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祖籍湖北省房县，1956年生于武汉市。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原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考取华中师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陈辉、刘望龄等教授。1984年12月，毕业留在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历史研究所）任教至今。现任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秘书长等职。曾受聘担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珠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曰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团体、经济政策及社会群体的研究，著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1991）、《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1992）、《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1996）、《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1996）、《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1997）、《商界旧踪》（1999）、《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2001）、《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2008）、《近代中国商会、行会与商团新论》（2008）等书，在重点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科研成果曾获得第二、三、四、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湖北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并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魏：朱老师，您好，据我所知，在“文革”之后迈入学术道路的人，其先前的经历多经磨难，且与学术相去甚远。曾看过许多学者的回忆，皆言是时代的际遇与人生的偶然，但求索其中，却可以窥见对学术的敬畏与热爱之心。请您对我们谈谈当时是如何走上治学之路的好吗？
朱：好的。因为时代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多有类似。在小学和中学时，除了上课，就是忙于参加各类的“社会政治活动”，知识学习自然受到影响，不过并未完全放弃。传统中国人讲究“耕读传家”、“书香门第”，家里虽谈不上这些，但觉得读书上进总是件好事情。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所幸“流放”不远。劳动虽然辛苦，也可以在农闲之余读点圣贤书。后来，还被推举当了下放村的民办老师，成了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系，但分到历史系，这也没有影响到读书的热情。只觉机会难得，格外珍惜。这个时候，读书比较杂，有的是囫囵吞奉，慢慢看着，也有兴趣了。1982年初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陈辉、刘望龄等教授。当时研究生比较少，老师带学生类似于传统的师徒制。章开沅先生和刘望龄先生带学生并不限于课堂，而是注重言传身教，启发开阔学生视野，引导自主探索问题。
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件事情对后来治学影响很大。一是“游学”。“游学”在传统读书人是常有的事，行走天下，交流学问，交结朋友，以学会友，是很好的治学生活之道。当时资讯不发达，交流不便，所幸章、刘两位老师经常在出外访问之时带着我们随行。老师们坐而论道，学生侍坐倾听，虽然不语，心里却会有所领悟。记得还随老师去探望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的陈旭麓先生。二是“治档”。近代中国史，往往并非缺乏史料，其难恰在资料浩如烟海，且互相纠葛，真相难辨。尤其是档案史料，治近代史不可不用，但整理极花工夫，亦极见功夫。当时，章开沅先生在研究辛亥革命史之时，发现商会档案的巨大史料价值。因此，带领我和马敏到苏州整理商会档案。苏州是人文古城，小桥流水，风景怡人，我们当时却有点“不解风情”，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档案馆里，面对案卷灯影。后来编选出长达120余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资料集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一经出版即引起史界同仁的关注与好评，对推动近代商会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为数众多的商会史论著中，该资料集的引用率一直很高。在这个过程里面，正是通过史料认识到历史之中的复杂性。
档案之中，蕴涵无穷线索，也掩盖着种种真相。对近代史来说，“治档”也是治学的必备功夫。可以说由“治档”开始，我才真正渐入学术门径。我早期的论著，多是由整理档案当中得来。作为整理与研究资料的直接成果，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商会性质、组织及功能等方面的论文，后又与马敏教授合著了《传统与近代中国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这是较早利用系统档案资料对近代商会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商会史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与苏州档案馆的良好合作一直延续到现在，苏州商会档案到现在已出到第五辑，成为国内商会档案中较为完整的资料系列之一。
魏：商会史是您迈入学术的起点，也是您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点。有些学者以为商会仅为一团体而已，其在近代史研究上的意义并不可放大。您可否对商会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作些阐释。
朱：商会史研究之所以在近代史范围内广受关注，既缘于其在当时的学术创新意义，也缘于其在历史进程中实际的广泛联系。研究商会史的根本目的不是去为了证明或批评商会的功效或地位，而是以之为一个观察点，一个透视的窗口。
