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社会思潮在欧洲蔓延，并引起媒体以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欧洲民粹主义的蔓延主要通过它在两个方面的发展体现出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它通过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崛起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体现出来；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它通过民粹主义思想观念对社会大众包括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出来。本文力图在梳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结构的基础上，讨论其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政治影响。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民粹主义是与特定的政治组织及其活动相连的。民粹主义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学者们的描述中，“民粹主义”所指不一。而媒体中的“民粹主义者”更是一个缺少共同思想指数的泛泛之词。这可以从被媒体称为“民粹主义者”的构成中看出。但从其表达的政治理念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诉诸于大众或人民而反对既有的权力体制或当权派。在此前提下，战后欧洲的不同时代，民粹主义的主体力量及其表现出的政治特征也不相同。
早期的民粹主义继承了战前民粹主义的政治特征，它主要体现为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形式的否定，传统的极右政党是其主要的政治载体。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后工业社会的变化，民粹主义的主体诉求转向了对既有的体制，尤其是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否定。依托于新社会运动的新左派成为其主体形式。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一些新的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众多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国内和在欧洲选举政治中的突破，欧洲民粹主义的主体由新左翼转向了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尽管如此，其他的民粹主义力量也不同程度地发展，它们一同形成了对欧洲传统政治结构的挑战。
1.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目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本身构成复杂。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历史上的极右政党相近的传统型极右政党；另一类则是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独立发展而来的，它们在政治主张和思想特征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极端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
传统型极右政党的主要代表有英国国家党、德国国家民族党、荷兰前中间党等。它们实际上是传统的极右政党的继承者，其政治主张带有强烈的反既有民主制度特征，也表现出更大的极端种族主义倾向。德国国家民族党也因此被称为新纳粹组织。从政治影响力和人们对其政治主张的态度来看，这类政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即使是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范围内，这类政党也已经不占主导地位。
目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中占主导的是新型的右翼政党，或称之为激进右翼（radical righ）政党。其典型代表包括：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独立希腊党，荷兰的前富图恩名单党和荷兰自由党，挪威进步党，英国独立党。这些政党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各自国内，以及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实现政治突破的政党，大都在相应的选举中取得（或曾经取得）国内第二或第三大党地位，一些党参加了（或曾经参加）国内的联合政府。
作为这类政党典型代表的法国国民阵线也屡屡创造了历史。2002年总统大选中，其候选人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击败了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2014年和2015年该党又分别在欧洲议会选举和法国地方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成为得票率第一的政党。与上述传统的极右政党不同，这些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自由主义民主但不反民主本身，反移民、反欧盟但并不一定主张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普遍强调和主张更为严厉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而这与各种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的思想主张更为接近。
被归为这种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还有意大利力量党（现在的自由人民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但它们在观念主张方面表现出了与上述右翼政党的区别。由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的政治腐败丑闻后的政治大洗牌中崛起并赢得执政机会的。作为该党核心的贝卢斯科尼也是以典型的渲染民粹主义方式——宣称不再相信“老的政治阶级”，该国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政治家必须听从于“普通意大利人”的意愿——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的。但与勒庞不同，贝卢斯科尼并不赤裸裸反对移民。另外，成立于1991年的意大利北方联盟是一个带有鲜明地方民族主义特色的政党，主张意大利的联邦主义，它反对南部意大利，反对非法移民。
