集体防务”集团。象西欧联盟，北大西洋联盟（NATO），都是一种集体安全模式。这种“集体安全”的一个危险是，如果把其他国家作为敌人（或假想敌），“以攻为守“，则会导致对抗。
80年代初，欧洲提出“共同安全”思想，主要是针对东西方对峙的局面，试图通过增加东西方间的合作，建立信任措施来缓解冲突和对抗，这导致了“欧安会”的产生。后来，有人把“共同安全”的概念引到亚太地区，试图推动在该地区建立“亚安会”。然而，尽管以协商减少冲突为基点的“共同安全”概念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如何操作。尤其是这种以减缓集团对抗为宗旨的欧洲模式，难以适合亚太地区的情况。
90年代在亚太地区提及较多的是“合作安全”。“合作安全”的内容涉及广泛，是一种综合安全观，所倡导的方式是多边协商合作，建立具有一定实际功能的多边合作机制，制定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家间行为准则，即建立一种维护相互安全的预防机制。“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的重要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不是以对抗冲突为前提，平等参与为基础。应该说，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发展是受到了合作安全思想影响的。ARF以多边参与和协商为基础，以发展预防冲突机制为目标，不搞“集体防务”，是一种创新。不过，鉴于对有关合作安全概念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因过分强调“机制化”而导致推进过速，也可能会因过分强调“协商”而导致无实质性进展，令人失望。当然，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合作安全是一种预防机制，不是一种危机处理机制。特别是在预防机制没有健全起来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危及安全的严重形势，合作安全的协商机制就可能显得很弱，甚至无能为力。因此，许多人对以多边协商为基础的合作安全的实际功能深表怀疑。
9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了“新型安全观”，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间关系，通过平等协商、对话与合作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不搞军事对抗和军事集团，发展不针对任何国家的安全合作。“新型安全观”的核心是搞合作，不搞对抗，特点是进行对话和协商，不搞军事集团或同盟，被认为是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的原则基础上产生的，吸收了它们的思想。[3]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以各国参与和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安全概念和机制得到了很大发展。从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说，由于军事技术和装备，其中特别是核技术、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高度发展，使得传统安全的威胁源和含义发生很大变化。在威胁源方面，显著的变化是危险不只是来自敌对方，它可以来自一般的转移和扩散。在含义方面，最严重的是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因此，安全的相互依存大大提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努力。比如，禁核试验条约的通过，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和技术扩散的控制等，都成为维护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这方面发展还会变得更为突出。
当然，上述安全保证模式还主要是基于传统安全的安排。非传统安全实际上需要更广泛的合作。比如象资源、粮食的安全问题，象环境问题，都不仅需要在地区的范围推动广泛参与和合作，而且需要全球参与和合作。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因此，有关非传统安全保证的思想和实际发展还会进一步受到重视。
二、西方的主要安全理论
应该承认，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安全意识和影响在增强，但对世界安全起决定性影响和作用的还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及欧洲。任何安全战略与关系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西方，有关安全的理论很多，其中有些对以往以及未来的安全政策和安全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上述安全概念与思路的演变也有着明晰的理论背景。因此，考虑中国的安全理论与战略不能不研究西方的安全理论。
1、关于“地缘政治理论”
该理论认为，国家安全利益与政治活动是不分不开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都具有地域性。该理论注重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内在关系。一定的地理环境同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是采取竞争策略还是采取合作策略。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还决定着地区安全秩序的特殊性质。[4]
这个理论的关键点有三：一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与其地理环境有内在关系，二是对生存空间和资源的关注，三是重视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在这个理论看来，亚太地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亚洲、北美洲、澳洲三个大陆环绕着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二是亚洲大陆是处在世界心脏地带的外围战略地带。
在美国和西方看来，从安全秩序上说，下列因素是相当重要：（1）美国要支撑其全球霸权，必须控制亚欧大陆这两个支点，美国对亚洲大陆的战略优势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2）美国业已取得太平洋上绝对的海上力量优势，已成为太平洋的海权国家；（3）在亚太地区，不允许其他大国谋求霸权，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及美国与中国的战略接触政策都有限制对方谋求霸权的用意；（4）在亚太安全格局中，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衡体系，亦即形成美、中、日、东盟及俄罗斯的不对称的均势格局。在亚太安全这一战略问题上，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继承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看法。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在其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认为，美国欲取得新型霸权，营造全球体系，则必须首先控制亚欧大陆，对美国来说，亚欧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他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的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地缘政治的力量分布，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拥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日本虽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大国，但它不属于地缘战略棋手；印度拥有核武器后已是一个战略棋手，韩国也是远东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因此，美必须考虑：（1）可能出现哪些新的联盟？（2）美国应有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3）美日联盟的职能如何？等等。
2、关于“全球化和一体化理论”
