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集体主义”概念可用于解读中国农村减贫经验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以及“中国经验”的意义。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具体原因。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局观念”是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权威型人格”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深厚的“家族传承意识”形成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均孕育生长于“文化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具有特殊历史属性。

关 键 词：文化集体主义/减贫/中国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减贫逐步进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新阶段。总结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的减贫经验，既是认识新中国减贫与发展历史并进而认识“中国经验”的需要，也是理解新阶段精准扶贫战略、政策与实践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创造了“中国奇迹”。1979-2011年，中国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均达到9.9％，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①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至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30.7％降至2.8％。②中国的成功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对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模式和道路的替代，是另一种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③

最早向世界介绍并解释“中国经验”的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他们认为在要素禀赋结构既定的情况下，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他们提出，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提高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改善了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由此带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中国奇迹”。④

其后，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可大体按两个不同方向加以区分：一个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适规律，认为中国的成功不过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另一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认为有效对接和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资源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前者如吴敬琏、何怀宏、秦晓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只不过是“过渡体制”的反映，改革开放恰好是摆脱“中国模式”的历史过程。⑤后者如徐勇、姚洋、温铁军等，认为家户传统、贤能体制、群体文化等孕育了“中国道路”，其中温铁军更是明确指出“制度变迁”与“比较优势”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群体文化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两个机制。⑥

笔者以为，“普适论”者所强调的大方向或许是对的，但用于指导当前政策选择有可能招致重大灾难；“特殊论”者所看到的或许是历史真相，但用于指导未来方向选择同样可能陷入严重困境。这反映了理论研究和现实决策之间的危险距离。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理论研究者的宏大叙事永远都是对的。就“中国经验”这一论题来说，其更深入的理论辨析，还有待细化研究、基础研究的支撑，还有待实践的展开。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林毅夫在国别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的进一步思考，就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超越争论、开展细化研究的实例。⑦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经验”中最没有争议和最能够得到肯定的一部分。世界银行指出，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⑧如果没有中国的减贫努力，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将不会减少，全球减贫工作将看不到成绩，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⑨学术界从宏观经济发展角度对农村减贫经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关于扶贫开发系统经验的总结还停留于工作层面，缺乏理论提炼。本文尝试推进这方面研究，对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始十年的减贫经验进行概括，提出“文化集体主义”这个能够贯通不同层面减贫实践的解释性概念。第一部分讨论了经济增长在减贫中的作用，分析了“大局观念”对于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有组织扶贫开发所包含的内容，分析了其“权威型人格”基础。第三部分以“家族传承意识”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第四部分提炼、揭示了“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文化集体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

一、“大局观念”与经济现代化

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带动中国农村减贫的关键力量。宏观经济增长过程既带来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促成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加。中国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人均35.8元、88.3元增长至2010年的人均2832.8元、2431.1元。⑩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首先是以农哺工和现代工业发展的结果，与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密不可分；其次是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和梯度发展战略，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结果，与区域间关系密不可分。

(一)以农哺工与现代工业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化，主要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致力于赶超发展。作为一个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只能依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推进工业化，其根本机制在于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关键则是利用农业剩余支撑内生型工业化。(11)简而言之，就是走以农哺工的工业化道路。

国家主要通过农业税收、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储蓄等三种方式抽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据冯海发等学者估计，在1952年至1990年的39年间，中国农业以此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11594.14亿元资金，其中“剪刀差”为主要形式，提供的资金达到8708亿元。即使考虑到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又将一部分从农业中取得的资金注入农业，中国农业仍然为工业化无偿提供了约1万亿元资金。(12)可见，农业转移资金是中国建立起独立且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条件，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双轨制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支撑力量。