总之，这类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虽然在观念主张方面也有出入，但在反精英、反移民、反欧盟和福利沙文主义方面，表现出了共同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类政党政治上的不断突破显然利用了各国以及欧洲的经济危机。而伴随着这类政党政治上不断发展，欧洲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日趋扩大，人们对欧洲民粹主义蔓延的恐惧心理也在增加。尤其是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后，这两者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一方面，意大利五星运动、荷兰自由党以及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纷纷表态，意欲促进各自国内的相关进程；另一方面，各国以及欧盟领导人也在不断发声，警示人们警惕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及政治力量的蔓延。
2. 欧洲其他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应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上述发展趋势无疑成为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特色，媒体以及学界的一些研究往往因此而泛泛地将欧洲民粹主义的蔓延等同于极右政党的发展。但欧洲民粹主义政治现象并不局限于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政治图谱上，来自左翼的民粹主义始终存在。而且，面对经济危机和欧盟危机，一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也有一定的发展。
从反建制要求的角度来看，对于欧洲主流政治力量尤其是保守主义力量来说，传统的共产党以及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带有天然的民粹主义性质。因此不难理解，西方的主流媒体包括学界常常把far left或极左（extreme left）力量等同于左翼民粹主义力量，其中首先包括各国共产党以及与之有渊源的政党。但严格地说，传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所基于的阶级观念，是不同于民粹主义所基于的“人民”观念的。所以，一些学者把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左翼力量（即所谓的far left）分为四类，即共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民粹社会主义者（populist socialists）和社会民粹主义者（social populists）。
其中民粹社会主义政党有着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带有更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的诉求，更强烈的折中主义思想意识，更为强调认同而非阶级意识（尤其是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而社会民粹主义党与传统的民粹主义运动很相近，它往往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格化的领导和一种本质上破碎的思想，将左翼和右翼的思想糅合在一种反建制的诉求中。它们中的许多并不被极左所承认，许多甚至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甚至也算不上激进。许多只是昙花一现，在欧盟没有长期的代表。它们主要在东欧地区有一定影响。但过去十年里，面对持续的经济危机，在反紧缩、反欧盟的旗帜下，西欧一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主要是在南欧地区），不时有这类组织出现。
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左翼民粹主义力量是一种不定型的政治力量，这与过去30年尤其是冷战结束前后的欧洲政治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对待既有制度（或西方民主）的态度。据此，可以将泛义的far left归为两类：一类是激进左翼（radical left），指那些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但接受民主的力量；另一类则是极端左翼（extreme left），指那些否定自由民主、拒绝与资本主义做任何妥协的力量。其实，这两类大多都有共同的渊源，即与欧洲传统的共产主义有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欧洲共产主义力量在一些西欧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占重要地位。但冷战结束以后，这些政党面临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此压力下，整个欧洲共产主义力量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型。一个普遍的趋向是淡化了传统的革命意识或反建制色彩，逐步接受甚至融入到既有的西方民主制度中。
具体来说，除少数共产党依然坚持其传统的激进立场外，大多数传统的共产党组织出现两种演化趋向。一部分转型为新型激进左翼政党，即试图将传统左翼与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生态主义相结合。这种趋向在北欧国家的传统共产党组织中最为突出，如由一些共产党演化而来的瑞典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和红绿联盟、芬兰左翼联盟、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另一部分则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意在填补社会民主党中间化后的传统左翼空白。其中包括由德国民社党演化而来的德国左翼党，由过去的毛派组织荷兰共产党（马列主义）发展而来的荷兰社会党。
两类力量都可被归为上述的激进左翼范畴。这些力量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传统的阶级概念，或为其注入了新的因素（即超越传统的蓝领阶层的工人阶级概念，变成了更具有大众意义的被雇佣劳动者），因此在一些人看来变得更为民粹主义化了。有些则更为突出工人阶级的民族意义，更像是民族主义者。荷兰学者卡斯•穆德（Cas Mudde）也认为，当这些曾经的共产党不再将自己呈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呈现为“人民的心声（vox populi）”之时，它们已经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话语结合起来了，成为了左翼民粹主义政党。
除了上述与传统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有关系的力量外，在目前广义的左翼民粹主义力量中还有一些新型的力量。除了那些坚持更原始的生态主义理念的绿党外，一些新型力量应运而生。其中典型的有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意大利五星运动最初是一个为具有共同趋向的人们提供交流的社会网络平台，2009年正式成立后发展迅速，先后在2013年意大利参众两院的选举以及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第二，由此也引起意大利乃至欧洲政治领域的广泛关注。虽然一些媒体将五星运动归入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范畴，但其成员称之为“运动”而非政党，认为它超越了传统左右范畴。该党的名称也显示了这一点。
