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惊悉著名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于1月9日辞世，享年91岁。虽不甚意外，但也颇感失落。继埃利亚斯、德里达、博德利亚、布迪厄等社会学大师之后，社会学界再失一位大师级的人物。
身在人类学界的我，在过去的10多年间，懵里懵懂地与这位大师有过一些难解的学缘，因为我参与翻译了他早期和晚年的三本书，即现代性三部曲之一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以及他进入耄耋之年之后的散论《此非日记》和《来自液态世界的44封信》。
三本书的翻译，几乎相隔了10年，此后《现代性与大屠杀》又再版，直到去年我还就再版事宜与出版社联络。不恰当地说，如同大屠杀一直纠缠着他一样，鲍曼的影子也一直纠缠着我。这个长年不去的影子陡然消散，不免让人感怀。
翻译《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毫不隐晦地说，尽管我的博士同学中后来出了一个研究鲍曼的专家（郑莉），但在答应翻译之前，我并不知道鲍曼这个人。
90年代末北大研究生社会学理论课程上讲舒茨、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布迪厄和埃利亚斯，却漏掉了鲍曼。当时，清华历史学系的彭刚老师，他也是非常有名的译林出版社于1999年发起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副主编（主编为刘东）正在广罗译者帮他们完成规模宏大的译丛计划。
2000年左右，他托人在北大社会学博士生圈里询问谁愿意翻译此书。我虽然不认识鲍曼，但翻了前面几页之后，立刻被其主题所吸引，犹太大屠杀不只是一个恐怖的悲剧，不完全与纳粹的德国性有关，它是一个现代组织理性运作的结果，是现代性消灭自己敌人的具体表现。
于是，我答应一试，并很快在清华的筒子楼里见到了儒雅的彭刚老师。在隔音效果不好的房子里，他悠然地听着交响乐，向我交代翻译的事宜，我听得并不仔细，满脑子里想的是读书人自古就要“乐道而忘贫”。
虽然硕士期间曾有过翻译经历，但这本书对我而言，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于是经得彭刚同意后，我找到本科同学史建华帮忙。他当时正在北京大兴的印刷学院上研究生。
我们商议后一人译一半。我译前言和5-8章，他译1-4章。于是，2001年的5月至暑假，我到他的宿舍住了4个月，每天都各自抱一台电脑干活。经常熬夜，有的时候甚至听到鸡打鸣了才睡觉。
3个多月后，各自译稿出来，我负责初校。结果我对他的翻译非常不满，段落几乎无法通读，有的句子与原文相去很远。一怒之下，吵了几句，几天再不与他说话。他压力很大，自己通宵修改。半个月之后，我再读他的译稿，感觉“峰回路转”，甚至是个奇迹。这一稿不仅语句达意，最关键的是他处理长句的技巧，既很好地解决了英文中定语和状语从句难译的困难，又把中文理得非常优美顺畅。
等我把译稿全部交给彭刚之后，挨骂的竟然成了我。他有一天专门把我叫去，说前面4章他几乎没怎么修改，但从第5章起就小错误百出了。由于时间紧迫，彭刚老师只好自己花了很大力气来校对我翻译的部分，最终才让这本书顺利面世。
正因为有这样的戏剧性事件，让我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翻译过程始终记忆犹新。多年之后，南大社会学院的贺晓星老师有一天很直接地给我说，他觉得前面4章很好读，后面就没那么好读了，我只好回答，你读书的感觉很好。
虽然我译的部分有很多问题，但读者基本上还是可以根据这个译本理解该书的内容了。
自出版以来，它受到广泛的关注。鲍曼的理论和思想在本世纪初也一度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尤其是“大屠杀”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南京人来说，还会激发另外一个层面的想象，这种想象演变成公共纪念仪式，公众话语，社会记忆以及大量的著述。
不过，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鲍曼所用的概念是“holocaust”，这个屠杀几乎是一个专指的概念，是指西方历史上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集体杀害。
而如下所言，这个行为已经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它被视作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加以反思，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之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构成了韦伯与齐美尔之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阴暗面，而是更深处的本质。
