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评论中日关系的文章中，经常可见“民族主义”一词，更有将狂热情绪、过激行为概括为“民粹主义”的。

何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即指将自我民族作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主体并置于至高至尊地位的价值观和考思想方式或社会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认同。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民族主义，且存在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和偏狭、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分类。

何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社会底层民众、农民和城市贫民——即社会上利益相对受损的弱势群体——的价值、理想和诉求，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社会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发展的利弊得失、是非功过。民粹主义认为，国家和政府应脱离自私的精英的控制而为全民福祉和社会进步服务。许多民粹主义者曾经承诺过要移除“腐败的”精英阶层，并且倡导“人民优先”。

简言之，民族主义以民族为价值核心，民粹主义以平民为价值核心。民粹主义主要是向内，民族主义主要对外，但外部不利的反应，也会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形成或激化民众的民粹倾向。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既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既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也可以作为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

对于日本近代以来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道路的思想渊源，论者多指出其极端的、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应该是研究界的共识，也符合历史事实。但从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更为长远的历史背景来看，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其发展振兴的历史过程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借助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动员方式。民族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极端排外、种族歧视和往往诉诸暴力的行为模式，又使其成为民族之间摩擦和冲突的重要催化剂。

考察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恰恰缺乏了理性和理智、反思和批判，终于在狂热和偏狭不可挽回的走向了对外扩张和侵略的不归之路，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前车之鉴。

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泰斗丸山真男认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经历了三种理论为标志的三个阶段：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论。

“海防论”的首倡者为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擅长兵学、地理学的林子平。林子平(1738～1793)自幼喜读历史、地理、兵学、经济等书，性格恬淡，不喜功名，自青年时代起即四处游历。他在所著《海国兵谈》中提出了海防论的核心概念：日本作为岛国、海国，军事的发展、军力的配置，首在海防，“海国之武备在海边”，“防外寇之术在海战”，“海战之要在大炮”。这几乎就是“海权论”的日本版。他还在书中阐述了“一统五洲”的霸权扩张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奠定了思想理论的重要基础。

“富国强兵论”的代表人物有2人：本多利明、佐藤信渊。

本多利明（1744—1821）在其所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放言》中认为，日本国土有限、资源不多、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其出路只有效法欧美列强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因此日本应实行向海外扩张的“开拓体制”（殖民制度）。不仅提出了赤裸裸的扩张理论，认为只有实施殖民扩张的“开拓制度”，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侵略扩张目的地，即：日本对外扩张的主攻方向应包括，满洲—中国东北、山丹—俄罗斯的勘察加和滨海区、西唐太岛—俄罗斯的库页岛。他1801年发表《贸易论》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公然说“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为君之道的秘密”，为了日本的生存必须“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继本多利明之后进一步发展这种“海外扩张”论的是佐藤信渊（1767—1850），其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写于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中，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设计出日本对外扩张的路线图：首先侵略中国东北地区，进而入关侵占全中国，最后征服整个亚洲。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在会上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前述个人构想的路线图文本化为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

“尊王攘夷”一词最初见于《春秋公羊传》，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是公元前6世纪齐国宰相管仲推行的一项政策。《论语·宪问篇》中专门对此加以论述，南宋朱熹诠释为“尊周室，攘夷狄”。在日本，“尊王攘夷”一词最初见于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为弘扬水户藩校（武士子弟学校）弘道馆的建学精神而写的《弘道馆记》。日本的“尊王攘夷论”即“奉天皇以征伐四夷，混同四海，八纮一宇”的理论主张，近代日本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热衷和信奉这一思想。其集大成者是吉田松阴和会泽安。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幕府时代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对外扩张思想先驱者。他认为日本国家的兴废盛衰都必须信奉天皇一个人的命令。因此，君臣关系是“天下治平”的关键，“天下不平”就是因为未尽君臣之道。为此竭力鼓吹“武士道”，“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者，舍生取义矣”。他认为，所谓“武士道”并不是规范武士的，平民百姓“为了国家，即使没有技艺，只要能舍生取义不惜死，也是武士”。相反，即使有技艺，但不能为国而死也不能称作为武士。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充分利用了吉田的“武士道论”和“尊皇论”，要求军人、百姓绝对忠于天皇。

会泽安（1782～1863）是水户藩士，号“正志斋”，被称为日本的一代大儒。1825年，他将儒家的秩序说、名分论、忠孝观与日本神道的神国学说综合混杂并阐发，著成《新论》。他提出尊王攘夷是日本民族应对内忧外患、实现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尊王攘夷者，实志士仁人尽忠报国之大义也”。因为只有尊王，才能收拾民心“畏敬涑服于天威”；只有攘夷，才能团结全国为天皇而战。从而把尊王攘夷论梳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学说，《新论》也因此在日本被称为“尊王攘夷论之圣典”。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理论建构和思想深化，日本的民族主义逐步走向极端化、偏狭化、狂热化和理论化、体系化，最终初步成型，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理论依据，推动和诱使日本走上侵略之路，给中国等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也把日本民族拖入了灭顶深渊。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任何一个民族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全球现象，那么就更有必要从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吸取沉重而惨痛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为了世界和平，绝不能听任极端的、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肆虐，戕害民众的思想和心灵。

其实，不止是民族主义，任何一种社会理念和政治理论都存在激进和排他的元素，而且往往因为大众动员的裹挟和个体的心理从众倾向而盲从而偏狭而狂妄自大，最终成为害己害人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暗流，给其他民族带去深重苦难，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如要防止民族主义思潮走向极端和狭隘，关键在于培养民族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建立民族的理性和理智、反思和批判，坚守民族精神的同时不排斥普世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