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台北“中研院院士会议后，我与何先生约好两年后在南港再见。这是自1994年以来，我们每两年确定一次的约会。何先生晚年定期返台参加两年一次的院士会议，并顺便与研究院后辈相聚，故有此约。直至年初，我们还仍一再通电话确认六月之约，孰料到夏天何先生竟无法成行，而且以后再也不可能重践旧约了。这年我初度参加院士会议，然而何公却已经不在席上，使我毕生抱憾。

与何公结缘在1993年春。虽然他早在1990年开始定期返台参加院士会议，但是初期苦无机会与一般研究人员交流。要到1992年底，在当时中山人文社会社科所所长、经济学者麦朝成教授积极推动下，何公被正式聘为社科所的通讯研究员，当中有何公高足李中清的牵引。李中清与社科所历史与思想组的研究人员有交情，加上何公的研究乃历史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典范，正是社科所追求的目标，此事自然水到渠成。麦朝成所长随即邀请何公在翌年5月来所访问两个月，由历史组接待。记得当时历史组的同仁无不带着如履薄冰的心情准备迎接他。何公的著作是几代学人大学时期必读之书，他的名字实等同于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现在忽然要见到本尊，难免令人既兴奋又紧张。尤其久闻他脾气暴躁、不易相处。我仍记得初次与何公见面时即为他魁伟的身材、严肃的表情、如火炬般的眼神所慑不敢多言。倒是他颇健谈，不似传说中的不近人情，但因敬畏而生的距离感并不因此消失。他到访不久我在历史思想组作例行的研究报告，讲的是宋以来惜字会的历史。想不到何先生居然跑来参加研讨会，至今我仍记得他进入研讨室那一刻，我脑中茫然一片、背冒冷汗的反应。当时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报告。讲完后，他竟然友善地评论了一两句大概因为对这个显然他不会归类为第一流的题目，我知道得比他多一点所以幸运地过了关。经此一役我完全克服了对他畏惧的心理障碍，能以平常心与他相处，让我们在后来近年间建立了让我终身受益的忘年交。

何公成为社科所的成员后，自1994年开始每次参加院士会议之前，必先在所里待一两个月，以进行研究写作、发表演讲、会见学生、朋友等。每次他都用后楼二楼的一间他特别喜欢的研究室。所里还一直为他保留一个专用小包，内里有他惯用的文具、日常用品等杂物，也特别为他准备他喜欢的乌龙茶、时令水果等，按指示给他订活动中心有日照、较通风的房间。两年一次全所上下心照不宣地为这位大家长的到来作最贴心的准备。我想在1994年以来这十多年间，何公非常期待，也很享受这两年一次的研究访问。他并不介意南港盛夏的煥热也只偶然抱怨一下活动中心不甚出色的伙食。反而经常提到台北能让他感受到久违的传统人情。社科所、中研院内外的同事、助理真心尊敬他乐意为他办各种杂事如借书还书、打字、复印等等。大家也愿意耐心听他滔滔不绝地讲60年来的“读史阅世”、陪他吃馆子、为他找数据校对稿件等这方面史语所的范毅军与何汉威出力最多。这些对待长辈的惯常做法，也大概是他年轻时所熟悉的人情，却是他在美国梦寐以求的奢侈。他在美国成名，大半辈子住在美国。对美国的学术、文化、生活了如指掌，思考与书写方式也十分西化。但美国对他而言似乎始终只是一个可敬的战场，在感情上他始终眷恋他年轻时代的中国。有几次谈到他在美国的寂寞，会眼泛泪光

1997-2004年间我先后当上社科所的历史组主任、副所长与所长，更直接地处理何先生来访的相关大小事宜，每次无不战战兢兢，尽力配合何公高标准的要求。接待的经验让我深刻体会何公处事的一丝不苟、深思熟虑、面面俱到，他考虑缜密、人情练达绝对代表了传统中国大家长的完美风范。但同时他又具疾恶如仇的紧张性格，经常处于攻坚歼敌的战斗状态。他不少掷地有声的论著是为了彻底推翻他认为扭曲了中国历史原貌的、但却有国际影响力的观点而写。他每次攻坚，均全力以赴，细心斟酌一字一句，但完篇必一气呵成。其实何公颇享受他打过的每一场学术硬仗，一再在谈话中得意地夸耀他所向披靡的辉煌战绩，身上没有半点中国传统文人的温柔敦厚也因此得罪人不少。

何公晚年致力治先秦思想史，目的是挖掘贯穿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元素。他认为中国文化、政治、社会古今相通，是基于独特的、源自先秦时代的文化基因。他曾提到壮年时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所磨炼出来的深厚功力对史料的忠实的考据与分析他尤其满意在《中国人口史研究》一书中对明代黄册等史料的缜密剖析，对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了解他的博士论文是英国经济史，为他晚年的思想史研究作了充分的准备，让他能另辟蹊径，以此为中国历史“画龙点睛”。他最后几篇思想史论文透露出他对中国历史与政治发展渐趋悲观的看法，这与他壮年时所持的乐观有出入。然而无论他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或明清时期的社会流动、资本累积、人口发展的独特模式，或先秦诸子思想与中国政治发展，他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与热爱，只是他的心境随着年龄与经历有了微妙的变化。他早期著作所建立的明清社会发展模式，有力地指出两代经济与社会制度发展的创新性与建设性与相较于西欧当时中国社会的相对平稳与充足，平反了二十世纪初以来以明清为腐败软弱政权的普遍负面评价。他的论点至今仍屹立不摇。他最后十多年的研究则是想解开法家政体自秦以下深远影响中国历史之谜。何公在“中研院”最后几场演讲与文稿强调了先秦诸子如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所建立的思想体系面对孙子以降的残酷政治现实，无法提供另一种有效的管治方式，只能作为在髙压统治下人民聊以抚慰心灵的安慰剂而已。法家以残酷手段一统天下的悲剧性发展无法因而扭转。何公思想史研究的确别创一格，他最终的关怀并非思想家，或他们的抽象思想，而是社会与人民，与中国的命运。这与他壮年时研究明清史的关怀与出发点是一贯的。何先生晚年思想史这个新研究反映了他源源不绝的学术创造力，但同时也让人体会他晚年心境的变化。他一生奋力投人每个学术研究与辩争，不胜不休、不闪避、不妥协的精神，我较少在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何先生生长在一个独特的大时代，秉承了最精粹的中国与西洋史学传统，两者在他身上的结合激起令人弦目的火花，在中国历史界闪耀了60多年。我们有幸在中研院目睹他生命最后的璀璨。