然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至今还没有进入社会科学的概念与理论当中，更多的是不断补充的细节与回忆，而且即便这一部分内容，也不是自由的学术争论问题。我们离认识自我的理论反思还有很长的距离。
《现代性与大屠杀》当中的思想已经常识化，无需我更多置喙。我更多地谈一下后面两本书。经漓江出版社的邀请，我与鲍磊先生分别翻译，并由我总校对，2013年出版了这两本书。
到了晚年，鲍曼没有精力写作大部头的专著，而是多发“片语之思”。每天读报纸，看新闻，他就随感而发，其中充满了鲍曼式的社会学想象力。后来他把这些文字集合起来，便有了《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和《此非日记》。
按照东方传统，老人的笔调应当“圆润平和”，但这显然不符合鲍曼的风格。对于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代世界，鲍曼似乎抱着一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批判倾向，至老不变。每篇文字的所思所想，都表露着一位“阐释者”深重的不安定感，就像他所批判的这个世界带给芸芸众生的体验一样，这也让他的晚年陷入无穷无尽不可自拔的孤独自艾的深渊当中。
《此非日记》其实就是他的“日记”，多少年来每日每夜仿佛喃喃自语一般在内心刻下的轨迹，以不连贯时间片断串起了一个思想的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始终都没有逃离过对“大屠杀”本身的现代性追问。
当代西方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与“大屠杀”有着切肤之痛，阿伦特、埃利亚斯与鲍曼。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受过法西斯的迫害，都有至亲死于集中营和二战。不过，他们谈论大屠杀的方式却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
阿伦特受现象学影响，追问为什么是“犹太人”；埃利亚斯带着史学社会学者的风范，似乎要远远与当下拉开距离去谈论法国的文明化进程，直到晚期才在《德国人》中拷问为什么“是德国”；而鲍曼则带着官僚体系对人类理性的操控而导致现代理想失败的幻灭感，追问为什么是“现代”。
“现代”在鲍曼眼中经历了多种变幻。曾经的现代，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在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揭示的“异化”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基础上，鲍曼试图寻找到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与文化形态，来扫除原有的障碍，从而实现平等、自由与公正。
这种目标的达成，并不是依靠政治上的“赋权”，而是一种多主体之间的价值交流过程。现代的意义就在于能将个人的主体性解放出来，参与到理解与行动中去，并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不断发现“被扭曲的意涵”，从而为普遍性的人类正义的实现建立规范性的制度保证。
马克思的资本与阶级学说被转化为意义的阐释学，而意义的沟通则是一个朝向人类进步未来发展的趋势，个体也会为了一个可指向的将来而不断奋斗，并由此构建出一个具有更多共识与公义，更少强制与压迫的世界。
然而这样的“乌托邦”很快就在现实生活中崩解。个体的主体性演变为官僚体系制定下的理性化，而这样的理性化过程恰恰是让人钻进韦伯所说的“铁笼”当中。
科学技术越来越发展，人的意义与价值得以实现的空间就显得越来越局促。而科学技术恰恰是最容易以官僚体系的方式来加以组织起来的，它的运作逻辑完全符合科层组织的程序，而不去关心人的价值，甚至是生命。于是，科学所代表的进步往往忽视了人类的主观性与生存意义在此过程中成为牺牲品。
而一旦这样的忽视达到极端，一旦局内人以排斥性的口号，比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宗教主义将局外人排斥在“社会”或国家的法律视野之外，那么现代的官僚机器就会在科层组织与武力征服的双重面相上运转起来，大屠杀就是这一切的必然后果。
而更加可怕的，不在于施暴者的理性化，甚至带有工具色彩的文明化，而在于受害者也是同样如此。受害者与施暴者接受了相同的现代理性，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参与到施暴者的灭绝计划中来。
