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了，它那激荡着生命音符的文字，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更是一种灵魂的震撼和撞击。在我的视野里，近些年中国熙熙攘攘的小说界，不论在其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上，还是在丰沛泽润的叙述文本上，没有几本小说可以和孙见喜先生的《山匪》相提并论。《山匪》堪称一部容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为一体的长篇杰作，把它称作“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要收获”一点都不显得虚妄和夸张。
中国历来就有“正史”和“野史”之分，在传统学士眼里，野史往往是靠不住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官方正史的编撰者常常要看着统治者的眼色来着笔，笔触也总是在所谓的大人物的身上描来画去，民间所发生的一切根本进不了他的视野；老百姓喜也罢，悲也罢，哀也罢，怒也罢，仿佛压根儿不存在似的。但恰恰是民间的风声雨声、哭声笑声，发出了历史的真正声音，也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基本气象。一提起上个世纪前半段，我们的习惯用语就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但具体到某个村庄或某些具体的个人，它们的情状如何，他们的命运怎样，就显得十分模糊。孙见喜先生的小说《山匪》就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和透析那个社会的文本，搭建了近距离观赏和触模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实态和灵魂真相的舞台。它记录了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区域的历史，描写了一群各具形态的人物，这个村庄或区域，就承载并浓缩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些在历史里游荡的小人物，完全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民族骨骼的活化石。
《山匪》给读者提供了巨大而丰富的精神信息，不同的人会在其中有不同的发现、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领悟。它初看是在写动乱年代的百姓生活，但在细读之后，才明白它写的恰恰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为什么今天依然摆脱不掉暴力的余绪？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种暴力倾向不仅贯穿于我们的政治和司法当中，也在我们的民间随处可见，更可怕的是，它已经深深地渗入我们的灵魂深处，涌动于我们的血液之中。今天之果，缘于昨日之因，若追问黄河下游的水为什么浑浊，得到中游或上游去寻找答案。《山匪》就把我们带到了民族之河的中游地带，并引导我们向上游思考――我们祖辈们的生活方式和灵魂的原始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儿？在《山匪》里，到处弥漫着暴力，暴力以一种疯狂的姿态手舞足蹈，令人触目惊心。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于那个特定的年代，但兵荒马乱只是一种外在表象，最根本的还是人们对暴力的麻木、默认和习以为常。每个人都是暴力的受害者，每个人内心深处又都潜藏着暴力的因子和暴力的冲动。大到军阀之间的混战，小到平民之间的相互残杀，血腥之气扑面而来。孙老者的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先后被杀；一县之长胡传路被“拉出南门在州河滩上给枪毙了”；就连曾经不可一世的老连长也被“读书会”的茶炉工小牛郎“剁成节节子”。至于老百姓，那更是冤魂无数。油坊里一家十二人，在白朗“公民讨伐军”的烧杀之中，“没留下一个活口”；老连长要征剿毛老道，后清人马总队长薛长有急令各队杀人祭旗，“十二枚冲天炮同时炸响，十二颗人头同时落地”；在老连长征剿之后，“场子四周满是百姓的尸体”；固士珍的队伍办年货时，“见啥要啥，嘴说是买，其实是抢”，多数卖年货的人不敢说个不字，只有二十三个人敢于伸手要钱，结果呢，这二十三个人是“红血喷向白雪，人头滚满山坡”等等，叫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仇人之间相互杀戮，互不相干的人之间也相互杀戮，就连亲属之间，也是血刃相见。“山阳县杨村有人为了投奔毛老道，竟杀了行动不便的父母”；孙老者的外甥唐靖儿和孙老者的四儿子孙文谦之间为攻守县城发生了血腥战斗，结果孙文谦战死在自己的表亲手里；孙老者家的雇工海鱼儿与孙老者的四儿媳通奸，被孙老者的二儿子孙校长教训了一顿，这个叫海鱼儿的雇工离家出走后，就变得六亲不认；他一点儿也不念及孙老者对他的恩德，而狠毒地谋杀了孙校长。在没有公理可讲的年代，暴力成为人们唯一的交际语言，一切问题依赖暴力解决。暴力可以让人性扭曲异化，甚至让羊变成狼。作为清末遗老的孙老者，一生都在克己谦让，他知书达理，广做善事，其结果呢，是生命的惨淡与无奈；他的三儿子“镢头老三”，只知道下苦力种地，但就是这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在目睹了太多的悲剧之后，在媳妇追问他“往后一家人吃啥喝啥”的时候，也有了“上南山去当土匪”的想法；因为他终于幡然醒悟：要解决吃饭问题，要使一家人从此免遭伤害，靠勤劳不行，靠做安分守己的良民不行，当土匪才是唯一的出路。“镢头老三”的“觉悟”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它带给读者的是深深的震惊和绝望；它宛若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把读者的心脏刺痛。
暴力无边无际，生命比蒿草还要廉价。在暴力面前，每个人都是那么地无助，每个人都变成了弱者，只有枪杆子是那样地趾高气扬。一县之长胡传路在手握枪杆子的老连长面前唯唯诺诺，最后竟然像一只鸡一样被轻易地宰杀；孙老者是德高望重的乡绅，他明晰事理，兴办学校，竭心尽力地保护着村民。尽管他曾在衙门里供过事，手里始终拿着象征昔日权力的水火棍，但面对那些来来往往扰民害民的逛山和土匪，却显得那么地无力；他的大儿子死于老连长之手，他的大儿媳被老连长垂涎已久，最终不得不被老连长霸占，面对屈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忍受。老孙者的四儿子孙文谦为了使自己的家族村庄免受伤害，扛枪吃粮，投奔了老连长，以至于官至营长、团长，但他能保护得了自己的家庭吗？不能！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悲剧并没有因为他的节节攀升而不再延续；他不但保护不了他想保护的人，而且连自己也丢掉了性命。老连长是旧军阀的代表，他盘踞一隅，像个土皇上；他矜持自大，不可一势，却又见风使舵，投机钻营；他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在做着损人利己的事，一方面却对老百姓进行着保护。