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幸存者而言，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60多年过去了，社会各界在重视幸存者证人角色的同时，应加大关爱幸存者晚年生活的力度，投入精力治疗幸存者的战争创伤。
关键词：幸存者 创伤 关爱与治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国内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行的日益猖獗，人们似乎更多地关注和论证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与规模，更多地重视幸存者证词的实证价值以及这些证词反驳日本右翼的作用，但却较为忽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幸存者的生存状况。69年过去了，幸存者人数有多少？幸存者生存状况究竟如何呢？我们如何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一个证人角色转换成一个被社会关心的特定群体呢？
幸存者的概念与人数
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益关注，有关部门和民间团体也开始对生活贫困的幸存者实施社会援助。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概念的理解并不清晰，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者三个概念也经常混用，在访问过程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人们的疑问：是否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都是幸存者？[1]
笔者在查阅南京大屠杀有关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1949年之前的档案中，涉及南京大屠杀案之时，很少使用幸存者的概念，基本上是使用“被害人”、“受害人”的概念，从资料上来看，这些被害人或受害人均直接受到日军的暴行，或被打伤或被强奸。1980年代以来，在有关新闻媒体和学术专著中开始同时使用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者的概念。实际上，这三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完全区别的标准，概念之间有互相交叉的部分，而且三者之间的内涵与外延相互混淆，很难并列使用。最近几年来，社会各界更多地使用“幸存者”的概念。当然，幸存者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狭义说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某一场或某一次屠杀中，被列为或实际成为被屠杀对象，而幸免于难者。广义说来，所有身在南京、未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者，均可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2]在西方学者研究纳粹大屠杀时，他们所称大屠杀幸存者，是广义的幸存者，即凡是从纳粹政权、纳粹的占领区和纳粹的合作者控制区生存下来的犹太人均被视为大屠杀幸存者，包括为了躲避纳粹的屠杀而从上述地区逃离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根据这一概念，有关专家调查研究估计幸存者的人数为：834000～960000。[3]事实上，狭义的幸存者概念过分强调了受害人生命受到直接死亡的形式，而较忽视受害者生命受到的潜在威胁；较注重受害人身体部位的伤害，而较忽视其精神受到的伤害。事实表明，精神伤害的程度同身体伤害的程度对受害人而言是无法比较孰重孰轻的。笔者认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概念应使用其广义的概念，同时这也有利于避免将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击）者三者并用不当的情况。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至今还有多少健在呢？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1937年6月，南京人口达到1015450人，其中城区人口数为853781人，乡区人口为161669人。[4]“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在8月15日日机对南京进行首次空袭之后，南京市民开始大规模向外地迁移逃难，南京人口总数急剧下降。在日军攻占南京之前，南京市人口在53.5万到63.5万之间。[5]到1938年3月底，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后，不包括郊区南京城里约有23.5万余人侥幸生存下来。[6]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密斯在1938年3月曾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发现幸存下来的人员年龄结构中，15岁以下者约占总数的32%。[7]也就是说，在不考虑任何生老病死的情况下，生活到现在且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其年龄在69岁到84岁之间的人最多有7万人。当然在过去的69年之中，由于各种因素导致死亡，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不可能还有7万人。
1980年代初，南京曾组织部分人员进行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的调查，据称当时仍健在者有1700余人。[8]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部门组织万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称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击者与受害者尚有2630余人。[9]近年有人估算至少还有400余位幸存者。[10]孙宅巍先生认为这一数字显然“与实际人数有着多么大的差距”[11]，应当引起学术界与有关部门的重视。令人心酸的是，战后60多年过去了，虽然有一些机构和民间个人进行过幸存者的调查，但显然这些调查既不系统，也不彻底，因此，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说出究竟还有多少幸存者健在！更不用说战后离开南京生活在他乡的幸存者人数了！
幸存者的生存状况：物质层面
南京大屠杀已过去69年了，所有幸存者都已进入古稀耄耋之年。同战争年代相比，幸存者在战后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由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首先，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之前均为南京地区最贫穷而无力迁移者。据1936年的社会调查，在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达到53.36%，无业人口为318626人，占总数的34.76%。以保姆、佣人等为主要职业（人事服务业）的人数为2036651，占22.76%。[12]可见，当时南京市人口总量中有半数之上的市民生活贫困。在战争来临之时，这半数以上贫民大都被迫选择留在南京。
其次，幸存者虽然从大屠杀中侥幸生存下来，但他们不是自身遭受到伤害，就是家庭其他成员受到伤害。由于日军的烧杀抢劫，“大量的妇女和孩子丧失了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幸存者人员结构呈现老者多、小孩多和妇人多的状况，人们赖以生存的房屋和生活用品大多为日军焚毁或抢夺，因此，战争之后幸存者的生存能力十分薄弱。[13]抗战胜利后，在东京和南京的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对战犯的审判带给幸存者心理上的安慰却不能改变他们劫后余生的贫困生活。战争结束后，南京有关部门曾对当时生存状况非常困难的幸存者进行过生活补助。如1946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曾发起节约捐款救济运动，到该年10月止，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共26人获得援助，计102万元。14但是，这一补助数额在当年物价飞涨的年代确实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这种对受害者的援助只是昙花一现而未能持久。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飞速提高。但此时，幸存者大多已相继退休，失去了劳动能力，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和工作来获取较高报酬。虽然，他们的退休工资或劳保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由于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一些生活费用特别是医疗费用提升更快，因此，幸存者生活水平总体并没有本质改善，他们仍然是社会最为弱势的特殊群体。