全球化尚没有一个规范的概念。冷战后，世界市场又重新连成一片，十多年来，一个贸易、工业、信息、金融的全球性网络逐渐形成，与此相应地，思想、文化的交流也跨越了国界。这一形态被说成是全球化。同时，像环境保护、爱滋病、有组织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显，它们已不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安全也从过去各国军事安全或双边军事同盟的观念演变成多边集体安全。安全已不再单纯是每一个国家的事情。从长远来看，全球化将使世界经济连成一体，提高市场机制的效率。该理论认为，全球化虽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造成大量失业和贫富悬殊，但其主流不是在制造问题，而是在毫不留情地揭露弱点，全球化通过资本和贸易的流向使有问题的国家受到世界市场的检验和惩罚。亚洲金融危机说明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因此，对于一个地区或国家而言，其解决之道是：首先，从全球着眼，接受国家间争夺流动资本和企业的竞争；其次，从地区入手，增强地区一体化的水平提高本地经济要素的质量，增强竞争能力。
全球化过程会产生“效应扩展”（ramification），即一个领域的合作必然引起和带动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可以降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于亚太地区而言，全球化及一体化理论认为：（1）该地区还不具备像欧洲一体化那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该地区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诸多差异。（2）该地区从长远来看是处在不断一体化的过程之中，如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3）从长远看，该地区安全朝向集体安全机制转化，双边军事同盟逐渐为战略伙伴关系、多边安全机制、合作安全机制所取代，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合作安全与双边军事同盟有很大区别：（1）合作安全没有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2）合作安全是通过多边机制的约束避免发生军事冲突；（3）合作安全主要依靠政治对话和预防性外交而不是军事威慑来实现安全目标。东盟、《中俄联合声明》等都对亚太地区新安全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关于“相互依存理论”
随着世界市场的出现，生产、贸易、金融形成了相互依存关系。在世界政治中，依赖是一国受到外部力量支配或极大影响的一种状态，而相互依赖则是指国家间相互影响且各方都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付出代价的一种状态。因为各方都为这种关系付出了代价，相互依赖对各方的自主权都构成了某种限制。但是，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各方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相互依赖对有关各方自主权的限制程度是不一样的。
相互依赖会导致形成某种规则和制度安排。虽然这些规则和制度安排可能被某个国家推翻，但它们还是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相互依赖中的贸易格局对战争具有某种抑制作用。该理论认为，国家总是力图扩大自己的利益，在全球化时代，贸易带来的利益大于战争的价值。因为战争不仅会破坏投资环境，导致贸易的中断，而且还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发动战争的一方必然会遭到各方的制裁，进而损失更大的利益。因此，处于相互依赖格局中的国家因担心失去贸易利益而不愿意发动战争，现代技术又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成本从而使贸易选择变得更加理性。
从亚太地区来看，由于不断扩大的相互依存，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美、中、日、韩、新加坡、香港、台湾等经济政治及文化联系发展迅速，彼此间的贸易和相互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东亚发生金融危机，亚太地区有关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发生大的矛盾或对抗，而且相互提供支持，通过共同努力建构亚太金融安全体系。历史上，亚太地区是发生战争较多的地区，近10多年来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这说明相互依赖促进了安全。因此，从未来安全出发，应该继续促进这一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发展，加深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4、关于“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观点是和平与国家政治制度有关。民主国家之间不相互打仗，战争发生在非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民主国家间之所以不相互开战，是由民主这一属性所决定的。民主能够保证和平，民主国家越多，和平的面积就越大。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那么战争就永远消灭了，和平就能永久地实现。民主国家制度的基础是自由主义即个人的道德自主，这决定了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合法”的。
民主国家相互不打仗源于两重约束：一是制度约束，一是文化规范约束。从制度约束看，西方国家权力制衡机制下的公众舆论对政府政策有着根本性影响，政党政治竞争和外交政策决策多元化使领导者不能对另一个民主国家使用武力，公众对外交政策有监督权，公众亦需为战争支付成本，所以公众反对战争；从文化规范角度说，民主国家享有共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制度是透明的，它们都能以妥协的民主规范来处理与另一个民主国家的冲突。“民主和平论”把世界分成两部分：民主的和平区和非民主的动荡区。欧美等民主国家属于民主的和平区；其它地区包括东亚属于非民主的动荡区。在该理论看来，亚洲地区是一个包含民主制、半民主制、威权制以及中央集权制的易燃易爆地区，是一个动荡地区，是一个在安全体系上缺乏制度保障的地区。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亚太地区的安全必须在该地区扩展民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大力推行“扩展民主”的政策，显然受这一理论的影响。
5、关于“文明冲突论”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该理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的落差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分成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各个文明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亨廷顿认为，目前，儒教文明正在和伊斯兰教文明联合起来反对基督教文明。他建议西方联合起来特别是欧美联合起来，打击和遏制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按照亨廷顿的理论，亚太地区包括了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冷战结束后，这些文明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世界战争的导火线。这种文明的冲突势必造成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按照他的思路，美国所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应该联合日本文明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特别是遏制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倾向，防止它们取得亚太地区的霸权进而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该理论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必然会在21世界实现全面复兴，相应地，中国可能会寻求亚太地区的霸权以挑战美国的霸权。东盟正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体。日本文明有其独特性，有许多因素使之不同于儒教文明，印度文明也是独特的。所以，美日和美印关系好协调，而中日、中美、中印关系是不好协调的，是容易发生冲突的。这一理论一度成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对美国政府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6、关于“霸权稳定理论”
