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曾说“佛陀是乘着白象来的，耶稣基督是骑着炮弹来的”，清朝一下子从天朝上国跌入近代弱国的尴尬境地，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无论如何都是面对城下之盟时的选择，不少涉外机构与机制的确立，往往是在疲于应付之后的无奈之举。

光绪初年，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借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廷被迫派曾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加授郭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奇谈怪论扑面而来，更有对联嘲讽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时时为其鼓气。

同光之际，士大夫出使外国，会被视作极为荒唐，以至于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会随时监控其行踪，暗地里对其倍加诋毁，指其主官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这位清帝国驻英大员入乡随俗的亲近之举，动辄被其副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后还形成日记流传到国内，使得郭清誉受损。以至于尽管郭在英法应付裕如，广受赞誉，但去世后朝廷却以其出使外洋，所著物议众多，不为其追赠谥号，堪称奇冤。

当年，做外交官是个危险的职业。

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一书，就是围绕中国士大夫如何进入这个危险的行当，并如何试图在其中腾挪转移，以成就了那一段弱国的外交史。

自将磨洗认前朝

李文杰师从茅海建教授，深信“学问有其高深处，但路径却并不复杂，是材料的、史实的、说明的。读史料集、跑档案馆，从原始材料出发，由点滴解析入手，谨慎前行，持久用功”，方有厚积薄发之根基。

乃师《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2辑入选图书，当年出版时名动江湖，如今蔚为名著，据说剑桥大学出版社正要推出英文版，这在当代中国文史学界是不多见的。二十二年后，李文杰此书纳入同一系列第16辑，可谓源远流长。此书丰富的档案爬梳与细节勾勒，不经意间有茅式考据的味道。在茅海建所提倡的史实重建方面，面对不少晚清外交语焉不详的问题，或许是受乃师戊戌变法相关研究的影响，李文杰先因后创，做了独到而深入的梳理，尤其是格外留意各层级官员的来源与命运。

在儒家所说君子不器与夷夏之防之间，士大夫出身的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尽管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但他们内心无疑有着一种紧张感，如何跨越这一自身身份的适应与外国语境的双重焦虑，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这是一个艰巨的课题。

李文杰为此收罗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档案，为构建这一体系做了细致的工作，结合新近披露的日记、书札与文集，将这一群体风貌做了较为细致的改写。

面对中华朝贡体制的崩解，一旦从那种万国来朝的兴奋与亢奋中翻转为重炮轰击下的京城沦陷与天子逃亡，为了应对多方应接不暇的万国，清廷为此不惜委曲求全，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这也需要我们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条文，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通过发掘、搜寻、整理总理衙门大臣、章京，驻外公使、参赞、随员、翻译官，外务部大臣、丞、参议、司员的众多履历及生平史料，探究他们的来源、选任、迁擢、群体演进等诸多问题，论述近代外交官出现和初期成长的经过，为观察清末民初的外交提供一个制度史的视角。

有了人，历史才有了光

晚清外交研究已有不短的历史，因为事关退虏送穷，经世之士颇多议论。早在抗战前后，中国近代史开创者蒋廷黻就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之编纂，清华大学历史系青年才俊王信忠在蒋廷黻的指点下，以《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对甲午战争的国际背景做了深入的探索，尤其对朝鲜半岛的纷乱情形与清廷派驻官员的应对做了仔细的讨论。

日本学者川岛真所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一书，也通过扎实的文献，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其中，对于规则的关注尤其引人注意。

但是，在这两部杰作为代表的前人论著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晚清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外交制度的制订，对于在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外交形势之中，具体制度如何运作，外交官如何因应，似乎并没有太多发现。

知人论世本是中国史学值得再三致意的传统之一，李文杰此书难能可贵的是，除了格外重视各位外交官的详细履历，也对那些活生生的外交官的喜怒哀乐做了足够的关注，这一从日记、函札入手的摸索，尝试发掘总理衙门内部组成人员的构成与日常，并解释他们与相关机构的纠缠与互动以及其中的动机是否存在有意的强化支配，让人有一种阅读日常生活史的细腻之感。因为历史，往往是因为有了人，才有了光。

读罢此书，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思考如何走向活的制度史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他在处理条规、群体的形成之时，通过个案的深描，呈现出不少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一旦脱离了外交官的刻板定义，那些士大夫的生活与日常一下子变得水银泻地，比如他聚焦总理衙门章京、四川籍的杨宜治，将其日记纳入一个外交官的成长履历，折射出当时外交官的艰辛与怅惘，并将其视为当时制度的一个注脚。随后又结合师友函札，将名重一时的汪大燮作为公使典型进行个案分析，对高层的外交官具体情形也有了解剖。这位科举出身的总理衙门章京，在清末成为外务部司员，再逐步攀升为民国外交总长，在其中李文杰又着重描述了制度如何造就了人，尤其留意汪氏如何由传统士大夫转变为职业外交官这一奋斗过程。

