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截至六月底为止，据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个县普及了小学教育，民办中学达六万八千所，地方新办的高等学校达四百余所，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达九千余万人，全国已有四百四十四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这说明了我国教育事业获得了大发展。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有两个措施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措施，是全国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另一个措施，是农业中学的开办。勤工俭学，开始把普通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打破了普通学校长期以来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传统，改变了学校的风气，也对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好的影响。农业中学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既解决学生升学的要求，又为农业生产准备技术人才；既比较容易办，又切合当前的实用，既不用国家花钱，也节省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所以一经提倡，发展之快，犹如雨后春笋，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由于高小毕业生不愁没有升学的机会了，于是民办小学也大大发展起来，小学教育在不少省、市、自治区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也发展了，扫盲运动的高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也大量出现了。这种文化革命的高潮，又从乡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出现了学校办工厂和工厂办学校的潮流。由于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学校里又出现了课程改革的运动，出现了改变学制的尝试，出现了教师队伍的改组等等。我们的教育事业，正如百花齐放，万马奔腾。教育事业正在打破专家包办和教条主义的圈子，变为全党全民办学，变为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种改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的。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教育，不是资本主义的教育，而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改造日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及其残余，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这样的教育，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是没有资格来领导这样的教育事业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教育工作才能出现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种新气象。
最近几年，在教育方针的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论。在今年四月和六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个方针，是同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是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领导的，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即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资产阶级不敢直接地公开地提出要教育受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领导，它只能提出“教育由专家领导”、“为教育而教育”的虚伪的主张，来达到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目的。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
教育首先是传授和学习知识。但什么是知识？传授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的理解是同资产阶级的理解不一样的。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实践的经验不算知识。所以，他们认为，教育就是读书，读书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们既不把生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又不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因而实际上走到取消教育。资产阶级的上述两种看来似乎绝对相反的观点，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他们说，人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学是一门超阶级的学问。
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亦不例外。人们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需要教育的。我们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这种阶级斗争是以经济地位划分的人的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在我国过渡时期内，还有阶级斗争。在将来，阶级消灭之后，虽然阶级斗争没有了，但是还有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一万年还会有真理和谬误之间的斗争，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另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即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而哲学则是这两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之所以重要，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人与人的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气质”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阶级立场不同，再则是思想方法不同。阶级立场与思想方法，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错误常常来自两个根源，一个是阶级根源，一个是思想根源。人们要不犯大错误或少犯错误，就应当学习政治，学习哲学。我们共产主义者又认为，有两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同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书本知识，是一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毛泽东同志说：“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缺乏理论的、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经验，也是一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什么才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知识，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为此，就要求教师也要有比较完全的知识。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说“教育是人民的事业”。这是好的，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这是真理。但是，从九年的经验来看，对于这句话也有两种不同的了解。资产阶级教育学者认为，人民群众对受教育是应该有份的，但是说到办教育，那就没有人民群众的份，只有专家的份。他们的口号是“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评先生”等等。对于资产阶级教育家们所散布的这种迷信，有些同志也信以为真，忘记了我们党曾经一千次一万次被人们说成是“外行”，但是到了最后，事实都证明我们的党是比任何内行还要内行一些。我们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一）只许国家办学，（二）只许办一种学校——全日制的普通学校。经验证明：对于这种主张，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是很感兴趣的，因为这可以束缚住群众的手，不许他们办学。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明白：按照这样的主张来办教育，我国要想普及中小学教育就很困难，要想普及高等教育就毫无希望，因为国家无法负担这笔庞大的经费，而且生产也会大受损失。我们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教育学者不同。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教育事业的。人民群众既然会做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那么人民群众就不但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办教育。办教育需要依靠专门的队伍，没有强大的专门队伍是不行的，现在还应当用调干部和办师范的办法大大增强这个专门队伍。但是，教育的专门队伍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办教育更加必须依靠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贯彻全民办学，我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贯彻全民办学，才能统筹全局，兼顾各方，协调各方，既发展了教育，又使教育的发展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生产的发展。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常常谈“教育工作应该受党的领导”，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对于什么是领导，要什么样的领导，也有不同的理解。资产阶级教育家认为，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政治上由党领导，业务上由我领导”。在与教育无关的问题上，他们可以听党的话，但是如果党要来干涉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方法等等，他们就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是口头上要党领导，实际上不要党领导，在次要的问题上可以听党的话，在主要的问题上与党对抗。我们党内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中，有些人对党委以专家自居，不尊重党委的领导，这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党内的表现。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界里广泛地传播着一种“理论”，认为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因此，只要研究了教育史，并且抽象地承认党的领导，就可以办社会主义的教育了，用不着党对教育的具体领导。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话，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级社会时代教育的规律。但须知，这种阶级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过去几千年的教育，乃是奴隶主手中的教育、地主阶级手中的教育和资产阶级手中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史中找出来的主要规律，是剥削阶级的教育的规律。这样的教育规律，同社会主义的教育规律必然有很大的距离。如果照抄过来，必然要犯错误。实际已经证明，所谓“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其实是借口教育史，把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原封不动地搬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来，冒充是社会主义的货色而已。