这一理论是美国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它认为，一种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最重要的，这一稳定的秩序就是一种公共物品，所有国家，无论其是否为这一稳定秩序的建立作出贡献，都会从其稳定中获得收益。中小国家不可能为这一稳定秩序的建立作出贡献，不可能提供公共物品，只会以搭便车的方式谋求其国家利益并希望其他国家为其提供公共物品。只有某个霸权国家才有权力、有能力、有动因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为了实现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必须有一个霸权者来提供这种稳定。在霸权稳定的体系内，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在不损害其核心安全目标的情况下推进世界的自由化，因为一种开放的体系能够增加霸权国家的收入、经济增长和政治权力，因而更有利于整个体系的稳定。这个体系中的霸权者并不排斥合作。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是这种合作的基础和形式。
按照这一理论，在亚太地区，霸权者是美国，美国支撑着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秩序，美国愿意为这一秩序的稳定作出贡献，付出代价，因为这一秩序从长远看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是收益大于成本的。美国一方面用美日、美韩联盟来作为支撑这一秩序的支点，另方面用美中关系、美国与东盟关系来协调冲突因素。
在这一理论看来，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日本不愿意为这一秩序付出太大代价，日本当不了稳定者；中国不愿意，也亦无实力充当霸权者；东盟诸国采取的是搭便车的策略，所以只有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充当霸权者和稳定者。在美国的支撑下，亚太地区的秩序才会稳定，该地区各国才能从中受益。如果美国不充当这一秩序的稳定器，不再提供公共物品，这一地区的秩序就会陷入混乱和冲突之中。目前，这一理论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有着主导性影响。
还有一些理论对安全思路与政策制定有着一定的影响，比如“建构理论”认为，国家追求利益是正常的，但利益冲突与其说与客观的、不变的因素相关，不如说与“社会建构”和“自我认同”有关。如果一个国家换一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自我定位恰当，也能正确地理解其他国家的定位，则冲突就可能消解。该理论认为，目前亚洲国家处于集体定位转型的初期，它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在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转向全球共同体的思维模式。它们开展各种对话，通过不断的接触和沟通，消除旧的自我定位模式，增进彼此了解，建构新的定位模式。例如自70年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一直在努力消除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彼此敌意和仇恨，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中美也一样，从70年代开始，双方都改变了在该地区旧的自我定位，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亦是如此。自我定位模式改变了，国家间关系也会发生重大的关系，与之相应的地区战略秩序和安全格局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很难说那一种理论对当今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战略与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但上述理论都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人们的安全观念以及决策者的思想产生影响。因此，很值得关注。
三、对中国所处安全环境的估计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使得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也发生重要变化。如何分析和估计我国目前，特别是今后一个时期所处的安全环境，对于我国制定安全战略和政策至关重要。
1、对安全环境的综合估计
（1）关于世界格局
冷战的结束为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两极对抗终止，各国从冷战威胁的阴影下解脱出来，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消失。新的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世界多极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超多强“，即美国作为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多个大国、强国并存，尽管其他多极的力量会上升，但真正能取代美国超强地位者还不会有，美国也不会因明显衰落而成为普通的一极。
然而，“一超多强”不是一个从属结构，也不是一个敌对结构，更不是一个平衡结构，而是一个制约、限制与合作的结构。美国虽然是超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居于优势地位，且在一些方面居主导地位，但是，美国单独支配的力量减弱，在地区和世界重大事务中，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多极”是对“超极”一种的制约。由于利益上的差别，尽管美日、美欧为同盟，但在重大事务上也不是事事都会一致。
在多极发展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中国的加入，今后，其他一些大国，象印度、巴西等也会随着发展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极，这使得“多极”成为一个动态结构。一方面，这种动态结构可能会产生不稳定和矛盾（尤其是新的上升极对现有秩序格局的挑战），但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结构又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当前，这种稳定性突出的体现在大国“伙伴关系”的发展，看来，这种发展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和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因此，从总的来说，多极的稳定性要超过不稳定性。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以一个上升的大国，一个独立一极的面目出现的。中国力量和影响的上升必然对现有秩序和格局形成挑战。作为后起的上升大国，中国需要一个有利的新秩序。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秩序不是靠完全推翻或打破现有秩序和格局来实现，而是通过现有秩序和格局的自身发展和调整来实现，因此，中国不是现有秩序和格局的敌人，而是参与者之一。中国的重新崛起并不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威胁，而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有些人把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德国与日本的崛起相提并论，因而把上升的中国说成是一种威胁，这显然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强制别人改变看法，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只能在对中国发展和参与逐步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减少与消除。从中国自身来说，不是处于被动地位，也不会陷入敌对关系，在总体环境上是处于一种比较有利地位的。
（2）关于周边关系
在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周边关系居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邻国。长期以来，由于诸多的原因，周边环境一直不好，及至武装冲突时有发生。90年代以来，通过多种努力，中国的周边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中俄边界划定与战略协作伙伴的建立，与俄及中亚国家边界安全信任措施的实施，与东盟国家、韩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以及与印度在边界军事信任措施上的进展等，不仅使得中国与邻国关系得到改善，而且得到改变，即大大减弱或消除了对立和对抗，从而体验到周边的安宁。一个发展中的愈益强大的中国是取得这种安宁的基础。