人们更多是因为其反建制、环境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趋向而归之为左翼“民粹主义”。而西班牙的“我们能”也是2014年新成立的政党，是在反紧缩组织的抗议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针对不平等、失业和经济不振，要求重新进行反紧缩谈判。按照党员数量，该党已成为仅次于人民党的西班牙第二大党，而在2015和2016年接连两次的大选中它都位居第三大党。但无论是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还是西班牙的“我们能”，它们都不再简单只是传统的左翼范畴，即不再简单只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解。只是从其对平等的诉求意义上说，它们被归为泛义的左翼范畴。
上述来自左右两端的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冲击到了一些国家既有的传统政治结构，同时也强化了民粹主义的思想情绪在整个欧洲的蔓延之势。
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以及民粹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蔓延，是世纪之交的欧洲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体现，而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是欧洲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它凸显了欧洲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与政治结构的变化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政治特有的话语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对这种现状不满的众多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而媒体和一系列技术的变化也为民粹主义话语和政治方式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1.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一系列社会环境变化对欧洲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进而也冲击到了欧洲既有的政治传统。
首先，全球化的新发展改变了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强烈冲击到了欧洲经济与社会。一方面，资本和生产的全球流动趋势在改变欧洲全球竞争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直接冲击到了欧洲传统的产业结构，并导致新的社会分化。经济全球化在加剧世界范围的国家间竞争的同时，也在不断冲击欧洲传统的产业结构，并导致欧洲社会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之间新的分化。一部分高技术端的新兴产业从业者拥有了新的机会，但传统产业的工人就业机会却受到产业转移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生产和资本流动的便利也直接侵蚀了国家控制经济和社会的能力。这一发展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战后欧洲左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形成的政治共识的基础失去。欧洲政治面临一种方向性选择。
其次，欧洲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受到挑战，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危机成为影响欧洲政治生态变化的持续性问题。战后欧洲普遍显示出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就业和高福利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些也是欧洲能够保持长期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最重要前提。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经济滞涨和全球竞争的压力，维持欧洲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不复存在，充分就业的状况难以再现，这些侵蚀了传统福利国家得以持续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致力于提高竞争能力的各国经济改革竞相以削减或压缩福利为特征。这无形中加剧了本已出现的上述社会分化趋势，尤其是那些受全球化影响的传统产业的工人。伴随全球化的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形势，那些受传统福利体制保护的人们的不安全感愈益强烈。
再者，后工业社会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生态环境。伴随上述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的是同一时期欧洲国家经历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从两个方面影响到了欧洲既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方面，一些非传统领域的事务在欧洲政治议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它们超越了传统的左右政治事务的范围。传统的左右政治事务主要是围绕物质领域的生产和分配事务而展开的，其解决方式主要是基于劳动与资本间的平衡关系。而伴随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一些非物质领域的事务，包括新的如生态之类的事务，以及一些历史上长期存在，但在传统的政治议程中不占主导地位的事务如移民问题等，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也就是说，人们的不安全感已经从传统的物质领域延伸到了非物质领域。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一些新的产业领域的队伍发展，后者更多与新技术的发展相关，它们进一步凸显了日趋庞大的新中间阶级的非同质性问题。这些直接冲击了传统政治领域的阶级意识。两方面的变化事实上都强化了一种政治生态趋向，即对基于阶级利益的传统左右政治的超越。新左翼和新激进右翼政治力量的相继兴起是这种政治生态变化的体现。
2. 主流政党应对变化和挑战的无力
面对上述社会环境的变化，欧洲各国的主流政党都曾努力作出改变以应对挑战。其努力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以市场化的改革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改革；二是加强了欧洲的联合，主要表现为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欧盟的发展。但在这两个方向的改革中，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方式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它们都是以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为代价的。