(二)比较优势与沿海地区率先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央政府给予沿海地区大量优惠政策，如建立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自主权等，支持这些地区率先发展。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用全球一体化发展机遇和中国的“比较优势”，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超常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的比较优势首先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进而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除劳动力外，中西部地区丰富的矿产和能源资源也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带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8318万人，占全国各产业就业总数的70.5％，并且绝对数量在接下来的13年里持续增长，至1991年达到顶峰时有39098万人。虽然从1970年代末开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持续降低，至2010年降至36.7％，但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绝对数量依然十分庞大，在2010年仍有27931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仍然需要转移到二三产业。(13)大量农业人口的存在和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至少在1978年至2003年间是如此)，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因而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在主要贸易竞争对手中，中国1999年至2006年间制造业劳动力的小时报酬仅高于越南；至2007年，才超过泰国和墨西哥。(14)美国劳工局的分析报告也显示，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每小时报酬水平在2008年以前一直比印度低。不仅如此，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力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还具有素质方面的优势，包括受教育程度、整体技术水平和纪律性、熟练度等，这对于吸引跨国资本甚至具有比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大的作用。(15)

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除去自身地理区位优势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计划轨”上给沿海大量优惠政策，在“市场轨”上创造了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壁垒的全国性劳动力就业市场。这样，通过让内地分担相关成本的方式，沿海地区集中和放大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三)城乡关系、区域关系背后的“大局观念”

无论以农哺工基础上现代工业的成长，还是梯度发展战略下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均包含一种大局为重的发展观。在论及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表述了这种发展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6)这种“大局观念”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突破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制约，将比较优势所蕴含的可能性转化为经济发展现实，使整个国家摆脱“贫困陷阱”，走上“发展阶梯”。(17)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若无法集中使用资源，将很难克服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所普遍面临的困局。

二、“权威型人格”与有组织扶贫开发

政府主导下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是促进中国农村减贫的重要力量。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后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此举标志着中国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工作拉开帷幕。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的“大扶贫”工作格局。

(一)专项扶贫、行业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内容与成效

专项扶贫主要指国家安排专门投入、各级扶贫部门组织实施，通过特定项目，直接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要措施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等。行业扶贫主要指农业、水利、教育、卫生等各行业部门履行行业管理职能，承担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和提高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任务，实施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和项目，包括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扶贫、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改善公共卫生和人口服务管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等。社会扶贫主要指发动社会各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积极支持扶贫开发事业，包括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社会组织扶贫、企业扶贫等。(18)

与经济增长通过“涓滴效应”等途径实现减贫不同，有组织的扶贫开发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支持。2001-2010年，仅中央政府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即从100亿元增加到223亿元，年均增长9.3％。同一时期，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2658元、123元、1276元增长到11170元、559元、3273元人民币，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

(二)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

1.组织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快就建立起全能型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资源和活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政府逐步退出一些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但依然属于典型的权威型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所呈现出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权威型政府的主导。不仅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完全由政府组织实施，社会扶贫也打上了鲜明的政府烙印。中国的社会扶贫不仅包含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投身扶贫，而且包含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官方文件实际上把这后两项工作摆在社会扶贫的龙头位置)。(20)揆诸实践，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不是帮扶主体(中央国家机关、东部省份等)法理内的职责，就其性质来看确可纳入社会扶贫的范畴，但其具体运作实际上由政府权威所支撑，国家力量、政府资源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1)即使是更具社会扶贫属性的社会组织扶贫和民营企业扶贫，也都具有浓郁的权威型政府特色：社会组织大多采用类似于政府的运作模式，依赖克里斯玛型权威获取资源和开展活动，而且不少大型社会组织经由“官办”或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民营企业倾向于站在政府提供的平台上扩展扶贫工作(如“光彩事业”)。

2.社会文化基础。中国自秦汉以降便是一个以中央集权为典型特征的权威主义国家，权威主义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权威型人格”仍是中国社会人社会心理最深层的底蕴——社会成员在心理上仍普遍存在对政府、单位和家长、老师、领导等种种权威的认同、服从与依赖。这种“权威型人格”结构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社会文化基础，减少了中国政府在贯彻实施各项扶贫政策和项目时所遇到的阻力，也塑造了社会组织的类政府属性，孕育了政府主导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