当然，中国力量的上升会使近邻国家感到担心，甚至害怕受到威胁，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军力或加强结盟来对付中国力量的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使其认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展一种非对抗的、协商与合作的关系的要求增加。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具有两个积极性，符合各方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尽管中国与几个邻国还存在着领土、领海及海岛的争端，但为此发生较大规模直接冲突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争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会逐步被有关国家承认和接受，另外，因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引发的种族矛盾即便与个别邻国有一定联系，也可能被限制在较小范围，不至于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从这点出发来分析，只要中国自己不乱，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坚持睦邻政策，这种安定的周边环境就可以得到维持。
稳固周边关系的一个长期战略是通过合作发展相互间的合作。中国的优势是规模大，经济发展处在上升时期。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仅可以为周边国家提供市场，也可以提供资金技术。如果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那么，共同维护局势稳定和安全的要求就会进一步提高。
（3）关于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中国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成功发展的一大特征是与地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不断增强。经济与外部的联系扩大，并且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的扩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可用资源，但同时，也增加了易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体现在对外部市场资源（原料、资金、技术）的直接依赖，另一方面起因于本身体制上的缺陷（本身太弱，或不健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经济危机的事实表明，外部的冲击可以极大的改变发展的环境，甚至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当然，不能因为存在外部冲击而封闭自己，发生危机不是源于市场开放本身，而是因为缺乏对开放市场的管理。因此，抵御外来冲击的有效手段主要是加强内部规划与管理。
尽管如此，对影响及至危及经济安全的因素必须给予足够重视。从发展的角度看，对中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的短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对外部石油依赖的增强。在这方面，其变化不仅往往是不可测的，同时也是不可控的，如油价的大幅度变动可以对经济及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国都把稳定外部石油供给来源和保障供给线的畅通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历史上和当代的许多冲突战争都与此有关。
从综合环境来分析，对中国经济安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其一，亚太地区或世界主要地区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逆转，从而严重影响出口和外资流入；其二，由于政治关系恶化而导致主要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其三，国内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使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调，进而发生危机，使外部丧失市场信心，或者因管理不善导致市场失控，对外部冲击破坏国内经济稳定与平衡。对于第一种影响，要通过建立防范机制，其中主要是加强国内经济“自我创造的能力”来保证经济安全。比如，调整发展战略，实行“两个市场并行”（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战略，改变过份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走“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这里说的是一种动力机制，不是说降低开放程度），减少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过分依赖。对于第二种威胁，不可以不警惕，因为未来的不可测因素很多。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政治、贸易等方面的分歧，被局部制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如上所述，在一般情况下，遭受全面的制裁的较小，较之过去，中国的外部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制导”外部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要对中国进行制裁或遏制是很困难的。对于第三种威胁，这主要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以往的事实表明，尽管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中国实行了一条渐进的政策，使得经济取得了稳定的发展，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特别重要的是，人民普遍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这是在变革中取得社会稳定的基础。从总的来说，尽管存在着外部因素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的危险，但是，只要国内政策得当，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政治不出现大的动荡，经济安全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基本保证。从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
2、中国安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尽管中国安全的总体环境看来是有利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事实上，未来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如何对付这些挑战既需要实力，也需要智慧。
（1）“中国威胁论”
中国安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和对付由于本身实力上升所引起的综合关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所带来的实力上升极大的改变了地区和世界力量对比和格局。中国作为多极中的一极，其发展一方面有助于世界力量格局的平衡，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一些不确定因素。出于以往的关系和认识，许多国家都对中国的未来与作用产生疑虑甚至担心。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大变数，因此，“防备中国”成了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共识”。应该说，这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根源。比如，美国担心中国崛起破坏现有秩序，日本害怕中国强大会对其进行历史的报复，东盟忧虑一个强大的中国强行占领南沙，危及其内部安定，就连俄罗斯也对中国的强盛感到不放心。有鉴于此，对中国的有形无形的限制或制约都可能会存在。象美日军事联盟的加强，TMD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等都有对付中国力量上升的现实和潜在意图。最危险的发展是形成许多国家联合对付中国，对中国进行包围与遏制。这是中国最应避免的一种形势。
然而，也应该看到，中国不是作为一种对立的力量出现的，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既是参与者，也是合作者。在今后的发展中，与中国为敌缺乏前提和基础。同时，把中国作为敌手进行遏制也要付出代价，并且不会在许多国家间轻易取得共识。因此，对待中国力量上升的现实选择策略主要是与中国共处，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与大国和邻国结成伙伴关系，就是由于符合对方的这种选择，得到了对方的应对。多边“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中国从一种可能发生对立的格局中走了出来。