我们背地里给何先生取了一个外号：“老虎”。他具备老虎的战斗精神与顽强意志。而这些源自他得天独厚的体力与脑力。何公以学术研究的精神来料理自己的身体与健康。他后悔年轻时曾有吸烟恶习，坏了身体。也在意因思虑过多所致的经常性失眠。他以科学精神来弥补这些身体上的弱点。亲近他的人都知道他除了规定自己每天必走两里路外也吃不下数十种的维生素与其他营养食品。每次他来访，会首先把带来的、仔仔细细分类包好的几十包营养丸药，摊放在活动中心房间的桌上蔚为奇观。他对各种丸药的强身功效极有研究，不厌其烦地逐一再向我们解释，包括基本的化学原理。并不断督促我们得向他学习，以便维持健康活力直到老年。何公也自许为这种养生法的最佳活广告。特别指出他因为懂得保养，所以从来没有老花眼，过了九十岁仍能在公路上高速开车。

何公唯一的娱乐是观看体育比赛。我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坐在社科所交谊厅与同事工友们看电视转播或网球比赛时的专注表情，目不转睛像个孩子。大概是的一天中午，我与他在“中研院”饭堂吃饭，有一个同事走过随意告诉他芝加哥公牛队刚得了冠军，他马上蹦跳起来举手欢呼那张兴奋的笑脸，我如今仍清楚记得。只有在他吃到或想起他曾吃过的美味菜肴时才会有类似的满足与快乐表情。在他严肃世故的表面之下，其实是一颗被压抑的童心。

2006年春节前，何夫人辞世，何公受到极大打击。此后身体明显走下坡。当年与后来几次返台，都免不了人医院检查疗养。一两次大家以为他得了重病但最后被证实是虚惊一场。他出院后很快就恢复“正常”起居，继续东征西伐以不断的研究写作与讲学计划填满生活。2010年5月，他应老友杨振宁先生之邀，以93高龄，独自从加州旅行到北京清华演讲，并小住一个月。六月直接从北京到台北参加院士会议。在台北他终于累倒进了医院治疗。出院后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范毅军、廖南诗近年何先生在台北的生活起居的所有细节，主要由他们两位悉心照顾，他们也最得何先生的信任与他吃完晚饭，送他回活动中心。他当晚疲态尽显，但仍坚持不用手杖、不让人搀扶，一步一步走上活动中心的台阶，看着他独行的背影，我默默地向上天祈求让我们两年后再在同地见面

2010年北京清华大学演讲后，何先生似乎觉得时间无多，急切地要完成他的思想史研究。曾动了到香港小住以便专心写作的念头，其中主要考虑是吃饭问题在香港容易得到解决。当时我巳从台北“中研院”转到香港工作两年多。在香港几位以前曾受教于何公的芝大经济系校友，包括雷鼎鸣、王于渐、袁天凡、陆炎辉等有心人，于是与我共同商量让何公到港小住的计划。经几番信件来往与电话沟通，在2011年初定了一个我们认为尚算周到的方案，并已准备为他找适合的住所。但到了秋天的10月12日，何公忽以传真来信说体力不如前“以我94-95高龄，学术活动非脑力、体力、情感髙度集中于一时一地不为功。”因此不得不放弃来港小住的想法。但是他仍维持翌年六月到台北“中研院”发表演讲与参加院士会议的计划，并说“千言万语，容明夏面谈”。香港朋友虽然失望，但也了解他的困难。我则想至少我们会如往年一样在台北会面。

但到了2012年5月初再听说他连台北的行程都取消了。我心有不祥之感，连忙给他打电话请安。那天何先生声音虽不如以往洪亮，但思维清晰如常，他说近日比较累，也比较消瘦，但为中研院”王世杰讲座准备的论文接近完稿并吩咐我替他找一些照片资料交给北京中华书局与汪荣祖先生大概是为他的论文集准备图片。他也要我继续打听在香港住宿的可能。在电话里我充分感受何公对生命的坚持，对下一段旅程的殷切期盼。想不到那次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何先生在月日离世，翌日我与他的公子可约通电话整晚没睡的可约告诉我何先生的论文已大致完稿，只待校对。他描述父亲离去当日的早上南加州阳光温煦普照，电视上播放着他热爱的网球比赛是让他欢喜的一天。可约难掩不舍之情。我当时想，或许这是何先生事前作好的安排。他一辈子处事必抓紧每个细节，从不随意，直到画下最后句号。

梁其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