2001年4月，我们曾围绕城区80余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进行过一次专题问卷调查。这次问卷调查共设计21个问项，其中涉及物质生活方面的有居住情况、与家庭成员关系、生活经济来源、身体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等5项，调查结果显示，幸存者居住情况较为拥挤，虽然住房结构大多为楼房，但居住面积平均每人约9～10平方米，最少者只有5平方米；70%左右的幸存者同子女合住，30%左右单独居住。经济收入多为原单位提供的退休金，每月数额大多在300～500元之间，也有极少部分幸存者没有退休金，生病看病时有些则由子女提供不足之数。有一半人生活基本能自理，由于大多幸存者多已年高体迈，80%以上都患有各种疾病。[15]
城区幸存者的生活情况同郊区幸存者相比有较大的区别。2004年7月我们组织近百名大学生对部分郊区幸存者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同城区幸存者相比，绝大多数郊区幸存者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大多靠子女来赡养，因此生活没有保障。
被忽视的另一面：幸存者的精神创伤
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幸存者精神创伤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更很少得到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疗。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的遭遇和战后的生存经历各不相同，因此，在精神创伤上的表现事实上也有很大差异，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不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恶梦惊醒，他们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1946年，精神病学家威廉·尼德兰在经过多年的诊断和治疗集中营幸存者的临床实践后，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即“幸存者综合症”（SurvivorSyndrome）。他列举了许多被纳粹迫害的幸存者身上的明显症状：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疲劳症、臆想症、精神不集中、易怒、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16]在笔者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笔者未能对大多数幸存者进行深入访谈和交流，不过在调查过程中，笔者经常看望的几位幸存者可以作为个案进行解剖。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以下列3种类型较为典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
精神分裂型。在笔者所调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张玉英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张玉英，女，1926年5月28日生。1937年6月，她和父亲张慰曾及全家由北京迁到南京。12月13日，她同父亲行至湖南路口时，被日军遇见，日军用刺刀戳她父亲的胸部，又用枪托砸她父亲的头部，她父亲便倒到地上，脑浆流了出来。张玉英后来逃到金女大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她，并教她上学。在大屠杀期间，对于失去父亲的张玉英而言，华小姐无疑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见人整天提起她的救命恩人美国传教士华小姐，后来她到我们学校向我要了一张放大的华小姐的照片，她说她要将华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每天给华小姐请安磕头，不幸的是，后来她挂在家中的华小姐照片不见了，这使她整天不得安宁，我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说：“小偷把华小姐照片偷走了，不让我想华小姐了！”另外，她到了晚年之后，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过日子，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换钱，而是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她所捡的垃圾全部堆在一室一厅的家中。后来由于她的精神几乎失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居委会便将她送进养老院。张玉英老人到了晚年之后，正常人已很难理解她的思维。从1999年到2002年，在我所调查的幸存者中，我去看她的次数最多。后来我的研究生许书宏也曾多次去看望过她。
自我封闭型。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通常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人，甚至包括他（她）们的亲人，他（她）们在心中祈求这种恶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她）们在内心中，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幸存者杜秀英，1925年出生，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这次强暴事件导致她成人后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离婚。她告诉我们说：“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我现在不想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时，就把门开着。我对‘脏’也特别敏感，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因为那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那时是很重视这个的，我的女儿（养女）也不知道这件事。”[17]后来我去看望过她三次，每次去我们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日本人和战争。2003年2月15日她因病去世，三天后我到南京石子岗为她送行，她的养女可能至今也不知道她母亲的悲惨故事和她内心的创伤。事实上，在调查中，笔者被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他（她）们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我们的访谈。他（她）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
神经质型。在调查中，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1999年9月我去采访下关一位幸存者孟秀英老人（1923年出生），在她讲述了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她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18]另外，绝大多数幸存者在接受访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访谈时会情绪激动，访谈后会很长时间不能平静，甚至会出现连续几天睡眠不好。最近几年来，新闻和影视方面的记者采访幸存者的密度相当高，络绎不绝，在无意中他们加重了这些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从表面上看，大部分幸存者同普通人并无区别，人们很少能有机会或很难去体会感受他（她）们的内心世界；在南京由于缺少临床医学专家对幸存者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人们就更难了解幸存者精神创伤的各个层面了。当然，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如张秀红老人，笔者去采访她时，她已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成功地找到了抚慰其创伤的“借口”：一是她的丈夫赵广福在有生之年非常能够理解她精神的痛苦，二是她总认为虽然自己不幸遭到日军强暴，但却因此救了爷爷的一条命。