面对上述变化趋势，欧洲各国相继开始了对传统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改革。这一进程显然是由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以放松控制、市场化的改革和迫使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退却，以及全面压缩社会福利为特征——最初是由右翼保守政党引入的，从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开始，逐渐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社会民主党事实上也成为这一进程的推动者。面对政治竞争的压力和人们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方式的怀疑，包括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的失灵和福利国家的危机，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开始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传统的改革，其主要方向是在政策手段中放弃了传统的大政府方式，加强市场化改革，改变主要依靠产业工人的传统战略，强调新中产阶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这种改革趋向的集中体现。尽管“第三条道路”是以超越左右，即超越新右派政治和传统左翼政治为口号的，但因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以削弱或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作为改革福利国家的主要政策手段，被认为更多体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洲政治议程。而它是由主流政党共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是以更为严重的社会分化为代价的，其全面的放松控制政策被认为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欧洲金融危机。
而全球化发展在加剧欧洲与外部世界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的同时，也驱使欧洲国家通过加强欧洲的联合来应对挑战，其结果便是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是欧元区的实现。在欧盟的问题上，欧洲左右翼的主流政党再次显示了共同的基本立场。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立场，欧盟能够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相继实现欧洲单一市场、统一货币以及欧盟扩大等重大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发展加强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一体化的进程也大大促进了欧洲国家之间在商品、服务和资本方面的自由流动。但在国家之间以及在国家内部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这种一体化进程的受益分配是不均的，一体化进程中充斥着大量的失落者，欧盟国家之间以及各成员国内部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疑虑也始终存在。
其中，反对之声主要来自那些在上述发展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力量。只不过，由于主流政党的共同立场，这种不同的声音被淹没在了主流社会的认同之声中了。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国家之间的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也未能通过欧盟的制度性安排得到解决。因此，对于那些边缘化力量来说，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事实上是被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主导了。这进一步加大了各国内部那些被边缘化力量的不安全感。也正因为如此，当金融危机在欧盟范围内蔓延，尤其是因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危及欧盟之时，疑欧和反欧力量的声音显得尤其强烈，而移民、恐怖主义威胁等往往成为触发矛盾的焦点问题。这些成为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有利社会政治环境。
总之，尽管欧洲主流政党都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传统政策来适应变化的环境，但在国内政治以及欧盟两个层次上，主流政党之间都显示了相近的政策取向，这些取向都明显忽视了社会弱者的声音。在欧洲传统的社会模式受到侵蚀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际是以牺牲而非修复欧洲传统的社会团结为特征的。主流政党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趋同，意味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这一特点凸显了既有的权力体制与变化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这为各类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3. 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方式本身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和政治需求
在上述背景之下，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自身所表现出的特点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机会。与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主体趋向相比，目前的欧洲民粹主义从主体结构到思想诉求都有明显的变化。新的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成为政治光谱中民粹主义发展的主体力量。与之对应的是民粹主义在思想诉求上的相对温和化，反建制的诉求形式也变得相对温和。这些无疑缓和了主流社会对其的排斥心理。
此外，民粹主义政党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式方面的一些基本诉求和政治手段，因为迎合了一些民众的心理和政治需求，也越来越多地被民众所认可，尤其是在欧洲面对危机的形势之下。
