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得到周南京先生在京去世的消息，我不禁黯然神伤、深为痛惜，我于周教授处受惠良多，数月来与先生交往的诸多往事不断在脑海中浮现。

我是在2003年认识周南京先生的。可是在此之前，我1995年参与到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的工作时，对于先生的名字就已经耳熟能详了。当时常置于案头的书中有一本厚厚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这部汇集了全国各地华侨华人研究上有精湛造诣的专家学者，内容囊括了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华埠的历史与现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习俗诸多方面，总共收录了17个部类、7093个辞条、总字数200余万字的大型辞书，它的主编就是周南京先生。

2003年元宵节期间，因参加"闽南文化论坛"会议的机缘，我的老师、泉州华侨史专家郑炳山先生将我引荐给专程来泉州出席会议的周南京先生，他热情地与我握手、交谈，精神饱满，满面红光，目光炯炯，声音宏亮，如果不是头上的一头银发，丝毫看不出他已经年近七旬了。

周南京先生回京之后就给我寄来了《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风云变幻看世界--海外华人问题及其他》、《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等几本他的著作，我接到书后发电子邮件向他表示感谢之意，我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随着了解的深入，周南京先生对我的称呼也从"远鹏学友"，变为"远鹏学弟"、"远鹏老弟"。

2004年2月，我在认真阅读了周南京先生的上述著作之后，撰写了《钟情侨史  矢志不渝--记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周南京教授》一文，周南京先生发来电子邮件表示认可，之后又推荐给印尼泗水的华文报纸《千岛日报》发表。

二

2006年4月，考虑到我离开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的工作岗位已经很久，接触到关于华侨华人历史的材料越来越少，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写这一方面文章的难度很大，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几年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因此我萌发了将十年来自己写的有关泉州华侨华人史和泉州与域外交流等方面的文章汇总起来，并起名为《文明的交融--泉州对外交流研究》，以便寻找机会出版。当我将此想法及文稿目录告知周南京先生时，他当天就给我回了电子邮件，表示拙文"有史料价值，北大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编委会乐意出版该书"。第二天再次发来电子邮件说："我尽力圆你的出书梦。"

之后我们开始了频密的电子邮件往来。

周南京先生全文审阅了我的书稿，从文章的归类编排、个别内容的调整、封面的设计，都提出很好的意见，并且建议将书名改为《泉州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人物掠影》，以便囊括书稿的大部分内容。该书最后被列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十二"出版，这是我的莫大的荣幸。我平生第一次出书，完全拜周南京先生之赐，周南京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厚爱让我没齿难忘。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书中一些带有观点性的文章，周南京先生都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可以说是完全尊重和宽容了笔者的看法，对此我更是心存感激，同时对他的学术识见和胸襟更加感佩。

7月24日，我收到了先生的助手陈文寿先生寄来印刷好的300本《泉州与世界》。从4月25日我发邮件向周南京先生提出出书的意向，到7月24日我收到印刷好的书，时间刚好是三个月。时间之短，令人惊奇，周南京先生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感动。

三

作为祖籍泉州安溪的归国华侨，周南京先生性格率直，是非分明。这种性格特征在我们闽南地区有个专门的词汇，叫"番仔直"。

很多年以前我就听说周南京先生有一次在学术研讨会上为了一个学术问题与另一学者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九届、十届政协会议期间，相继有个别政协委员提出要求国家"恢复双重国籍"或"有选择对应承认双重国籍"或"弹性处理国籍问题"的提案或政策建议。周南京先生得知后非常重视，立即撰文论说其非，并向有关部门大声疾呼，不要忘记历史上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国籍问题给广大华侨华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周南京先生还向境内外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起"关于境外华人国籍问题笔谈会"，虽受到个别官员的从中阻挠作梗，但依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容纳各位撰稿人观点各异、不同见解的《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一书，周南京先生认为"华侨华人国籍问题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意见相左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有通过民主和自由讨论或者辩论才能逐步取得共识，或者多数人取得共识。"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周南京先生性格特征在学术研究上的反映，就是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创见，而不人云亦云、曲意逢迎，亦即陈寅恪先生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曲学阿世。我想，这也是周南京先生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四

2016年5月18日，我得知周南京先生不幸于前一天（5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周岁，我深为痛惜，但我远居海陬小城，离京千里，只好临时作了一副挽联发给吕其颖老师。下面就以这副对联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南望数千里爪哇渺渺同悲泣，

京畿六十年侨史煌煌有丰碑。

（2017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