一个迫切的课题：证人角色的转换与创伤的医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日本社会不断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言行，另一方面由于1949年之后，社会各界未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也未能对幸存者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因此，当日本右翼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后，南京学界才开始重视幸存者的调查。在这种背景下，调查的内容侧重于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其目的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的荒谬言论，而幸存者则常常被当作历史证人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遗憾的是我们将幸存者当作历史证人角色的思维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现在幸存者已越来越少，难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仍需要这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幸存者来扛吗？事实上，现有历史资料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客观存在，我们今天来反省这段历史时，实在没有必要再让这些不幸的幸存者仍一次次来充当我们反击日本右翼的武器。我们应该到了改变陈旧思维模式的时候了，应更多地从人性关怀的视角来着重解决如何医治这些幸存者战争创伤的问题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对社会（战争）幸存者精神创伤的调查研究与医治早已引起社会工作者的特别关注，社会各界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社会治疗与研究几乎从二战一结束就已开始，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的视角已触及到幸存者的感情失调、幸存者的家庭认同、幸存者的慢性反应，甚至有很多成果是关于大屠杀对幸存者第二代的影响，在临床治疗方面，他们也已形成一整套较为先进的社会治疗方案与措施。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社会救济和精神治疗两者均不可或缺。可喜的是社会各界已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物质生活。2001年8月，南京四家企业和一位个体工商户在音乐人敏群发起下决定赡养五位幸存者，每月资助每位幸存者400元。2004年8月14日，“关爱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的民间团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南京成立。同时南京市区民政部门也开始在每年年终对部分幸存者发放慰问金，个别经济困难的幸存者如李秀英在生病住院期间的大部分费用也得到社会资助。但是，能够得到社会关注和援助的大屠杀幸存者人数仍相当有限，目前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幸存者身上。因此，如何扩大援助规模和谁来进行援助，使更多的普通幸存者在生活上得到改善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难题。
另外，一个更为紧迫的难题是我们如何治疗幸存者的精神创伤。由于受到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现阶段人们更为重视物质援助，而很少关注精神治疗，或者说我们尚不知如何着手进行精神治疗。近几年来，以松冈环为首的日本铭心会和以旅日华侨林伯耀为首的中日友好促进会正在努力尝试治疗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精神创伤，他们专门聘请了一位心理医生，每年至少三次通过交谈、旅游等方式，对其中5名受害者进行心理治疗。但是，我们整个社会仍未重视幸存者的精神创伤的治疗，对有些幸存者而言，这种精神治疗也许比物质援助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时间不等人，生命每人也只有一次。虽然我们现在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来医治幸存者的创伤属于“亡羊补牢”，但有效的行动对处在精神疾病中苦苦挣扎的幸存者而言，无疑仍是一顿美好的“最后晚餐”。
[1]如2006年1月4日，《现代快报》驻无锡一记者打来电话，告知其在无锡访问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述说了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苦难经历，记者询问这位老人是否属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位老人的经历刊登在《现代快报》（陆嫒、薛晟：《怕哭声引来鬼子，小女儿被活活掐死》）2006年1月6日。
[2][11]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26页。
[3]Holo-Stats：Number of Living Holocaust Survivor.From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Office.
[4]《南京市政府关于分发本市生死统计表训令》（1937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16页。
[5]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6]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续），《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7]路易·S·C·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
[8]“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3～4页。
[9]目前南京尚有多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无精确统计，1997年南京市教委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万名学生寻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夏令营活动，共走访了15个区县、153个乡镇，寻访了29456户的老人，共发现2630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睹者和受害者。但从后来笔者进行的调查情况来看，仍有许多区和街道、乡村没有能够调查到，因此，2630位幸存者可视为当年调查所得的最低人数。
[10]徐机玲、姜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首批证书颁发引起海内外关注》，2004年12月12日新华社讯。
[12]《民国二十五年度南京市户口统计报告》，南京特别市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1937年版，第56、52页。
[13]参见路易·S·C·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临时参议会拨发大屠杀被害难民救济金的通知名册》（1006-1-113），南京市档案馆藏。
[15]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社会生活状况调查》（未刊），2001年4月。
[16][美]阿伦·哈斯：《大屠杀的后遗症》，梁骏、李丽娜、车锐敏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7]杜秀英口述（2001年1月11日、2月18日、3月23日），张连红、许书宏等采访。参见张连红、张生等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页。
[18]张连红、张生等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
作者简介：张连红，1966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