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南峰/整理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扩张，对外援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新殖民主义”、“打肿脸充胖子”的论调不绝于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实地研究，并于今年年初再次前往非洲开展田野调查，此次归来，带回了丰厚的研究成果。2017年2月25日，《文化纵横》杂志社联合南都观察邀请李小云教授做客三联韬奋书店五道口分店，与听众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以下为讲座现场的文字记录：

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中国经验的勃兴

中国曾有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自信，但进入近现代以后，在西方物质文明和与之配套的知识体系面前，始终处于一种“不自如”的状态，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潮一直是向西方学习，不仅学习其坚船利炮，还学习其知识体系。这种宏观上的学习姿态也作用于对外援助领域，但近十年以来，中国逐渐改变了纯粹的学习者身份，开始尝试去“把握”世界，这种尝试不仅是政府政策的转变，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延续。

近年来这一深刻的转变，实际上早已酝酿于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间革命与建设经验的转移。中国对外援助的发轫，其背景是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主义的破产。，我们今天谈到殖民主义的历史，往往将其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因为殖民主义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批判。但实际上回到历史现场，殖民主义曾是西方统治世界合法性的来源，是一整套法律建制。西方统治世界的第一条就是要有知识、理论和世界观，要有一套能够说服自己的说辞，所以导致殖民主义破产的，并不仅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知识体系的崩溃。中国革命的成功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理论体系开始破产后的一个世界性成就，而这一成就孕育了取代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潜能。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抗美援朝，而后在军事、物资和经济建设领域援助朝鲜、蒙古、越南，将中国革命后的建设经验直接转移过去。第二步是在万隆会议后，将革命与建设经验传到非洲。在革命方面，支持整个非洲的独立运动，比如设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和赞比亚的穆萨卡的两个军事基地里，中国曾帮助对穆加贝、莫桑比克等国家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进行军事培训。在建设方面，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段时期，中国国内推行农业合作化和规模化，所以在六十到七十年代期间，农业合作化和国营农场成为中国援非农业的主要形式。

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间改革与开放经验的转移。在思路方法上承续了革命与建设时期，也就是将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经验直接转移，如1985年，中国选派农业专家帮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纳法索援建的三个水稻垦区，参照中国国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进行生产制度改革。

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中国将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传向世界，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其标志性表述是“要致富，先修路”。所以中国人在全世界修路，如埃塞俄比亚的亚历西亚机场，就是中国修路工人的专用机场，埃塞俄比亚到吉布提的铁路，连服务员端茶倒水的姿势，都是中国铁路局直接过去培训的。在农业领域，以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技术培训为主导的“科技兴农”成为援非农业的主要形式，

纵观整个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是中国自身变化的一个翻版，我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复制”，当然这种复制是否能在当地生根发芽，内化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是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但中国几十年来反复进行类似的实践，却真实地影响了非洲社会乃至世界关系。

中国对外援助逻辑：“礼尚往来”与“互利互惠”

西方对外援助的社会文化逻辑，带有强烈的基督教拯救意识形态。基督教认为世人都是上帝的臣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民受罪，所以西方人要对其进行拯救。但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旦出现“拯救”的意识，就一定会出现权利的不对等。所以西方对外援助是以改造欠发达地区为目的的，带有附加条件，如改革政治和社会制度、打击腐败、改善人权状况，试图将西方自身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移植到非洲社会。另一方面，西方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和援助回报，往往信奉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在援助的过程中依托国家实力，主导受援国政治议程，从而获得利益回报。

而中国则信奉“礼尚往来”的文化逻辑，以一种“送礼”的平等姿态进行的，并不以改造受援国政治和社会体制为目的，往往是以受援国需求为导向的，由受援国主动提出需求，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帮助。但“送礼”并不意味着当“冤大头”，在社会文化逻辑之外，对外援助还有另一套政治经济逻辑，即“互利互惠”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并非要求即时的回报，也不附加条件，而是寻求“礼在今天，利在明天”的双赢与效益最大化。而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以礼相待”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关系，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的关键时刻，受援国往往非常自然地站在中国的一边，如联合国大会历次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投票。

