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或称“李约瑟难题”，几乎是中国科技史与经济史研究的终极问题。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如果放在18-19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李约瑟之谜问题可以具体化为这样的问题：18-19世纪的中国为何不曾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期、走出传统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观点认为应该归咎于传统中国专制政体：无限制高度集权可以肆无忌惮地征收赋税、没收资产、征召劳役，进而扼杀了私有产权的萌芽，因此之后的经济停滞即无可避免。不过，这种解释不仅受到了理论的挑战，也被近数十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所驳斥。在被认为是专制集权政体的清代，中国的经济系统实际上运行良好。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即提出，18世纪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繁荣程度，其实并不输给同时代的英格兰。更有证据显示，中国的市场统一程度在19世纪之前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系列的实证结果引出了新的问题：既然18世纪的中国一切良好，那么19世纪的中国何以遭遇如此巨大的财富大反转？中国的经济在19世纪的相对衰落是历史偶然，还是结构因素导致的历史必然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Tuan-Hwee Sng发表的论文“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00–1850”，即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出发，重探中国的历史兴衰之谜。
文章指出，疆域辽阔和经济扩张虽然构筑起大一统的帝国，却也造成了大一统帝国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础。具体而言，专制政体对人民的剥削，并非来自于最高统治者，而是来自于其代理人——地方官员：最高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安抚民心的考虑，往往不会过度征税；然而地方官员受到私利的激励，倾向实施苛捐杂税。两者的激励不相容，诱发了委托代理问题。帝国之大，在于庞大的疆域和扩张的经济；帝国之大，不仅影响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管能力，还导致了地方的寻租行为，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一方面，疆域越大，信息的传播成本越高，区域的多样性越丰富，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也就越困难，即所谓“山高皇帝远”；另一方面，经济的扩张激起地方寻租的动机，也迫使最高统治者降低税率以巩固统治，那么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下，经济扩张的负面影响（更低的税率）将大于其正面影响（更大的征税基础），最终侵蚀帝国的财政基础。
基于一个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作者提出了三个待检验的命题：其一，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会弱化财政基础，具体为税收负担将会随着地方到中央的距离增大而减少；其二，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会导致官僚机构缩小，表现为地方行政单位的网络密度越靠近中央越密集；其三，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下，经济的扩张使得税收在初始阶段有所提高，但在其后则会被逐渐削减。
图1：人口、土地税和府县分布（1820年）
其中：数据来源于CHGIS（200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大清会典》（雍正）。
在实证部分，作者首先考察了地方与中央的距离同代理成本的关系，即检验命题一和二。结合哈佛大学CHGIS项目数据，以及从史籍《嘉庆重修一统志》和《大清会典》（雍正朝）整理的数据，作者研究了税收负担以及地方行政单位密度同地方到中央之距离的关系。基本绘图和基准回归均显示：如果地方到中央的距离关系越远，那么土地税赋总额和人均土地税赋越少，县的数量越少，且每1万平方公里县的数量越少。如果选取府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作为工具变量，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均再次验证了以上关系。
图2：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距离、土地税、县的数量、人均土地税、每1万平方公里县的数量。
作者进一步地实证考察了清朝税收的动态变化过程，即检验命题三。基于从若干史籍（如《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清史稿》等）整理的数据，作者分别估计了清朝的名义税收、实际税收和人均税收的年变化。结果显示，从1650年到1850年，清朝的税收总收入确实经历了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史学文献将白莲教起义（1796年）视为诱发清朝后期财政危机的结点，但清朝的财政收入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减少。
图3：名义税收、实际税收和人均税收
随后，作者进一步从公共品供给的角度探讨清朝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作为清朝最主要的两大财政支出，国防和地方行政组织深受财政危机的侵害。这使得一个偌大的帝国在其后抵御外敌和组织社会秩序中出现更严重的危机，内忧外困，最终走向了灭亡。
图4：清代的农民起义数量和财税总收入
如果猛然看一下大清帝国会让人迷惑：它专制，却脆弱；它轻税，却农民负担重；它看似没有效率，却维系了两个多世纪。它经历了斯密经济增长，以至于中国人口在18世纪翻一倍，但是当工业革命来敲门的时候，它却崩溃了。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只要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疆域辽阔与其相应的财政体系和行政体系之后，就是可以理解的。文章虽然相对于解析清楚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显得过于简单，但是却对中国政治经济有一些基本的判断。这有助于解答“李约瑟之谜”。事实上，从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探求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不过，中国广大的疆域始终是研究中国制度演进时需要考虑的。简言之，我们需要从地理和财税两个方面考虑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文章来源：Sng, Tuan-Hwee, 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00–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4, vol.54, 107-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