首先，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思想，即诉诸于“人民”与精英对立，迎合了一些民众的心理需求，同时也确定了自我行为的合法性。对欧美不同的民粹主义政党的经验分析显示，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批判精英，把人民视为同质的存在，声称存在严重的危机，这些是不同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共同的思想特征。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中，“精英”、建制、国家、体制等常常是引发危机、腐败、破坏、功能紊乱的根源。在欧洲社会经济动荡不已、主流政党对社会多元诉求漠视的背景下，民粹主义诉求的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无疑迎合了那些对既有权力体制不满的人们的心理。但与传统的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者不同，这类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既有的民主制度，只是反对既有的当权者（即精英）。通过诉诸于人民主权，它们要求权力回归人民。人民主权成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尽管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概念并没有具体的所指，不同力量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诠释。
其次，民粹主义的狭隘政治主张因糅合了不同的本土文化因素，而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对移民和欧盟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最突出的政治主张。无疑，民众对它们的认可受到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欧洲社会发展模式被侵蚀和持续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因为民粹主义的主张中融入了许多本土文化的因素。与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不同，新激进右翼民粹主义的严厉的反移民态度，是基于其“本土主义（nativism）”的民族观和其权力主义的社会秩序观。本土主义坚持国家应该排他性地由本土集团（“民族”）的居民居住，那些非本民族的个人和观念从根本上威胁到了民族国家的同质性。而权力主义则相信一种严厉的社会秩序，要求违反权威应受到严厉惩罚。前者体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排他性特征，而后者则体现了其非排他性特征，因为强调秩序和权威也是保守主义的一个核心要求。
而且，不同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本土主义，也融入了不同的本土民族和文化因素。例如，一些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其本土宗教的激进立场，并通过诉求于一种严格主义的宗教立场来排斥移民和外来文化，抵制一些新的社会变化。希腊的激进右翼组织“金色黎明”就用本土宗教作为争取信教选民的一个手段，把本土宗教当作“排斥标准”，尤其是用程式化的方式把伊斯兰教妖魔化为“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圣战主义”的代表，把它们当作腐蚀其想象的社会同质性和文化纯洁的因素。对于“金色黎明”来说，宗教被当作民族国家所属的四个标准之一。也就是说，民粹主义的反移民主张糅合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世界观的多种因素，这也使得它能够从不同的队伍中赢得同情和支持。
再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民粹主义的政治方式迎合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寻求变革的心理，用简单化和狭隘的方式表达参与式民主的意义。简单化和诉诸于煽动式的言行是民粹主义政治方式的显著特征。简单化既体现为看待一些重要问题的简单化，如把许多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移民和欧盟的问题，把所有的政治腐败归结为精英的腐败，也体现为处理问题的简单化方式，如诉诸于抗议式民主和直接民主（如全民公决）。与此相一致的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利用一些煽动式的言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强调人民与有魅力领导人结合，突出种族偏见、全民公决机制或否认阶级差别，这成为众多民粹主义政党竞选运动的基础。
民粹主义显然利用了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寻求变革的心理，夸大了积极公民的作用，用狭隘的方式表达民众的参与需求。它利用了大众的失落感，他们认为自己被既有的体制所排斥。它通过突出普通人与精英之间的距离，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来增强参与者的团结，并通过领导人与其追随者之间的一种情感约束而实现统一。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说民粹主义体现了民主的一种思想堕落，它也表示了一种要求参与式民主的需要，表示了积极的公民权利，这是那种功能良好的代议制民主所不能满足人们的”。这也表达了民众对民粹主义政治方式认可的认知心理。
最后，民粹主义政党在组织和社会动员方面成功地利用了媒体以及新的信息技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媒体以及技术的变化对政党政治的影响。突出魅力型领袖在党的组织和动员中的核心意义，强调煽动式言行和直接的动员方式的作用，这是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一些新型的右翼激进民粹主义政党）在组织和动员机制方面的重要特点。这两者对于民粹主义政党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即魅力型领袖在党的核心地位有赖于其特殊的动员方式和能力，而魅力型领袖的突出影响力又强化了这种动员方式在党的组织动员中的意义。但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两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借用了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便利。
民粹主义政党由指责精英的腐败而至否定代议制民主的机制，进而否定传统的主流政党的作用。作为替代，它突出魅力型领袖作为“纯洁的人民”的直接代表的意义，他们无需经过传统的层级化的政党，而直接诉诸于领袖与人民的沟通和对话。很显然，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在现代公共生活中的突出意义，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民粹主义政党的这一诉求提供了条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民粹主义政党也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条件，同时也利用了媒体本身的诉求特征来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因为对于媒体来说，比之于主流政党的那些乏味政客的中规中矩的言行，民粹主义政党的魅力型领袖的直接而惊人的言行往往更能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激情。事实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蔓延也得益于这种“媒体民粹主义（media populism）”。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