三、“家族传承意识”与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是中国农村减贫的根本力量，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及相关的思想、行为模式，决定了国家政策的实际效果，决定了农村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轨迹。要理解中国农村减贫成就和“中国奇迹”，就必须理解中国农民。(22)

(一)作为生产、消费和投资单位的家庭

1.生产与消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首先见于1979-1985年间。这7年里，农村贫困状况大幅度缓解，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1.25亿，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是这一时期农业增长和农村减贫的最主要原因。(23)家庭不仅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经济单位，更承载着个人工作的全部动机和意义，承载着个人的超越性追求和永恒价值。因此，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感，导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如此，当农民开始从农业走向非农就业的时候，对家庭的强烈认同还造就了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独特工人和农村扶贫开发的非农业道路：将工资收入几乎全部带回家里而非用于工作期间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只要能够拿到更多报酬用于改善家庭状况，就愿意忍受恶劣且危险的工作环境，愿意忽视个人健康。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提交出版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农民工每天工作8-10个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63.78％、22.50％；每周休息一天和没有休息日的分别占16.67％、68.27％；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24)

2.子女身上的投入。重视家族传承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这种观念下，子女是家庭的寄托和希望，承载着传宗接代、改变家族命运、光大家族门楣等重大历史使命，决定着家庭、家族的荣誉和未来。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更强化了这种倾向。农村虽穷，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广大农户总是竭尽所能为子女创造尽可能好的生活、学习条件，用于子女身上的开支往往占据家庭生活支出的很高比例。“零点调查&指标数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30.2％，其中农村达到32.56％。(25)对子女健康和教育的投入，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遏制了贫困代际传递，是中国农村持续稳定减贫的重要条件。

(二)由家庭到熟人网络及整个国家：地域型商圈的建构和民族复兴话语的形成

中国是一个经由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差序格局”所构成的人情社会，关系信任而非契约信任乃人际信任的基本规则，互助性、协作性经济行为优先发生于熟人关系网络之中，以家庭为内核，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支撑向外延伸的熟人网络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温州老乡”、“宁波老乡”等地域型商圈就是关系信任的典型代表，其基于熟人网络所形成的柔性合作关系使相关企业在“产品开发、分工协作、成本比较和市场策略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优势”(26)。这种地域型商圈以“有钱一起赚”为共享文化，其社会基础在于对家族、邻里、老乡等熟人关系的认同和传承，在于这种认同和传承不仅能够为个体带来实际利益，而且本身就具有造福桑梓、光大家族门楣等精神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提出和明确、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进一步高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之所以具有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和促进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话语魅力，其深层原因也在于中华民族绵延不辍的“家族传承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由家到国的扩展逻辑，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言之，“家族传承意识”不仅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而且为更大范围的熟人网络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向心力。

四、总结和讨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带动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农村的大规模减贫。政府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有效缓解了贫困人口在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建设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难，直接推进了农村减贫进程。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农村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泉。这是中国农村减贫的三条具体原因。

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战略选择和调整的结果。这个过程中，先是通过抽取农村剩余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奠定了结构基础；接下来通过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有效利用了国内优势和国际市场环境，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以农哺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内地支持沿海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其顺利实施都与中国社会普遍具有的“大局观念”关系密切。没有这种“大局观念”的支撑，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很难在实践中得到贯彻。

有组织扶贫开发建立在中国政府的权威基础之上。即使是最具有民间色彩的社会组织，通常也采取权威型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其参与扶贫开发的具体方式方法，也常常是权威—服从关系的反映。(27)对权威的服从、认同和依赖，是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人格结构。正是这种“权威型人格”结构，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社会文化基础，降低了扶贫开发的社会成本，提高了组织实施相关项目的效率。