显然，在安全关系上，中国面临的主要还是挑战，而不是敌对格局。这样就使得中国拥有应付挑战的主动权，可以采取一种“积极的防御”战略，即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以攻为守”，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具有潜在冲突的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和加强多边合作。通过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减少其威胁感，消除可能的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中国要有“大国风范”，能够理解别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担心。这种担心要通过中国自己的行为来加以逐步减轻和消除。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要客观分析形势，避免因某些短时出现的紧张局面而采取对抗措施，从而加剧紧张，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误解”。
（2）大国关系
对于中国的安全环境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系，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对抗消失。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利益上的不同，特别是发展上的不平衡，大国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处在大国关系调整与变化的核心。
从地缘与重要性上来考察，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关系，如中美关系；二是近邻关系，如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三是战略平衡关系，如中欧（德、法、英、意）关系。从特性上来分析，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双边关系，二是多边关系（象中美日之间的三角关系，中美日俄之间的四边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中美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引起矛盾的主要根源是美国是维持现有秩序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对现有秩序形成挑战的发展中的上升大国。美国没有与一个上升大国和平共处的经历，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仍然有着意识形态背景的国家的崛起的含义和后果必然感到担心。这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有关是交往（engagement）还是遏制（containment）政策辩论的原因。现在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对中国的政策方向已经基本明晰。
可以这样判断，在今后一个时期（至少15-20年），尽管作为居主导地位的美国对中国的上升表示担心，会采取一些措施预防中国的挑战，但还不会把中国作为主要敌手来对待，因此，不会出现中美对抗的格局，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主要的意义就是确定了这种大格局。在美国的对外关系战略中，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是需要借助、拉拢与合作的力量。从中国方面来说，也不需要对抗美国，不会与其他大国结盟执意反对美国。但在许多问题上，由于两国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别，中国必然提出不同的意见，从而形成对美国行为的一种制约，甚至迫使其修改。从国际格局与秩序的发展调整来说，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正是中国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从中国整体对外关系和营造安全环境的角度出发，中美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只要中美不发生对抗，中国就可以放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国与其他大国不是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伙伴关系”的确立，构成一种制衡、协调与合作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诸多问题上，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共识增加，无论是两边的，三边的或更多一些的共识与合作都不是着眼于与其他方的对抗，因此，看来在国际格局发展中，不会形成新的不同的对立集团。
这样，从大的环境来分析，一个稳定发展与转变的多极格局结构和一种制衡、协调与合作的大国关系，使未来世界发生大对抗及至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变得很小。
（3）台湾问题
海峡两岸的关系事关中国的安全，是牵动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根神经，也是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一根导火线。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应该承认，台湾问题具有“国际化”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世界众多国家与台湾有着广泛的经济以及政治关系，因此，他们在台湾有着直接的利益，同时，另一方面，台海关系如何事关许多国家的利益，尤其发生紧张局势，会危及一些在该地区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国家（象美国、日本）。问题在于，台湾利用这种因素不断“争取生存空间”，其他一些国家也会把台湾作为与中国处理关系的一个筹码。这就增加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束缚了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同时也加大了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应该看到，处于平衡中国力量上升的考虑，外部对台湾的支持还会继续。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不会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对台湾的政治支持也会明里暗里进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台独还会有所发展，特别是，如果2000年后民进党上台执政，台独趋势会更增强。
中国不可能对台湾的肆意行为坐视不管，也不会对其他国家推助或纵恿台湾独立的政策或意图不做出反映。一旦台海地区发生紧张，尤其是发生武力对抗，势必会引起中国与一些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直接冲突，从而改变中国的安全环境。
当然，台湾当权者、政治家（包括民进党）明白推动独立或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危险性，其他国家也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发生局势失控的巨大危险。因此，随着两岸交流和接触的增多，两岸关系趋于改善，总的趋势是可以保持缓和与稳定，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两岸之间发生极度紧张局面或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还应该指出，中国与大国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的改善与稳定是避免台湾问题成为冲突点，进而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一个重要因素。实现与台湾的统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于台湾岛内实行多党政治，推行民主选举，加之岛内政治越来越由“本地居民”掌管，从而大大增加了统一的复杂性。处理台湾问题既需要智慧、耐心与也需要信心。
三、关于中国亚太安全的理论思考
中国地处亚太，主要利益关系也在这个地区，因此，中国的安全主要维系亚太地区的形势发展是不言自明的。