既无拯救非洲的道德冲动，也没有控制非洲的现实野心，“礼尚往来”和“互利互惠”加起来，就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逻辑，这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而西方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化基础，也许会认为这种援助的方向过于模糊，甚至“混乱”。

“边界模糊”的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下面以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例展现中国对外援助的微观实践。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承诺了八项援非工作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建设十四个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理念，是以技术发展引领变革，而非改造政治和社会制度，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

而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秉承了中国对外援助逻辑的“模糊”特性，由中国商务部、受援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中国国内公司三方主体共同介入管理结构，它既不是纯粹的公司，代表了中国国家意志，也不是纯粹的援助机构，自负盈亏，甚至对外出售农产品，它既是援助者又是受助者，既是公共服务部门又是公司企业，是一个集援助、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生产示范和农产品销售于一身的“模糊”机构。

中国政府要建设国家形象，受援国政府要求技术输出和培训，承建公司要追求商业利益，这三个使命看上去是完全冲突、不可协调的，这种“模糊”特性和多方主体使得示范中心常常面临“选择”的困境。但在实践中，三方谨慎地进行协调和博弈，维护各自的核心利益，保证了示范中心无法偏离任何一方的利益诉求，在我们团队的调研中，示范中心目前所展开的所有行动几乎都是围绕三方主体的目标进行的。

示范中心在明暗虚实之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和为贵”的哲学，任何一方都不能达到绝对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利益的均衡体，而这不仅是一个管理体制的创新，还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实践。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与目前国际通行的功能明确、边界清晰的援助机构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称之为“新发展主义的特征”。

对外援助的“次生性知识”与平行经验转移

而西方政府的对外援助，则是由技术官僚主导的边界清晰的机构，一个机构常常承担单一的任务。技术官僚就是掌握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的专家，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评估，承担具体的操作落实，也为政府行为提供合法性论证。

在这一体制中，专家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表面上是去政治化和高度个人化的。他们具有能动性，也必然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标准，他们通过“翻译”政府政策，影响援助资金走向与受益者选择，从而获得相当大的裁量权。而中国的援非专家虽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总体上仍是政治化的，承担国家使命，在行前培训中都会强调“国家的代言人”的理念。国家代表的政治身份规制了专家的个人行为。

，在援助过程中，西方专家掌握了对外援助的议程和方向，他们不断论证和“翻译”政府政策，以西方中产阶级自身的价值标准，在援助中要求非洲欠发达地区加入性别、儿童、环保等西方关注的议题。而他们利用的常常是“次生性知识”，所谓次生性知识就是那些既不存在于西方，也不存在于非洲，而是在西方想象非洲，然后人为建构出来的一套知识体系。例如，在新中国发展前期，即他本人的童年时代，儿童适当参加生产劳动是普遍现象，而现在西方跨越了那一发展阶段，以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和价值观念，发展出一套儿童权利保护的理论，在援助过程中附加条件规定受援国儿童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实际上是脱离当地实际情况的，可能导致援助进程的偏离，甚至中断。

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是不通过系统的知识构建对受援国进行干预，而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平行经验的转移，所谓平行经验转移，就是将中国在前一个发展阶段经过试验和检验的经验移植到非洲，然后重新进行试验和推广，与受援国的地方性体系进行适应，而中国和受援国都能根据自身政治、经济等利益诉求，在互动中共同探索中国发展经验的再生产和地方化。

从长远上看中国对外援助获得相当的回报，在国际政治的许多关键时刻，受援国都对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冤大头”、“打肿脸充胖子”的非议并站不住脚。其次，中国对外援助有别于西方系统性的制度变革要求，一切围绕“技术”展开，不干预受援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从援助方式上而言，中国对外援助并不依赖于系统建构的“次生性知识”，而将精力集中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与当地现实情况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