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从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是教育的质的飞跃，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研究教育史而看不见这个质的飞跃，就是离开了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主张研究教育史，但是反对那种认为研究了教育史就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规律的意见，因为这个意见，会使我们犯右倾的错误。不但如此，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除了有共同性以外，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特点。不研究自己的特点，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应当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由此可见，所谓“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乃是使教育脱离实际，陷入右倾错误和教条主义错误的一种非常有害的“理论”。不从本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上犯了错误，就找不到事物发展的主要规律。只要不从实际出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一定犯错误，不是犯右倾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或者两种错误兼而有之，这是在我国教育工作中应当得出的重要教训。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必须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必须首先认真地研究自己的情况，必须有热情来做这种研究工作。我们也认真研究兄弟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历史，但目的不是去抄袭，去搬运，而是为了了解历史情况，了解教育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有所借鉴，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因为正是共产党而不是别人，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最懂得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共产党必须而且能够领导一切。共产党从中央到基层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先锋队伍。我们依靠这个队伍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依靠这个队伍取得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必须依靠这个队伍才能取得文化教育事业的胜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在政治上应该接受党的领导，而且在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业务等方面也应该接受党的领导，才能不落后于时代，才能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
几年来教育工作中的争论，归根到底，集中地表现在“什么是全面发展”这个问题上面。“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过教育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谈全面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却有原则的分歧。从我国九年的教育工作的经验来看，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并不直接地公开地反对全面发展，他们甚至似乎是“积极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他们主张把全面发展片面地了解为使学生具有广博的书本知识，同时却既不主张学生学习政治，又不主张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这就，实际上把全面发展庸俗化，使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所谓培养“通才”的教育方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全面发展的了解，包含着这样一个根本内容，就是使学生们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我们主张工人在工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并且主张工人兼农民，农民兼工人，主张公民服兵役，军人退伍又成为生产者，主张干部参加劳动，生产者参加管理，这些主张已经在逐步实行。这种既有分工又能转业的办法，适合于社会的需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合理得多，不仅增加了生产，而且在社会发生某种需要的时候，国家可以合理地调配生产力而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在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中，现在已经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某些产品达到了可以满足现时期人民的最高限度的需要而有余的时候，生产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生产者就应当转业，转到另外的生产部门去，到那时，不转移就不合人民的需要，不合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继续提高的需要。我们的教育工作和国家的其他有关工作必须为这种转移准备条件。教育应该使学生得到广博的知识，但是广博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具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将来，在完全巩固、完全发展、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培养出能够作很多多情，能够担任很多职业但是又有重点知识能力的人。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必须向这个方向走去。在当前我国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培养多面手，还不能培养出“能够担任任何职业的人”。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另一个根本的内容，是学生所学到的知识，须是比较完全的知识，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这就必须实行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对于他所理想的未来教育说：“这种教育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龄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资本论》第一卷）这就是说，要求学生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不但能够用脑来劳动，而且还能够用手来劳动。仅仅有书本知识，不论怎样广博，还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只有很多书本知识的人，只是资产阶级的所谓“通才”，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全面发展的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化的工人。
我们主张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我们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说“唯一方法”，就是说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则不然，他们认为，要培养出他们的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唯一方法是读书，是死记书本，他们千方百计反对学生学政治，尤其反对学生成为劳动者。依照我们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就可以而且应该依靠群众来办学。依照资产阶级的所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就只能依靠专家办学，不能依靠人民群众办学。依照我们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教育应该受党的领导。依照资产阶级的所谓“全面发展，的方针，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用不着党的领导，因为党是“外行”。由此可见，对于全面发展的不同理解，就得出一系列的不同的以至相反的论点。所以我们说，几年来教育工作中的争论，归根结底，集中地爬现在“什么是全面发展”这个问题上面，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教育思想之间的斗争。
按照我国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对于知识、对于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对于党的领导和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办事，我们的教育就要回到资产阶级的老路上去。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把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说个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年以来，我国的教育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是：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特务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里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但是，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线上，工人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不断地进行着的。这个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阻碍着教育的发展。九年的工作，使我们得到了经验，有可能来更加明确地和系统地阐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教育工作中主要的错误和缺点，是教育脱离生产劳动。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们党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经提出的方针。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说：“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一九五四年，当经济恢复的时期已经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又曾经提出过在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的课程问题。但是遇到一些阻碍，没有能够贯彻。一九五七年三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同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党中央屡次强调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主张。直到现在，党的主张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教育既然脱离生产劳动，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和忽视党的领导。这样，教育就脱离我国的实际，势必发生右倾的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所需要的，是发展教育事业所需要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及其残余。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的任务，如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所指出的，是“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使我国工农群众知识化，同时使我国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才能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情况，消灭两方面的落后现象，即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现象，也消灭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求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说过：“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哥达纲领批判》）没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文化革命不能实现。