因此，灭绝变成了一种合作，理性成了双方共同的基础，而其中的伦理体系竟然没有丝毫崩溃的迹象。施暴者是在执行任务，受害者是在保护更多的人。“现代”恰恰就是在所有“人”的事务上，配搭了法律、机构与制度的框架，让“制度来思考”、“机构来说话”，“法律睡在夫妻之间”，从而使得一切人的伦理都转换为机器和制度伦理，并由此永远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屠杀”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个人自己的选择只是配合了它不断演变的机制。
此后，民族国家遭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战，让文化与社会本身的固定边界与单一性都遭受到了流动性的威胁，在多元主义的号召下，整体性规划受到质疑，大屠杀的阴云也似乎荡然无存了，人的理性化也受到了多元主义方式的理解。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现代”就重建了人类的价值与意义，并使得平等与正义在多元的流动当中得到本质性的改善。相反，流动性使得社会科学的知识本身不再具有科学的意义，而变成了单纯的诠释。社会科学变成了一种用象征或比拟的手法来表述当代人在这种现代生活中的体验的人文主义表述方式。
于是，对这种液态现代性的新体验，以及用一种个体化的后现代表述方式来对之加以表述，就成为鲍曼第三个阶段的任务。
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就鲍曼的液态现代性的表述进行展开。事实上，晚年的这两本思想随笔集，一本就在继续书写液态现代世界给个体带来的新感受，一本却回到了《现代性与大屠杀》，把“大屠杀”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主题重新加以彰显。
显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性的深切感受，鲍曼都无法摆脱理想破灭后的无意义感，以及“大屠杀”的阴影。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是鲍曼从当下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展，时空相互重叠，资讯无比发达的世界中收取到的信件。选择数字44，是纪念波兰伟大的浪漫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他提供了一个代号44的神秘人物，用来象征对自由的敬畏与期待，以及自由的到来。
不过，现实却与这种期待相去甚远。在这个液态的世界，人不再拥有将来要去实现的梦想，他们的目标在快速变化的情境中很快就消失殆尽，就像在奔腾的洪流中寻找一艘固定的船一样。
人与未来的联系被当下的匆忙所阻断，个体间的交往也往往一晃而过，很难得到沉淀与积累。人所把握的信息量之大，已经让他无从选择，而恰恰是在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当中，个人却积极而热情发布自己的信息，仿佛要依赖这些信息来使个人避免被阻隔在世界之外一样，然而在这样的信息世界中，个人注定是孤独者。
代际交流被冲得支离破碎，父母与子女之间出现了新的交往恐惧症，老人成为孤立的弱势群体，而年轻人则热衷于把自己的隐私发布在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上，并在其中寻找消费主义与现代网络科技相结合所产生的快感，而这样的快感只是为了暂时治疗一下内心的那种不确定性。
于是，在这个液态的漂流中，处处是危机的意识。恐慌、疾病、药物、预测、恐惧、抑郁、预言家的谎言成为常态。
在最后的一封信中，鲍曼回到了加缪，这位不断探究人类荒谬性的哲学家，因为他指出人类就是不断地驱逐自己身上的病态，从受奴役的状态变成了快乐的实干家。可惜，今天的人类已经很难发现自己所患何疾了。
2009年底，鲍曼经历了丧妻之痛。在《此非日记》的2010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鲍曼写道“珍妮娅在一年前离开了我……相比诅咒黑暗，她更愿意点亮蜡烛，她的光亮温暖了世界”。
珍妮娅是生于著名波兰裔犹太作家。13岁的时候与家人一起被希特勒圈禁在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后侥幸逃生。1948年与鲍曼结婚，后在波兰电影界发展，很快在军队与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中遭到排挤，跟随鲍曼流亡英国，在伦敦的街头一起感受过饱受消费主义习气侵染的小店员对东欧移民的轻蔑之态。