作为欧洲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部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已经深刻影响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及思想观念，其未来走向也将是影响欧洲未来政治方向的一个重要变数。
1. 对欧洲既有政党结构的冲击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对欧洲既有的政党结构的冲击。这种冲击除了来自一般人们所强调的右翼激进民粹主义政党外，也来自左翼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冲击了既有的政党结构，尤其是主流政党在既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伴随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党格局，而来自左右两端的民粹主义政党成为这一结构的重要构成。除少数两党制国家（如英国）外，欧洲大多数国家属多党制格局。虽然基本的格局在延续，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体的政党构成和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前，政党的主体结构主要由来自左右的主流政党和少数平衡性政党构成。在该结构中，位居核心的主流政党主要由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右翼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构成，而其他少数平衡性政党主要包括与右翼主流政党思想意识接近但规模较小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共产党或其他激进左翼政党。
而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一些新党的崛起和进入议会，这种结构发生了变化。先是新兴绿党的崛起，然后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取得突破，同时，一些新兴的激进左翼政党也有了稳定的发展。相反，一些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下滑明显。由此而出现了一种人们所称的“五党格局”，即站在中间位置的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站在保守党右边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一般所称的极右政党）和（或）自由主义政党，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绿党和（或）激进左翼政党。与传统的政党格局相比，该结构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一是主流政党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二是来自左右两端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的地位上升。也就是说，来自左右两端的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成为决定政府实际构成的关键。
如希腊的传统大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急剧衰落，已经下滑到目前只是议会中最小政党的地位，而新兴的激进左翼联盟目前暂时取代了其地位。在西班牙，在2015和2016年接连举行的两次大选中，由于“我们能”的迅速崛起，西班牙的政党格局被打乱了，虽然传统右翼党人民党和左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保住了两大党地位，但后者急速下滑，其在议会中的席位已经从2008年169席下降到2016年的85席。接连两次的选举都未能产生明显的多数联盟。很显然，“我们能”严重侵蚀了主流政党尤其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地位。
在其他一些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也已经影响到了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在法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府组织的关键性变量。可以预想，在即将进行的2017年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的表现也将会是影响走向的最大变数。甚至是在两党制的英国，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以及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表明，英国独立党的崛起已经对目前的政党结构以及政治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对欧洲思想观念的冲击：一种“时代思潮”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更深远影响，在于它强化了民粹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的蔓延趋势。对于传统政治的维护者来说，民粹主义思想蔓延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本身。这是基于对民粹主义性质的理解。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其反建制尤其是对既有的代议制民主的诋毁立场，民粹主义无疑是有害于民主的。许多学者因此把民粹主义视为感染了整个欧洲政党体制的“病毒”。
此外，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和反欧盟的立场，也使得人们把它视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损于欧盟的发展的。因此，面对那些带有仇外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成员国中的纷纷崛起，2010年欧盟主席范龙佩声称，民粹主义是“对欧洲最大的危险”。同样，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后，面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力量要求效仿英国的宣传，欧盟的维护者们也呼吁警惕民粹主义的蔓延。
按照这种观点所理解的民粹主义无疑是一种民主的异类，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无疑也是对民主的威胁。那些接受民粹主义观念主张或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人们只是少数民众，他们是受了民粹主义者的蛊惑。但这种理解既无法反映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社会中的影响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的现实，也无法解释何以如此的问题。