朱：商会作为“资产阶级团体”和“商人团体”的学术意义之所以被发现，其实是在打破了“阶级史观”的迷思之后。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深入发展时期，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重大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基本体系。关于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性质及历史作用，因涉及辛亥革命性质、近代史分期等问题的判定，自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基于阶级分析法的原理，论其性质，辨其是非，定其规律，固然可以揭示出“革命者”与“不革命者”的阶级对立，但难免过于片面。更兼受泛意识形态之影响，将此评判放之四海古今而皆准，或用为政治权争之工具，或以阶级斗争而替代历史之全部，则更非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之本意。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资产阶级研究已形成教条化的框架，关于阶级形成及革命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或纠结于概念标准，或陷入正反例证的困境，究竟“资产阶级”自身是如何认知、如何组织、如何参与，则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章开沅先生倡导商会史研究，正因商会可以在阶级的标准之外，找到深入剖析资产阶级或商人群体的渠道。
同时，商会也是近代工商业资本家、商人从事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活动的重要着力点，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各类复杂历史联系的结点之一。在经济方面，商会是商人维护自身利益、实施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沟通官商关系的重要团体，不论是经济政策、市场构建还是中外商业竞争，商会都直接参与其中。在政治方面，近代的抵货运动、民族运动、民主运动之中，也不乏商会的身影。在社会层面上，商人参与近代教育、慈善、公益等事务，商会难离其右。商会是一个团体，也代表着一个群体，整合着一个阶级，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各个层面。由商会观社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切入点。因此原因，才吸引众多学者进入这一领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商会，形成丰富多样的学术成果。
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讲，商会史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如何资治于今日中国的商会改革，仍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从我们研究商会到今天已经近三十年，商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说真的，当时倒还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种学术的意义，不是预测出来的，是许许多多的学者脚踏实地做出来的。
魏：您关于商会方面的研究成果宏富，可否概括一下您早期的商会史研究的成果？
朱：我早期的几本书大致各有侧重，观点可以相互补充。与马敏合著的《传统与近代中国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主要是以苏州商会为中心，来讨论近代商会的组织系统、功能运作、社会角色等问题。书中还提出了“在野城市权力网络”的观点，对国际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进行了初步回应。《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中主要讨论资产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与革命派之关系、资产阶级与立宪派之关系等问题，这是通过对商会的剖析来回应国内学术界关于资产阶级的争论。书中总结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独特的发展道路、持续过渡性特征、较强的依赖性、内部结构失调等特点。还有一本书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反映晚清民初时期的商会发展并非独立的，而是整体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团体发展浪潮的重要反映。全面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要因、组织特征及社会影响，并就商会、商团、地方自治社团、学会团体、商船公会、农会团体、文化教育类团体、风俗改良类团体进行了专题的讨论。在“通官商之邮”的商会成立之后，商人更以组织化的姿态参与组建文化团体，参与地方自治，投身地方公益及城市建设，甚至为维护市场与社会秩序，在国家力量不及之时且建商团，武力自卫，蔚为当时一大特殊景象。如此种种，说明商人社团之职能绝非仅限于经济，而是体现了商人对于社会的普遍参与。
魏：西方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影响广泛。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海内外学术界都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及特征作为重要的学术问题予以重视。您以商会为研究主体，对近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讨论，被学术界认为是本土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回应上的代表著作。您可否介绍一下您的论述脉络及主要观点。
朱：“市民社会”的概念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初指是西方由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政治束缚之下获得解放的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与国家相对的社会空间，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领域。市民社会有其市场、法治及权利基础，市民社会的扩张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确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西方，对市民社会的边界及特征也有激烈争论，所共同者，大都强调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的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之基本单元可以从国家机构及权力范围内相对分离，以自治方式维护其自由存在及利益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学者将脱离国家直接控制、拥有自治权及民主规则的民间组织，视为考察市民社会的重要指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海外汉学家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进行了激烈讨论，极大拓展了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视野，也推动中国学术界发掘出新的问题意识。但在早期的研究中，仍避免不了“寻找”市民社会的轨迹，尤其是运用西方概念来解读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成长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一讨论都是极其有益的，也使我们在现代化史、资产阶级研究等问题域中走出来，放眼更宽阔的领域，并且更加注重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我当时认为，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之中，虽然中国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之形成未必走的是西方的道路，但民间社会团体的成长及发展却是事实。商会以其经济实力，本之于近代民主共和观念，在区域或行业范围内所开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公益的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民众的公民特征及其社会参与。