面向未来的亚太安全的构想，中国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 第一，发展需求，即需要有一个能保证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和平与稳定的环境。第二，主权需求，即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需求，即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作用，维护本区域的稳定与发展。如何实现这三个利益与需求的统一是中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出发点。
1、核心是维护和平与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在亚太地区创造与维护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安全战略的核心。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内，中国享受和平稳定发展环境的时间很短。改革开放以来的的２０年是中国国内外环境最好的时期。在短短的20年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翻了4番，为世人触目。不过，中国现代化的路程还很长，即便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还要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因此，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长期战略。
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看，尽管国际关系仍将处于结构性转变与调整中，但在向新的格局的转变中，不会产生新的分裂与对抗，因此，由于新的对抗所导致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在亚太地区，大格局的调整趋于稳定，导致大规模对抗的因素削减，“和平与发展”成为绝大多数国家认识和政策趋向的主流。保持和推动这个趋势的继续发展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和取向。
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取决于许多因素，既有政治的、军事的，也有经济的，其中，最重要的是：（1）发展起稳定的双边国家关系结构，特别是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结构，防止发生大的对抗或冲突，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已经确立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动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密切合作。双边冲突往往是引发更大范围冲突的导火索，只要各国间的双边关系稳定，就可以构造起地区稳定的最基本框架；（2）建立起有效的地区多边协商合作机制，尤其通过发展深层次的预防机制，构筑起地区范围的安全网。新的多边协商合作网不同于旧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延伸式安全结构，它以共同参与为基础，以维护参与各方的安全为出发点，通过共商共识来化解矛盾。当然，共商与化解也需要机制。尽管亚太地区不能发展起欧洲那样的实体安全组织，但也需要有深层次的功能合作机制（包括军事上的）。只有发展起具有一定协调合作功能的地区多边机制，才能真正减少现存的双边结盟的影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3）维持地区的经济稳定发展。地区经济稳定发展是整个形势稳定的基础，也是安全保证的前提。当前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经济下降不仅会导致国内局势不稳，而且会引起国家间的矛盾，如果危机不能尽快缓解，使亚洲国家的经济走上健康增长的轨道，更大的动乱可能会发生。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很强，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高度相互参与的情况下，一国的问题会很快转移到其他国家，几个国家的问题可以扩散到整个地区，甚至全世界。经济活动（包括危机）上的“扩散“与”传导”是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使得“共荣”与“共患”并存。当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亚太地区缺乏比较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特别是对付发生经济危机的合作机制。象以“自愿”与“协商一致”为基本原则的东盟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对付危机方面都显得无能为力，从而使其信誉降低，因此，必须进行创新与改革，推动它们继续发展。同时，也应该重视推动其他多种形式合作机制的发展，考虑到在亚太地区建立统一的实体性地区合作经济组织的难度，推动多层次，多样性的功能性地区合作机制具有特殊意义。
当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首先是保持中国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外患起于内乱”，没有国内的稳定与发展，维护和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前提和机制就没有了。同时，在地区格局的调整和发展上，中国是一个重要变数，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也是地区安定的一个重要保证。“弱国无外交”，中国的强大是使自己的外交处于主动的根本保证，而强大的基础和体现是综合实力的提高。在综合实力的构成中，经济的持续发展，既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是核心。因此，在考虑和设计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时，保证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是应居于首位。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服从于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大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的资源只能用于经济发展和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这意味着，尽管要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不断发展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军事力量，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程度，但是，创建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不能靠树立军备优势。从现实的情况看，在亚太地区要取得军力平衡不仅是不可能的（意味着赶超美国），也是不必要的。中国靠发展军事力量取得“战略平衡”是不可取的，只能发展“有限优势”，即通过拥有少数关键性战略威慑取得一定主动权，如果象过去的苏联那样过度发展军事优势，最终会被拖跨。特别是在和平占主导趋势的情况下，应该把主要资源用于加快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优势在于利用自己力量处于上升的趋势，发展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全面合作，减少对自己的敌视，降低发生直接威胁或冲突的危险程度。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饱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来侵略和压迫，在很长一个时期，最基本的主权权益都无法保障，它给中国人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惨痛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是中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最重要的战略考虑之一。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捍卫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的含义是不同的。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主权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是对国家治理权的综合体现。