在具体事件的反应与制度生成中，此书对于主事者的态度与倾向也做了细密的分疏，其中曲曲折折的人脉与网络，身处士林与官场的外交官当然无法自外，而这些外部的勾连自外而内而形塑了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命运。

质与量的双重推进，使得以往模糊不清的历史变得真切起来，那些惨烈的败状与苛刻的条约，背景之外，又多了一层外交从业者的努力与感奋。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作者为各类官员精心编制了近40张表格，让读者对于其具体情形与演变一目了然，又避免了叙述的冗长与繁琐。

晚清史研究如何可能

近些年，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似乎都习惯于眼光向后看，听说一些历史系想找晚清史师资已经不那么容易。晚清尽管波澜壮阔，但研究者或局限于史料获取，或畏惧于识文断句之难，或感叹题目已经做完，有志于晚清史研究者真可谓人生寥落车马稀。

不过仔细一想，其实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辛勤耕耘，大量以往不为人知不为人见的珍稀史料不断披露，此前需要花费大量心力方能获取的资料获取起来已经甚为轻松，吊诡的是，年轻后进对于这些新材料好像并无多大热情，不少人在新潮流的鼓荡之下，日渐淹没了自己，也失去了学术探究的学脉。

李文杰注意到，一些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习惯于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于某某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研究之中，忽略了职官与制度的深层影响，他提醒我们注意职官制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制度固然应对不了所有的疑问，但若少了制度，许多问题怕也无法得到清楚的解释。制度是一个框架结构，结构造就相应的功能；制度又有边界，边界限制人的能动性；制度还有自己的理路，从而形成独特的演进规律”。他试图“经由人的角度，进入制度研究，尽可能地使停留于纸面上的制度具体、流动起来”。制度背后的生成与演进，其实有着自身的逻辑，而这一逻辑又是当事人的选择与倾向所致，倘若不厘清这一逻辑，就事论事，就无法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除了具体揭示总理衙门与外务部的历史，作者还无疑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可能的路径，晚清时期的制度、机构、人物与事件，其实都很有值得拓展的空间。这些空间此前很可能更多是在于制度形成的过程梳理，但对于其社会反响与前后脉络，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人事纠葛，探究的力度依然不够，如何在前人研究之上，结合既有史料大发现，将其更加圆融地揭示于学界，其实可以做的工作尚多。顺流而下，再进而探究民初乃至五四，想必成就或相当喜人。

晚清史的研究在过去曾经是热点，当下新清史又俨然成为热点，但与其跟着西潮去追究隐隐绰绰的新清史，其实无妨着力于这一轮潮起潮落的晚清史，深耕出老树新花。毕竟过于拥挤的研究领域，往往很可能“大树底下不长草”，这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并不太有利，更不利于深化对于整个近代中国的认知。

这一认知的推进，又不仅仅是停留于表面文章，而是在无形中苏醒我们的历史记忆，恢复历史的复杂性与历史研究的情境化，进而让更多似是而非的历史观渐渐消遁，而使得更加丰富而立体的历史认识会层出不穷，这无疑会成为最为动人的文化景致。

历史研究者往往对于汉唐盛世有着天生的研究热情，而对于皇权旁落的汉末与晚唐似乎就有了一点点心理障碍，所以相关研究近日才慢慢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但至今似乎也没有根本的改观。相对而言，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更是非常惨淡，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确就是一部屈辱史，能够让研究者心情愉快的篇章总是那么有限而短暂，连抗日战争胜利了时人也视之为“惨胜”试图借此来强调中国为此牺牲之大。

李文杰所处理的这个题目，其实正对应了“弱国无外交”这一名言，但他又修正了这一名言，作为弱国的清帝国，却拥有并不那么“弱”的经世致用之士，这波有识之士的命运格外崎岖多舛，面对格外贫弱的国势，面临清流的无端指摘，还要远游万里身处异国，但依然在“外交”这一新事物前格外用心，让当时的帝国在某些时候并非“落后就要挨打”，以致延续到北洋时期的对外交涉。

平心而论，洋溢其中的，与其说是技术细节，不如说是文化氤氲之下士大夫阶层的品质与操守，在其中不绝如缕，可谓黑暗中的点滴微光，让这部晚清外交官的历史显得悲喜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