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开支在大国兴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古往今来所有大国面列的重要议题。一直以来军费开支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军费开支为投入的战争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2017年，中国军费比上一年增加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是20多年来的最低增幅。虽然军费总额超过1万亿人民币，但是，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看，却远远低过很多国家。据瑞典斯德哥尔摩Sipri和平研究所的估计，中国的军费开支比公开的要多出50%，但是，即使这个数字也没有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

从西方很多媒体的反应来看，大多数对中国军费增加的幅度，感到惊讶，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阴谋。不过，以笔者之见，中国连续两年军费增长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发展目标。

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目标始终是围绕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调整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以在国际上“不惹事”的“维稳”为主，外交多数为“被动反应”。当时在中国流传的有关中国外交的顺口溜是“美国想打谁就打谁，俄罗斯是谁骂我我打谁，中国是谁打我我骂谁”，这则顺口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上的被动“维稳”局面。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强势，但是，在中国自己看来，这不过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上的“维权”与“维稳”并重而已，即在外交领域既要维持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要勇敢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过，对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维权”，国际上的解读却与中国自己的解读不一致。中国的“维权”行为符合了大国权力转移理论中的崛起大国的一贯做法，而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的激化刚好印证了这一理论。但是，大多数观察家忽视了两个事实，一是不管是南中国海诸岛还是东海的钓鱼岛问题，近年来成为热点都非中国先采取行动引起的，中国不过是借力使力改变了现状。如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中国的这些做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被放大，导致外界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二是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公众对领土争端也表现出空前的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各自的看法和主张，莫衷一是的民众呼声和媒体讨论掩盖了并未改变的官方立场。

事实上，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这样判断的“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报告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牢筑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绝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个目标后来又有更加明确和具体的阐释。“一是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2049年，中国人民的生活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民的水准”。这种目标决定了中国的军费不仅不可能超过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甚至还要让位于国家其他方面的发展目标，这也是为何习近平一再强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要有战略定力”的原因。如果对比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判断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今天的中国毕竟是崛起的大国，国家利益已经遍布全球，因此军事的发展也要反映出这一部分的需要。到2030年，中国将有四分之三的石油需要进口，84%的石油航路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不断增加的海外贸易对于航路保障需求，海外投资对于远程投送力量的需求，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军费开支保持一定的规模。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军费非常之低，以至允许军方经商，自筹经费。笔者在1986年参加大学军训时，使用的步枪竟然是二次大战时期日本军人使用的半自动步枪，而当时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争夺战，显示战争已经进入了双方军人不需要见面，就分出胜负的阶段了。这十几年来中国军费大跃进，也有弥补中国的军费开支“忍耐期”缺口的原因。

中国政府清楚知道，当年苏联的垮台不是军事竞争的失败，而是军事费用远远超过国民经济其他方面开支所导致的。中国的军费开支必须要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与财政体系发展阶段相适应。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从公元1500到2000年的经济变革和军事冲突》中认为，霸权国家的军费开支往往比较大，并且会越来越高，对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从这两年中国军费开支来看，中国在国际上的“维稳”与“维权”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只要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外交政策仍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