有关民粹主义的众多乱象，以及许多有关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都表明，民粹主义并不只是限于狭小的范围。民粹主义蔓延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恰恰就在于它作为一种思维或话语方式已经渗透到了主流社会之中。把对手描绘为精英代表而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真正代表，这已经成为主流政党诋毁竞争对手的常用方式。如在2001年英国议会选举中，当时的保守党领袖黑格就指称新工党领导为“傲慢的自由主义精英”，并指责新工党的精英完全不理会英国普通人民的情感和关心事务。其实，同样的行为方式也发生在工党身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指出，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民粹主义已经成为西欧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常态，并成为一种“时代思潮”。
另外，也不能仅仅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狭隘的诉求，至少应该区分民粹主义政治鼓动者与民粹主义思想观念的接受者之间的认知区别。民粹主义之所以被日益广泛的民众所追捧，原因之一就在于当代欧洲民粹主义思想本身融入了不同的要素，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体系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众多民众对既有的民主制度的不满和对参与式民主的需求。如有学者所评价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包含在现代民主实践中的可能性”。它为民主参与提供了一种想象的空间。
但这绝不意味认可民粹主义是解决既有民主制度缺陷的替代。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体系还是作为一种政治方式，民粹主义并没有真正提供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作为一种思想，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不只是与精英主义对立的，它更是与多元主义对立的。作为一种思想，其核心是诉诸于同质的“人民”与他者的对立，而无论是把这种“人民”理解为一种社会群体还是一个民族，它都意味着否认了多元群体或民族共存的权利，这是有违于现代民主的本质意义的。而作为一种现实政治方式，民粹主义政党也并未真正为民主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相反，事实上，几乎所有诉诸于魅力型领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党的组织中都体现了专制的特点。由此而言，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蔓延在暴露出欧洲既有民主制度的危机的同时，也对既有的民主制度产生了威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空间
讨论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空间，既需要在概念上区分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政党的不同，也需要区分不同的民粹主义政党。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与两种环境息息相关。
一是社会的危机状况。诉诸于危机意识，这是所有民粹主义、同时也是所有民粹主义政党共同的特征。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往往也是伴随着危机的。由此而言，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空间首先取决于欧洲危机的持续状况，如果欧洲各国以及欧盟能够抑制危机或走出危机，民粹主义政党的空间将会被挤压。
二是取决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或者说其话语的影响力。一旦其话语失去了唯一性，其政治动员的能力和效果也将下降。由此而言，主流政党在多大程度上对民粹主义的诉求作出妥协，或者说如何吸纳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方式和政治要求，将直接影响民粹主义政党的表现。从这两方面来看，可以预想，民粹主义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其想象空间也并不大。但作为一种思潮，民粹主义是既有民主制度的伴生物。从这一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表现可能会起伏，但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是一个持久性的因素。
从民粹主义政党的不同构成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区分不同的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诉求特征。相对来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着重于其民族主义诉求，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更着重于其社会诉求。由此而言，前者的意义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而后者的意义则是更持续的。欧洲各国如何处理移民问题，欧盟的危机如何能够被克服，将直接决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空间。而对于激进左翼来说，其未来空间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社会模式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而这显然不乐观。由此而言，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将是更具持久性的因素。从上述民粹主义政党对主流政党地位的挑战中也可以看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挑战更具有持续意义。
再者，不同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都取决于它与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存在着改变与被改变的关系。历史上的其他激进主义政治力量的发展历程表明，激进主义政治只有融入到主流社会和价值体系中，其直接的政治作用才会更大。可一旦融入到主流价值体系，往往被改变的也是它自己。政治立场和话语方式的相对温和，是过去一个时期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进历史表明，其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构成都不是既定不变的，其吸纳和包容的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由此而言，随着当代欧洲民粹主义思想中有价值的因素——主要指其对参与式民主的诉求——被主流政治所吸纳，既有的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基础也将被改变。当然，届时的民粹主义会有其新的诉求和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