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来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原属欧美诸强的殖民地纷纷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这时候，“发展”成了摆在这些国家面前急迫的首务，而发展道路的选择则是首务之首，关涉甚大。那时候可以提供给这些国家备选的方案并不多，主要而言只有两个，一是所谓“西方模式”，具体而言可以说即是“美国模式”或“华盛顿共识”，二是所谓“苏联模式”。1991年后，随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纷纷独立，苏联土崩瓦解，“苏联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原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国家（主要是东欧诸国）也都纷纷倒戈转向寻求西方模式的支持。而西方模式并不总是灵验，很多实践西方模式的国家仍然陷于长期的经济萎靡和社会动荡，而作为西方模式主要样板的美国因为成了“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时间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找不出西方模式的替代方案来。直到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中国的发展道路又是如此独特，便开始有人提“中国模式”问题。拉莫（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在伦敦出版《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一书，试图提供一个“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从那以来，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激烈。应该说，对所谓中国模式问题的思考是意义重大的，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重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社会自身而言，涉及到如何认识看待过去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问题以及进一步而言关系到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其次，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中国模式问题的思考关系到这些国家可以在何种意义上吸取中国的发展经验教训用于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再者，对于欧美诸强而言，对该问题的关注思考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成绩及未来路向，进而涉及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世界秩序的长久稳定。因此，对所谓“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一番深究是必要的。
二、何谓“模式”：一种咬文嚼字的概念厘定
要讨论“中国模式”，不得不先充分理解“模式”一词，《说文》有言：“模，法也。”而同时也说“式，法也”。可见“模”“式”二字同义，都是最初铸造东西用的塑形器具，可用以非常轻易地重复制造出许多相同外观的东西出来。我们今天所讲的“模式”实际上没有离开它的本义，还是说一些能用来复制出同样成品或达到同样效果的标准样式。按说这个词是没有褒贬的含义倾向的，跟如今的“模范”一词很不相同，“模范”一词与“模式”差不多，最初也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词汇，如今则成了一个褒义词；而“模式”应该说至今主要还是一个中性词。所以，说什么什么模式，就是无所谓好坏的，既可以有“行善模式”，也可以有“作恶模式”，所谓“盗亦有道”[②]，“模式”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非要说好坏，则全在于其内容。再说，“模式”之为“模式”，不在于内容好坏，而在于其本身是否能真正复制出同样的东西出来，或者据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三、两个问题：有无“中国模式”？如有，何为“中国模式”？
再说“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但也造成了许多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少人看到中国取得的成就，认为具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的价值，便汲汲于提炼建构一种“中国模式”出来。如前所述，既然说“模式”，便要考虑可复制性，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可复制也许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中国的“国情”过于特殊：在后发优势的大背景下，上有强大的政权力量，下有充裕的廉价劳力，光这两点别国就不容易满足，强大的政权力量背后是民主进程的迟缓，充裕的廉价劳力背后是人权保障的单薄。所谓“人口红利”，所谓“人权优势”，更甚者，所谓“带血的GDP”，已经道破天机。质言之，如果同意中国的迅速发展是以暂时（或是永久？但我不信）牺牲民主和人权取得的，这样的发展模式恐怕不适合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毕竟民主和人权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成绩的取得既然是因为包括上述种种但不限于此的诸多独特性（这方面赵鼎新有诸多论述，他的落脚点多在于中国特殊的国家建构历史及绩效合法性传统等方面），那据以提炼一种可复制的模式出来就绝非易事，即使勉强为之，也很难说具有多少现实意义。如上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下面我们就“勉强为之”，先承认中国模式的理当存在，再来思考这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模式如果能提炼出来，该包括些什么内容？
上文已经指出，中国的发展成绩不是简单的原因造就的。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经常陷入一个误区，即把“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经济模式”，这种话语应该说还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某种反映。与此不同的是，2004年，拉莫的《北京共识》就从创新驱动力、发展正义（协调发展）和对外关系三方面总结了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经验。2014年6月，福山在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新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唯一确定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动力的混合体。”福山是从政治、经济、技术几方面来说的。另外，郑永年也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来对“中国模式”进行归纳和概括。这些都比“中国经济模式”的概括要系统全面得多。这些对“中国模式”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认识到，发展不仅仅要狠抓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这些对于中国发展道路更为全面、系统的看法实际上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改革的未来和发展前途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四、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的发展成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理论”大家固然已经非常熟悉，但杨小凯基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出的“后发劣势理论”可能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更有价值。该理论认为后发优势反而容易让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的威权国家沉醉于经济上迅猛发展取得的成就而忽略政治改革、民主发展的必要性，于是政治危机越积越深重，到一定程度之后，积重难返、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将不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社会发育的重大因素，但由于发展过程中滋生扩张起来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政治改革也就很难真正实质推进，然而如不能切实推进政治改革，则经济发展成果也将难以守住，社会不稳定因素将越来越活跃，国家于是将面临极大危机。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中国似乎正走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经济发展成绩辉煌，但已经透露出明显的疲软之态、增长乏力（所谓“新常态”），而政治改革看不到任何实质动作，遂使政治因素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关键所在。所以，此前的成就可以用“后发优势”来理解，而此后的前途及可能的危机需要我们借助于“后发劣势”来认识。
所以，总体来讲，中国自己的道路还刚走了一半，前一半虽然风光，但却给后一半埋下了极大隐患；现在的当务之急仍是探路，赶紧寻求到出路，避开“后发劣势”陷阱，实现发展的持续。所以呢，中国自己都还没走完的路，咱还是先不着急去给它概括“模式”，推而广之吧！要说我们的发展就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借鉴意义吗？那肯定也不能这样讲，我们有的是经验，所以可以称为“中国经验”，相对而言没那么系统化程式化，也许更为合适。
[①] 重庆市丰都县人，1992年生，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学术兴趣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农村研究、城镇化研究、宗教研究、先秦儒学等。
[②] 见《庄子·外篇·胠箧第十》，跖之徒问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