历史上，中国的领土曾被别国一再侵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把大片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他有，日本的侵华战争曾夺去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当今，主要的威胁来自边界或领海岛屿争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直接与我接壤的国家有１４个，可称作近邻的国家（如日本、孟加拉国、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另有十几个，其中有些“一衣带水”。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边界争端或领海岛屿争端，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这方面的问题难以完全解决，尤其是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主权，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沙群岛的归属上的争端不会轻易解决。中国不可能放弃对有争端领土领海岛屿的主权要求。但是，也不应该因这些局部争端而引起较大规模的冲突对抗，进而破坏中国整个的安全环境。从全局出发，应能把可能发生的冲突控制在最低程度，做出最大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当然，对领土完整的最最严峻挑战是如何实现祖国统一，即解决台湾问题。从外交上来说，真正承认台湾者不多，法理上的台湾的归属是清楚的。台湾问题的难度在于与中国大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在未来发展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一，台湾岛内独立势力增长，故意挑起事端；其二，中国国内急于求成，导致形势紧张。中国强大的军事威慑是阻止台独的基本保证，但军事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统一的问题。统一主要取决于两岸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关系的发展。应该认识到，保持台海地区局势稳定，实现和平统一，是关系到中国全局安全的问题，因此，应该从中国总体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台湾问题。可以这样判断，未来只要台湾问题不引发大规模冲突和战事，因直接军事对抗危及中国安全的危险就很小了。
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建设性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中国的这种责任需求将会增大。事实上，“做负责任的大国”的最主要含义是，要求中国更多从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利益考虑和处理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上升的发展中大国所应尽到的责任涉及面很广。在国际范围，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种更积极和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权，反映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动改革；在各种维持和平行动、难民救援行动和打击毒品走私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等。然而，中国的责任与利益首先还是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就安全而言，中国在亚太地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稳定，减少与缓解冲突，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比如，通过寻求合作，消除或缓和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因素，降低南中国海地区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防止中亚因油气资源而形成新的“火药桶”，遏制南亚次大陆的军备竞赛局面等等。事实上，亚太地区所有这些不稳定的“潜在麻烦点”，大都与中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参与和建设性作用包含两层意义：其一，通过自己参与和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促进以合作代替对抗，和平解决争端；其二，通过自己的作用反对以强权介入国别与地区事务，把事态扩大化，加剧紧张和对抗。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地区合作，通过合作解决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对以“共同安全”为由，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或干预别国内政。应该看到，在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与维护自主权方面是有矛盾的，重要的是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即不因参与而放弃主权，不因维护主权而减少参与。
2、重视综合安全环境
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仅是维护中国安全的一个方面。应该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方面的能力亦相应提高。然而，要维护一个“综合安全”的大环境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如前所述，综合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安全的认识首先和主要集中在传统安全上，即通过增强国力，尤其是军力抵御外来干涉和入侵，而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往往不能提高到国家安危的高度。事实上，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最严峻的一些挑战可能会来自非传统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危机、金融风险、“贸易战”等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中的重要性提高。近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日本、韩国等相继出现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它们对于各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非传统安全因素可以从两个方向对一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其一是从内部，即由于本身发生问题而对自身的安危造成威胁，如环境恶化，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等；其二是从外部，即外部的巨大压力，强制性干预，甚至制裁以及市场要素变动冲击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产生了许多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问题，即生存和发展的安全隐患，比如环境污染问题、水土流失、资源破坏问题，有些已经到了及其严重的地步。同时，这些问题已经跨越国界，引起周边国家及至整个世界的关注。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对外贸易迅速扩大，人民币汇率调整等等，都越来越成为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反过来，别的国家这些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影响到中国。比如，起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不仅已经严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影响到中国国内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持续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一国的控制和解决范围，成为地区交往与合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在这方面，安全环境的建设不只依赖于中国一国的努力，更需要地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因此，非传统安全往往需要更多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从这方面说，全球化与区域化不仅仅是指市场联系，也指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也即国家的安全环境，在这里，安全的传统概念无疑被修正了和扩大了。