文化革命，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工农群众，对于知识分子，都是有利的。只有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才不愿意有这样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为教育而教育的方针，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方针，是同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实行勤俭建国，也要求技术和文化，要求培养出大批的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需要，也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宁说过：“如果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我们不可能把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把脱离相应的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提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民粹派空洞计划的典型》，载《教育译报》一九五六年第六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必然提高教育的质量，不仅仅在智育方面是如此，在德育、体育方面也是如此。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方针，不能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又是消灭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的，消灭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社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一十年前写的《共产党宣言》里，提出了“在各个先进的国度里几乎到处可以采取”的十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到第八条，在我国已经采取适合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方法实现了，第九第十两条，则正在开始实现，这就是：“将农业回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大家看到，由于我国在发展工业的工作中，采取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乡村中也出现了工业，出现了工人兼农民和农民兼工人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共产主义杜会的萌芽。由于开始实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办了工厂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了许多学校，开始出现了学生即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即学生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在教育方面来说，每个基层单位将有自己的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同时，每个人将都有时间来受教育，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经预言这种情形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方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可能在大家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出充分的物品来满足一切社会成员的大量消费和造成丰富的后备储藏，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承受而已，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公有物，促使其进一步地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前景，我们的教育，就不应该向着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方向走，而应该向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向走。
今年年初以来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证明了采取群众路线来办教育，就可以使教育事业较快地发展。而实行教育与劳动结合，使教育成为工人农民所热烈欢迎的事业，是发动群众的办学积极性的重要方法。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路线的办学方针就是：第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培养目标是统一的，即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中央、地方，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都可以办学，学校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学校可以是全日制的、半工半读的，或者业余学习的，可以是免费的或者是收费的。现在的业余学校，在生产更加发展，工作时间可以缩短的情况下，将变为同半工半读的学校一样。在生产大大发展，公共积累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收费的学校也将变为免费的学校。第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一部分全日制的、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学校担任提高的任务，同时用半工半读和业余学习的形式广泛地普及教育。这种用来普及教育的学校，因为是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可以全部或大部解决自己的经费，可以按照“能者为师”的原则就地找到师资，然后在政府的帮助之下，逐渐发展成为在课程、设备、师资等方面日益完备的学校。在缺乏劳动的学校里，要强调增设劳动课程，在缺乏基础课程的学校里，要强调增设基础课程，使两种学校都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第三，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既发挥中央各部门的积极性，又发挥地方的和群众的积极性，以便较快发展教育。全国和地方在规划教育工作的时候，因为有党委的领导，可以使教育得到较快地发展，同时又使教育的发展有利，行生产的发展，而不是妨碍生产的发展。第四，群众路线也应该贯彻到学校的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中去，在这些工作中采取党委领导下的“三结合”的方法（例如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时候可以采取在党委领导下师生结合的方法，讲授课程的时候可以采取党委领导下聘请有实际经验的人同专业教师共同授课的方法等等），以及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关系。经验已经开始证明，凡是实行了这些办法的地方，都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则，在教育工作中已经统治了几千年。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坚持这个原则。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把“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斥为“小人”。孟子反对许行，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九通理也”。（食，读作伺。）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同孔孟是完全一致的。教育原来是同生产劳动结合的，在阶级社会里二者分离了，现在又要结合起来。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欧文，开始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赞成这个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认为半工半读比全日制的学校更适合于儿童。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指示》中，马克思提出“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工作者”；他主张九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应当每天在作坊或家庭中劳动二小时，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劳动四小时，十六岁到十七岁的儿童劳动六小时；他相信“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能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中、上等阶级高得多的水平。”马克思曾经预言道：“没有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得政权以后，还会在理论方面和实用方面，使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内占得地位。”（《资本论》第一卷）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才会被付之实施，在革命和建设中发生巨大的作用。马克思的预言，将在我国实现。我们必须看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同几千年的旧传统进行决斗，没有破除迷信、埋葬教条主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精神，是不会成功的。现在，在教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正在被破除，新的适合于我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理论、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课程、学制等等正在被创造出来。这个教育革命是有深厚的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教育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也是上层建筑，它是为政治服务的。过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是以奴隶主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为其经济基础的。适合于这些所有制的政治制度，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专政。为这种专政服务的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这些教育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劳心与劳力分离，是贱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劳心与劳力分离，是一切剥削阶级所需要的，也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我们的社会，是以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适合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因而我们的教育，就必须一反以往几千年的旧传统，采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也就是消灭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所需要的。这个方针是符合于人民的愿望的，因此一定会胜利。反之，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方针，既然不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符合人民的需要，虽然有几千年的传统，却迟早总要被人民唾弃。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教育工作者，反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为实现党的教育方针而斗争，我们就能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使我国六亿人口人人能生产、人人能学习，变为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的新人。
(这是陆定一根据中共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的，中共中央曾就这个问题发指示给各级党委。转自《陆定一文集》P581-599人民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