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一书中，我分析了清末以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清末以前的中国是强国家弱社会特征，封建国家对乡村基层社会和城市基层社会都有严密控驭。在乡村宗族和城市行会之中，虽存有某种程度自治权，但并非现代之市民社会特性，既不是国家的制衡力量，也不是处于国家的对立面。严格来说，是权力的区隔和互补。但到晚清新政时期，政府已经认识到改革求生是时代大潮，因而允许民间集会结社，社会团体蓬勃而生，报社媒介渐趋繁荣，民间社会的资讯传播和组合方式发生重要转变。本于沟通官商之邮的意旨，商会应时而生。商会的经济自治、组织民主、契约规则已使之具有明显的市民社会团体特征。商会不仅在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等经济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出极强的社会公共意识与政治参与热情，在抵制外货、参与宪政及革命、商事诉讼与公断、商事立法、商会报刊等诸多事务上均有着全面参与。商会在此类活动中与其他商团组织、地方自治组织、实业团体互相响应，成为与国家政权相对应的民间社会力量的重要代表。就商会本身而言，堪称是近代民间力量成长的典范。但商会毕竟不能代表整个社会，还要受到整体社会制度的制约。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时期，民主呼吁不断，然当权者始终以独裁为追求目标，始终畏惧民间力量的成长，视之为对于自身统治的威胁。因此，也未能实现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无法对民间社会的发展提供真正的法制性保障，使在中央集权危机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面临诸多变量，市民社会之发展极为脆弱。
魏：近代的商人团体并非仅商会而已，您在后续的研究之中揭示出商人群体内部因不同目标而结成的不同团体，如行业组织、商团、商民协会等。这些团体之间是何关系？您新近的研究观点是什么？
朱：商会史研究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整理时期后，到90年代进入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商会史研究发表的论文、著作都极为丰富，讨论问题也由最初的组织功能的研究，深入至与市场经济、政治发展等方面，在市民社会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讨论等方面尤为突出。以近代上海商会、天津商会、苏州商会为核心的商会史讨论基本完成了史实性构建和理论性解释的框架，关于其他一些地区的商会及基层商会的研究也取得进展。进入21世纪之后，商会史研究仍然受到关注，但更注重视角的转移与选题的创新。在取向上，较为理论化的和具体化的研究都有所体现。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在商会史的细化研究上较多一些。比如，后来对商会的会内选举制度、人事变动的研究，既有探察制度与实践关系的目的，也有检验通常所言商会民主原则如何贯彻的问题。
此外，就是比较注重纵向的贯通与横向的联系，在商团研究、商民协会研究、同业公会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拥有独立武装的商团是晚清民初历史上的特殊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鉴于缺乏史料，较长时间内基本中断。我们集中整理了近代苏州商团的档案，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研究。现在，苏州商团的组织流变、社会活动、武装特征等问题基本清晰。所编辑的商团资料集也可以为更多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其次是对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研究。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为联合和动员各界民众参加国民革命，推行与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并列之商民运动。学术界对此虽有研究，但其中尚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我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商民运动在发展中的转轨、组织动员的成效、存在的缺陷、商民的成分及国民党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还有就是对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研究。传统的会馆、公所是为行会，近代的同业公会是新的行业组织。与商会相较，同业公会是以行业为范围的，可以说是商会的组织基础，但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行业领域内，同业公会是会员企业的领导者，在会员支持之下制定行业规范、调整会员关系、应对外界变化。同业公会与商会共同构筑成近代商人团体的完整体系。行会与公会之间存在传承关系，公会与商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引领一个研究团队，对同业公会进行了系列的考察，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同业公会在行业的层面上，如何实施市场调控，如何参与社会，如何与商会协作，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商会、商团、商民协会、同业公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后多汇集在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一书中。
此项研究还延续到当代，研究团队与地方政府及工商联合作，对当代的工商联和一些行业协会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研究报告，以协助地方进行行业协会的改制工作。基本上，我比较推崇通过渐进的办法，使行业协会逐步走上市场化和自治化的道路，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以更好发挥其行业特性，服务于经济发展。这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有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中的理由是政府干预太多，也在于中国基层的民间经济自治组织不够健全。—些改制后的行业协会在中外贸易纠纷、在地方的交易信用的维护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团队在研究报告中，还建议政府尽早颁布《商会法》、《行业协会法》，促进和规范商会组织的发展，也推动工商联的变革。