她写过很多回忆性的文字，如《晨冬》、《回归之梦》、《高墙之外》来纪念她和家人早年的痛苦岁月。也正是这些作品，激发了鲍曼写作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两人呼吸与共且灵魂相伴，恰恰是液态现代世界所无法冲刷掉的。她的离去，让鲍曼深受打击。
在《此非日记》的开篇，鲍曼就说：“珍妮娅离去之后，我便跌入孤独最黑暗的尽头。在这里，孤独的苦涩，它最刺鼻的沉淀和最有毒的气味交杂横溢。”
《此非日记》都是与珍妮娅对话的内容，一部更加让珍妮娅对大屠杀的追述能够继续下去的纪念文字。因此，液态现代世界的体验在其中有所淡化，不平等和压迫在日常生活中的强化成为了重点。
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以及政府应对措施中，贫困正在迅速扩展，而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官僚机制那种分类化处理的方式，随着整个世界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又以新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就是淘汰那些无力消费的人，支持那些有能力消费和创造消费品的人。
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而市场一开始允诺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瞬间化为泡影，政府却向金融巨头们伸出了援手，向他们提供几乎是免息的贷款。银行高管们的收入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越发高涨。大量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失业的困境，他们在读书期间所抱的美好愿望在现实面前被砸得粉碎，相对于生育高峰时期的X一代，以及1970-80年代出生的Y一代，他们已经成为了新的Z（Zero）的一代，就是没有工作，没有机会，没有未来。
与此同时，政府还在削减教育的开支，让大量支付不起教育费用的学生跌出优质教育的圈子。越来越多人失去了消费的能力，因无力偿还先前的贷款而沦为贫民。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消费主义机器却勾连在一起，用谎言和感官刺激继续他们的富人游戏，这是一个已经被“私人政党已经包租下来的明日世界”。而无数的穷人，为了孩子在不停的奋斗，但只有寥寥数人能够搭上驶向“明日世界”的救生艇，大多数人则沉沦在难以走出的贫民窟中。
族群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如故，并在贫富分化的浪潮中显得日益突出。奥巴马的当选并没有改变美国黑人群体整体的地位，他们等到的白宫政策无非是过去的延续，而奥巴马抛弃了那些让他当选的低收入者，他必须参与到富人和消费主义的游戏中去。
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建立了国家，而欧洲的另一大游牧族群“吉普赛人”却依然如浮萍漂流，被排斥在社会之外，遭受政府的打击，却没有人同情他们。贝卢斯科尼是又一个新的迫害者，用葡萄牙著名文学家萨拉马戈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意大利语中的“罪犯”。这个罪犯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违反了人类基本的伦理，违反了意大利传统的文明，摧毁了欧洲信仰的基础。然而他却逍遥法外，还有不少意大利人试图依附于他，法官、政要、商人等等。
所以，这个时代依然充满了大屠杀的危机，很多人沦落为“生物性的生存”状态，被排斥在“社会性的生存”之外。民主化理论早已被排斥在当代政治学的话语之外，公正已经丧失了客观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私人社交平台上个人的自我剖露和暂时满足。书的最后，他用英国著名小说的家威尔斯的期待作为结束：
“这是团结起来的人类看到日出的那一天，那个时刻。人类的磨难已经结束了。现在整个世界，这个星球上的人没有不殷切希望自我实现，他们渴望健康、财富和自由。这里将不再有奴隶；不再有贫困；不再有人生来就低人一等；不再有漫长绝望的监禁；得不到科学的全力帮助，以及利益相关且行有余力的监护人的侍奉。世界将按我们的意愿展现在我们面前，完全在我们的力量与想象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
这听起来颇似发自集中营中的呼喊，然而却源自于鲍曼关于“现代”的日记。正因为如此，鲍曼又把自己的日记称作“This is not a diary”。
谨以此短文遥祭鲍曼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