老百姓对他有憎恨的一面，同时在受到其他武装威胁时，却又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尽管他也是杀人不眨眼，但相比其他形形色色的武装，老连长多多少少还有点儿人性。就是这么个山大王，最后也惨死在一个烧锅炉的小牛郎之手。杀人者没有任何良心的愧疚和道德的自我谴责，人性在砍砍杀杀之中丧失殆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今天还是一个良民，明天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刽子手，从人性之善到人性之恶，仅仅咫尺之遥。唐靖儿原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挣箩匠”，他走上了占山为王的道路后，竟然变得如此残暴；好笑的是，他始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孝子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孝道的楷模，不论走在哪里，他都不忘背着亡母的牌位。小牛郎原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在生活中人们对他的存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后，也走上了暴力之路；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么一个谁也不在意的小人物，会剁掉老连长的脑袋。海鱼儿被孙老者雇佣在家若干年，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暴力的苗头，但他一旦混入那些土匪之中，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徒。就连那个有点儿疯癫的女子狗欠欠，在一种激进思想的召唤和引诱下，也对暴力充满迷恋和向往……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一眨眼的工夫就会变成无恶不作的豺狼？这是读者的疑问，也是作者精心设下的迷团。作者也许没有正面给出答案，但他在自己的长篇叙述里，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回答。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暴力，而暴力不论打着怎样的旗号，有着怎样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暴力的后果只能让老百姓来承担；中国的历史整个就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历史，大到朝廷的更新换代，小到土匪之间的相互屠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攫取了江山，谁就握有老百姓的生杀大权，谁就成了真理的化身，谁就可以对不服从于自己的所谓异类进行从肉体到精神的肆意折磨。可怕的是，伴随着一次次“城头变换大王旗”，暴力已经凝结成一种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扎根，在普通民众的心头摇曳。暴力即生活，暴力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没有对生命的爱怜和悲悯，人与人之间仿佛仇敌一般。孙见喜先生看起来在写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故事，但他却在解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惑，那就是在我们当今的生活里，当全人类都在崇尚人道关怀的时候，暴力为什么还会在我们的身旁大行其道？从政治暴力到司法暴力，从民间的相互施暴到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从语言暴力到心灵暴力，暴力以各种形式出现，暴力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存在，它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因素。不从根子上剔除暴力，中国人要真正过上安宁的日子几乎没有可能，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高尚而文明的民族也没有可能。
为什么我们的庙堂和民间社会潜藏着如此顽固的暴力因子？为什么一到改朝换代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中华民族已经形成的的道德体系就会被踏倒？孔子不语“乱力怪神”，而层出不尽的各种“革命”恰恰都缘于五花八门的会道和党派？《山匪》里的苦胆湾，那些村社秩序的维持者，恰恰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温良恭俭让”者，是他们心底存留的“儒”的薪火在抵御着“革命”和乱力怪神、在维持着一方地域有限的生产力和文化教育，相反，“贫下中农”的“革命”却对经济文化起着滞后和破坏的作用，以暴易暴毕竟只是粗糙思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只会导致独裁政权的频繁更迭，而文化里边出政权、民主里边出政权才是一个成熟民族的发展正路。
当然，《山匪》一书丰富得宛如一座共生矿，里边蕴藏着各式各样的矿物，暴力只是诸多的共生题旨之一。孙见喜先生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解读，这种解读可谓发人深思，它和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的解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鲁迅先生遥相对应，孙见喜先生也在用他手中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经历启蒙运动的辛亥革命，它如何被人为地扭曲，它变形后的面目是多么地狰狞和恐怖，它与那些革命者美好的初衷相距何其遥远。
《山匪》在艺术表现上可以称得上当代小说的一个成功的典范。精妙滑润而又不失细腻的描写，处处都跳跃着神来之笔，全书充满着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完美结合的特殊韵味；它对地方性习俗绘声绘色地描述，具有鲜明特色的细节安排，无不透露出作者非同寻常的文字功力和高超绝伦的艺术造诣。
特别是书中十分祥尽地记述了诸多手工技艺和民间的、地域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小说家这种“非物质文化”意识的奔腾，已大大超越了平常小说家所云的“风情民俗”，以前的所谓“风情”大多只是小说的舞台“布景”，而《山匪》里，这一切被注进了“史”的附录，单就一根扁担的制作技艺就足以使诸多“寻根”小说失色。《山匪》不是在“寻根”，而是在“铸根”！
有人把《山匪》归之于武侠类小说，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山匪》只是披了一件武侠的外衣，它的内里却十分严肃庄重；它是那么地深厚，又是那么地丰满，它的真正价值，还有待于时间和历史去挖掘和评判。
（编者注：本文刊于《商洛学院报》2006年第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