魏：您比较关注近代的政府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并且对于经济改革也有相关的思考。可否予以介绍？
朱：近代中国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晚清时期，政府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构建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对其评估不可完全以政治标准判定。我在1996年出版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一书中，讨论了甲午之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并且对财政金融政策、农业政策、贸易政策、矿务政策、铁路政策、地方自治政策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显示，此时政府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出台的相关政策虽然并未立见成效，但却奠定了此后经济法制和基本框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晚清时期的许多政策在中国都是具有创造性的。仿效西方，设立商会是其一。此外，如颁行公司法，发展劝业会，举办博览会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制渐趋完善，经济政策更为全面，在完善市场体制、促进实业发展方面也有积极意义。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有许多政策过于以提升政府财政和扩大管制权力为目的。如税收和公债的政策，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但掠夺的特性却相当明显。建立中央银行体制、统一币制本为好事，政府到后来却利用以筹备款项、挤压了民间银行的经营空间。在通常的印象之中，北京政府时期政府干预较少，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里当然有国际时势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民间工商业者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因此，评估近代的经济政策，固看其直接成效，亦须看其长期影响。政府发展经济，并非一定要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的微观活动，强化对市场的控制，如何为企业创造安定、公平而有活力的竞争环境方是要义。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代的经济政策并非单独发挥作用的，亦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经济的发展须有稳定的社会环境，须有健全的法制环境，更要将民生水平的提高作为目的。如仅以增加财政税收作为目标，竭泽而渔，则势难长久。
魏：近代中国的阶层与职业分化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您关于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相关研究在近年颇受关注。您认为，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生发机制及社会角色如何？
朱：我关注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是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关注晚清以来的“职业化”进程，由四民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过程，既是阶层的分化，也是职业的分化。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推动之下，社会分工曰益细致并趋于专业化。相较于官商及工农而言，自由职业者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特征更加明显。由此，在对商人群体进行较长期的讨论之后，研究的主题也拓展至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医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记者群体等。近年，我组织研究团队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正可以由此去进一步探讨近代的职业化问题。二是在近代的社会群体研究之中，以往重于上层，后来提倡眼光向下，由精英而至于大众，恰恰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一些小众群体缺乏关注。个人以为，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将弥补以往有关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的空白点或者是薄弱环节，使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完整和更加完善，从而得以从总体上较为全面地了解近代各类社会群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作用等重要问题。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研究的兴起，对这些新兴行业的考察势必也将随之开始进行。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兴起，有些类似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时期的职业主义倾向，由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促使职业分化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在晚清时期，会计师、西医师、律师、记者的出现，既有自身职业市场扩展方面的因素，也有引进西方专业知识体系和建立相关职业制度的因素。职业群体的研究多以职业公会为中心来进行，如上海的会计师公会、律师公会、记者公会等，但是这一群体的社会角色并非仅体现在公会的集体行动上。会计师在构建市场信用体系、律师在完善近代司法制度、记者在促进近代传媒业等方面的作用，都是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政府在职业的发展中虽然发挥重要作用，颁布职业法规，但从业者也在其中竭力推进。如会计师为扩展职业，参与到公司法规、税制改革、招股信用等事务之中。自由职业者也是各专业知识体系建立的重要主体，与学院式的教育体系相结合，在促进会计学、法学、医学知识的引进与本土化方面功劳不小。自由职业者群体虽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不多，但并非没有政治观点。整体上讲，他们崇尚法治天下与市场自由，主张民主权利。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之中，他们的观点并不占主流，但却不应忽视。
整体上看，您的研究较为关注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在经济史研究中极具社会史的视野，也具有极强的人文关怀。事实上，新兴的经济——社会史正是注重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剖析历史发展的进程，近年来学界对此讨论热烈。您是如何看待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取向的？