无论是宏观经济增长，还是有组织扶贫开发，都需要以普通劳动者投身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基础。中国农民普遍具有的深厚“家族传承意识”，是他们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着他们以其特有的理性，充分利用现代工商业社会所蕴含的机会、机遇，努力脱贫致富，成就了“中国奇迹”。(28)这一过程，同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情形具有相似性。(29)

“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不仅支撑了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局面，为减贫与发展进程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宏观环境。所有这些，均孕育、形成于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文化集体主义”传统。“文化集体主义”把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个“集体”可以是家庭、家族，可以是村落、社区和单位、企业，也可以是国家、“天下”，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是中国文化中所弘扬的价值认同方向，本研究因此称之为“文化集体”。“文化集体主义”的要义在于：集体是比个人更高位的价值所在，具有道义层面的优先性；个人置入集体中才具有价值，所置入和为之服务的集体越大，个人可能创造的价值也越大；因个人行动的外部性，个人能力有限时将集体界定得较小(如“家庭”)，个人能力增强时将集体界定得较大(如“国家”)，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文化集体主义”是在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中国古代农业具有土地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等有利条件，人与自然关系比较缓和，只要有能人把大家带领起来开展水利等方面的小型工程建设，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即可应付洪涝、干旱等常见灾害，保障生存。由此，便孕育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一是强调集体观念和为集体出力，赋予其道德价值；二是重视能人的作用，把为集体、为大局担当大责任、作出大贡献的人神圣化，树立为道德表率、人间权威；三是人人皆可为集体出力，人人皆可成圣，人人皆应抱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理想；四是个人作为有大有小，所造福的集体有大有小，所获得的权威和证成的圣人亦有大有小。这些文化特质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形态和核心价值诉求即“文化集体主义”传统。本文所讨论的孕育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等具体价值取向，则是“文化集体主义”传统在特定领域或历史阶段的反映。

从“文化集体主义”视角来看，中国农村减贫经验具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和整体性。当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借鉴推广这些经验时，须深入分析其内在结构和逻辑同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契合性。在这个意义上，过去30多年来积累的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无论对于外国还是对于中国，都具有特殊性，属于历史经验。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面向未来，国内外减贫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有必要深入思考和借鉴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但不能机械固守或简单套用这些经验。“文化集体主义”为创造“中国奇迹”开出了系列有利条件，但也包含一些不利于减贫和发展的文化因子，如创造性不足、危机状态下可能出现的权威异化，等等。更一般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集体主义”对国人行为的影响也会缓慢钝化、弱化，或在社会心理层面表现为新的具体形态。成就了过去的那些减贫经验，完全可能导致未来的失败。关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应该加强这些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③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

④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⑤参见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77-178页。

⑥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95页；温铁军：《“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乡村建设试验》，《中国乡村建设》2009年第2期。

⑦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2013年4月。

⑨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2009年3月。

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11)温铁军：《“中国经验”与“比较优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12)冯海发、李溦：《我国农业为工业化究竟提供了多少资金积累》，《调研世界》1993年第4期。

(1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14)王燕武、李文博、李晓静：《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统计研究》2011年第10期。

(15)王星：《劳工品质、劳动保护与跨国资本空间转移——基于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17)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66页。

(1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6页。

(1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2页。

(20)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1)共济：《新阶段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2)(28)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63-92页。

(2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6页。

(25)零点调查&指标数据：《三分之一为了它》，《零点指标数据》2006年8月22日。

(26)靳涛：《集体主义文化维系下的柔性组织与模糊契约——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自组织模式揭示》，《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1期。

(27)陆汉文、岳要鹏：《激情、理想和现实——一个民间组织与农村社区在灾后重建中的关系及其意义》，《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9)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值得提及的是，韦伯对中国传统中不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文化因子进行了讨论，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作者简介：

陆汉文，男，1971年生，湖北云梦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教授，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9；彭堂超，男，199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助理，北京 100872。

标题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企业与贫困村互助资金运作模式创新研究”(11BSH05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