当然，这里也不能把安全的范畴无限扩大，造成事事必及安全，甚至造成“安全恐惧症”，把本来属于正常经济领域发展的问题当作安全问题对待，增加不必要的戒备或实行消极的“退守抵防”，为经济发展设置人为障碍。同时，也要抵制那种以安全为由，干涉别国政策的图谋。
3、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
中国对双边关系一向给予高度重视。应该说，中国当今安全环境的显著改善首先得益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尤其是与大国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加强。考虑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特殊性和与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重视双边安全原则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仅仅发展双边关系是不够的。在许多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多边合作。[5]在当今及今后的发展中，多边合作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提高。从总的来说，多边合作的功能可以突出的体现在：（1）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安全合作与相互依赖网，增强“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意识，增加透明度和相互信任，；（2）制约或减少一国主导以及双边或少数几个国家结盟的作用；[6]（3）合作解决对地区生存发展产生威胁的重要问题。因此，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从功能结构上，多边安全合作都具有更大涵盖性。
当然，相对来说，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概念还是一个较新的事物。事实上，不光对中国来说是如此，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是由一些中小国家，尤其是某些活跃的“中等强国”倡导和推动的，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和马来西亚等。迄今，东盟地区论坛（ARF）是最主要的和参与范围最广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ARF的突出特征是以合作代替对话，通过协商建立信任和预防性合作机制。在较小的规模，还有东盟本身的合作机制，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就减少边界军事兵力集结，增加安全合作的协议，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议，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八方会议等。值得注意的是，多边安全合作是在多层次上建立的，既有由政府主导的第一轨道，也有以官方、非官方共同参加的第二轨道，以及完全非官方讨论交流性质的第三轨道。中国积极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人们曾经担心，参与多边合作机制会是中国陷于被动，事实证明，非但如此，而且还争取了主动。在构建亚太安全合作机制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硬机制化”，建立具有实际管理功能的合作组织；另一种是“软机制化”，发展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安全联系网。在一些人看来，软机制不能解决冲突问题， 因此应该发展实体机构，拥有管理和指挥全。这实际上是把欧洲的模式，或者说是美欧合作的模式搬到亚太地区。从亚太地区的现实情况看，其特点是多样性、差异大，有别于欧洲或其他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搞一体化的实体安全组织是不现实的。当然，另一方面，只讲对话与协商，没有实际制约与执行机制也不行，渐进的机制化建设是必要的。象ARF，由信任措施到预防措施的发展是应该给予支持的。事实上，从发展的角度看，ARF的职能范围和组织方式是应该随着发展进行调整的，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更具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性质的组织（比如，发展成为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APSC），待条件成熟时设立长设协调和组织职能机构。
多边安全合作并不取代双边对话和协商，二者可以相互增进。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与日本、与俄罗斯等国的双边对话，常常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多边安全合作可以更好的体现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观念与实践。因此，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安全合作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更好实现，有利于创建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而且也可以更好的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责任，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比如，在参与与合作中，其他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就可以逐步解除。事实上，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和方式对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亚太地区是一个融“东、西、南、北”为一体的地区，[7] 其结构形势和未来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安全需要运筹帷幄。在２１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依靠改革发展不断增强的国力，通过自己积极的外交努力，也依靠与有关各国的合作，创建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亚太地区以及一个更为稳定与繁荣的世界。
注 释：
[1] 据研究，日本于1977年提出“综合安全”的概念，这是有其独特背景的。70年代石油危机使日本深感能源供给变化对象日本这样的资源短缺的国家的威胁。见David H. Capie, Paul M. Evans and Akiko Fukushima: Speaking Asia Pacific Security, 1998,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p.82.
[2] 这被称之为关于安全的“现实主义”观点。见Paul B. Stares,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a global survey, JCIE, 1998, Tokyo, p.13.
[3] 见 Speaking Asia Pacific Security, 1998,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p.59.
[4] 这个理论从生存和安全空间的角度看问题，其代表者有塞耶·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海权论认为，一个国家取得了海上霸权和力量优势，它就有能力控制大陆国家进而取得陆上霸权；陆权论认为，谁控制了大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获得了世界霸权。陆上霸权最有力的中心就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它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而欧亚两大陆形成了环绕心脏地带的“边缘新月形地带”。
[5] 一些人认为，中国寻求多边合作是“被迫的“， 是为了打破针对中国的结盟，（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简报，1997年，第7期）这是不全面的。
[6] 在美国，具有主导影响的思想是通过加强美国与盟国的合作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有的甚至认为只能通过与“价值观相同的朋友”建立合作网保卫地区安全，把中国作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见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23，1998。
[7] 这里东指处于世界东方的亚洲，西为属于西方的美、加，南为发展中国家，北为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