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1914—1990)，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陞(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杨氏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专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号为简史，篇幅确亦无多，但实有深广的学术根基，为高度浓缩的综括；与稍后大陆出版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相比，虽于规模宏大、史料详赡方面皆不能企及，但以简驭繁，亦足以自立。论文如《晋代经济史释论》概述断代经济面貌，《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会子形状考》辨析经济制度的细节，《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钩沉经济思想的潜流，《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追溯商人社会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社会史有《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皆自具手眼之作。
杨氏论著的精华多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英文)、《汉学散策》(英文)、《国学探微》及《杨联陞论文集》。大都选题新颖，辨析细微，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总体视野，又具历史考证的微观基础，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如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也。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升、傅衣凌、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
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像丰富，容易发生“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毛病，故杨氏特别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倡导“训诂治史”，以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不仅随处寓训诂于史学，更有《“龙宿郊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禅宗语录中之“聻”》之类语文层面的专门考辨。
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集》(英文)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按：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于评论，可上比伯希和；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但亦曾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杨氏学养深邃，惜四十多岁后患抑郁症，每一二年即发作一次，故虽寿至高年，论者仍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诗曰：剑桥岁月未蹉跎，铁幕周郎可奈何。汉学西洋称警察，如公堪继伯希和。
杨联陞生学术年表
1914年 1岁 生于河北保定。
1933年 19岁 同时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从家长的愿望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大学期间受教于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国经济史。
1935年 21岁 先后发表《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庭连带责任》和《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二篇文章于《食货半月刊》一卷五、六两期。
1936年 22岁 发表《东汉的豪族》一文于《清华学报》。另有书评《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斑》，发表于《食货半月刊》四卷六期。
1937年 23岁 发表《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和《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二篇文章于《清华学报》。
1940年 26岁 受哈佛大学贾德讷(C S Ｇａｒｄｎｅｒ)博士的邀请赴美，协助贾德讷从事研究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班讲授中文，以钻研语法受赵先生赏识，成为其得力助手。此后发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论文多篇。
1942年 28岁 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
1945年 31岁 完成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
1946年 32岁 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发表《晋代经济史释论》于《哈佛亚洲学报》。
1947年 33岁 与赵元任先生合编《简明汉语口语词典》出版。发表《二十四史名称试解》、《公元942年晋帝致契丹皇帝的一封遣书》两篇文章于《哈佛亚洲学报》。同年与李方桂先生相识，交往甚密，经常请教和切磋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1948年 34岁 担任《哈佛亚洲学报》编委。
1949年 35岁 发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和量词》一文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0年 36岁 其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中国史纲》出版发行。发表《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于《国学季刊》七卷一号，《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于《哈佛亚洲学报》，这篇文章是其渊博的宗教学知识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经晶。
1952年 38岁 其中国古代经济史力著《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出版发表。同年发表《国史上的人质》一文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3年 39岁 《文白对照中文诗选》一书出版。发表《会子形状考》一文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4年 40岁 发表《国史诸朝兴衰刍论》一文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6年 42岁 受特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亚洲史学史讨论会，为此特撰《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一文，不久被译为德文发表，又收入《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一书中。同年写毕《〈老君音诵诫经〉校释》一文。
1957年 43岁 发表《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一文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9年 45岁 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0年 46岁 撰《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一文，第二年发表于《本博士颂寿记念佛教史学论集》。
1961年 47岁 《中国制度史研究》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作者自1946年至1957年期间先后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的《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等九篇论文。同年发表《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一文。
1962年 48岁 受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之邀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作讲演，用法文宣读了《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一文。同年在日本京都大学讲学，撰《论东晋南朝县令俸禄的标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质疑》一文。
1965年 51岁 获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称号。同年参加由费正清(Ｊ．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主持的世界秩序专题讨论会，撰《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一文，1968年由费正清教授主编的此会论文集印行，在卷首扉页上题：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于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
1967年 53岁 著《中国语文学札记》一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39本(1969年)。
1969年 55岁 《汉学散策》出版，收入了作者六十年代先后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通报》的十四篇文章。其中包括《国史上的女主》、《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二十四史名称试解》、《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等论文。
1970年 56岁 获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71年 57岁 发表《汉语否定词杂谈》一文于《清华学报》新九卷一、二期(1971年)，这是其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1973年 59岁 撰《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一文于《食货月刊》复刊三卷八期(1973年)。
1974年 60岁 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奖(Ｄｒｏｕｉｎ Ｐｒｉｚｅ)。
1976年 62岁 获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80年 66岁 在哈佛大学以名誉教授退休。
1983年 69岁 《国学探微》出版，该书收入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14篇，并翻译成中文。其中多为原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和《汉学散策》的文章。
1990年 76岁 11月16日逝世于纽约阿令屯。
1992年 《杨联陞论文集》出版，篇目由其在晚年手订，收入自1945年到1974年间发表的论文，共18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