从学科起源上讲，经济——社会史具有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双重背景。在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初，在英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形成了悠久的经济史研究传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计量史学和社会史的兴起，经济史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遏制。经济史过于理论化和计量化的研究方法，使其研究的领域逐步狭小，且非历史性的解释倾向，使其迷恋于数据，而脱离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明显缺乏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一些学者呼吁重视经济问题背后的结构及文化因素，如制度、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行为与文化等，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结合。社会史在此时逐步走向兴盛，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主题，都更加多元化。各类现代社会问题的纳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方法的引进，对于底层社会及民众生活的关注，对于历史联系及社会变迁的整体理解，不仅拓展了专题史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而且使整个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史的倾向。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史与经济史要联手合作，经济史应当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研究，而不是那种选题狭隘的历史，这种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经济——社会史”。在历史学的角度，经济问题与政治、社会及文化层面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
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引入与学科建立既有学术交流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学术脉络及时代因素。在中国传统史学中，食货之学居有一席之地。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之中，食货之学扩张而为经济史学，成为新史学中的重要专题门类。究其原因，现代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经济史学的问题领域不断丰富。同时，在追寻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进程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之性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亦使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经济史的新传统。在讨论之中，唯物史观者重视以经济基础之变化来把握宏观的社会走向；食货学派讲究史料与理论方法的会通，加强国计与民生方面的研究。这一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是基于中国本土的学术流变而形成的，经济——社会史的引入虽受西方影响，但不可忽视此一基础。中国史学界有意识地引入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为时不久，集中的讨论也大约仅二十年的时间。经济——社会史对于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亦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史学的研究重点而言，过去多重以政治史为基础的结构论述，缺乏社会及民生层面的关怀；经济史的论述或附属于政治的判断，或过重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经济与社会之互动关系论之不深。经济——社会史的引入适应了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趋势，同时亦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弥补政治史的论述，有助于整体史的建立。因此，许多学者认识到经济——社会史之学术及时代意义，有意识地加以引进并宣讲经济——社会史的理论与观点。
魏：您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卓著成就。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在您的眼中，您认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何在？
朱：辛亥革命的纪念在革命之后的不同时期，都受到重视，且纪念的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这两年，我们研究所同仁做了一项相关课题的研究，主题就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与诠释，系统梳理革命之后不同政府、党派、工商界、学术界、不同社会团体的纪念活动，包括物质纪念和仪式纪念等不同的形式。我们在今天纪念辛亥百年，政府、党派、社会各界、两岸及海外，侧重点也有不同。反映出在辛亥革命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革命的纪念受到复杂现实因素的影响。这套书估计在下半年就会出版。但这并非说历史可以随意的诠释和解读，恰恰在这里要尊重历史的真相。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其学术意义自不必说，社会意义更加广泛。纪念不仅仅是缅怀革命先驱，认识辛亥革命在近百年来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伟大意义，更重要的是继承辛亥革命先烈所抱持的“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将辛亥革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永恒的精神财富。辛亥革命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纪念辛亥百年，也是提醒华夏子孙和衷共济，排除艰难，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魏：今天有机会全面了解您的学术思想与观点，谢谢您的讲解。
朱：也谢谢《学术月刊》，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
本文刊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仝宏博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