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理论根据持续时间和波幅把经济波动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经济周期分析注重根据技术变革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事实上，19世纪后发生的历次技术变革不能同工业革命对历史的影响相提并论。工业化与全球化相互促进形成的经济大周期，是解释当前欧美经济困境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机遇的重要背景和基本逻辑，也是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和经济背景。
再工业化使西方赢得冷战
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意识形态划分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展开全球性竞争。这实际上是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格局的一种修正，西方社会的统治支配地位在冷战时期受到重大挑战。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主导者，在二战以后国力达到顶峰时期。美国利用二战结束后形成的超强国力，对西欧实施马歇尔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援助金额达到131.5亿美元。使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达到并超过二战之前的水平，1948年至1952年，西欧国家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欧美国家成为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达、物质程度极为丰富的强国。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者，迅速的工业化使其具有了强大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为众多不愿屈服于西方体系的国家提供了另一个选项。
而东方阵营的前苏联在高积累率、重工业优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使东方阵营的经济实力一度得到重要发展，然而内生的不稳定性，导致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矛盾频频爆发，并有一些国家逐渐脱离这个阵营。西方阵营的高度发展和东方阵营的逐渐分裂，实际上已经为西方阵营以压倒性优势取得冷战胜利拉开了序幕。1990年，发生苏联东欧剧变，以苏联阵营的彻底消失为标志，冷战最终结束。美国主导的西方模式成为在全球独占优势的发展模式。二战后已经发轫的全球化开始加速，中国、东欧国家、印度等人口大国加入到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当中。
在经济社会取得高度发展的同时，西方社会的工业化也付出惨重的环境代价。伦敦1958年大雾中，有300多人失去生命，德国的莱茵河从美丽的河流变成一条饱受污染的臭水沟。尤其是石油危机的发生使美欧经济受到重大冲击，陷入滞胀的短暂经济危机当中，而且能源可以无限供应的幻觉也被打破，环境和能源危机使西方社会反思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冷战后开启的全球化模式是西方开始去制造业的过程，因为制造业是污染的重要来源，去制造业可以转移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重工业发展的模式变“轻”，对能源的需求通过产业链条的国际化分布减少能源供给的压力。
工业化代价高昂推动制造业全球化
工业化产生如下两大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和环境恶化。西方战后普遍实行普选民主，工会力量增强，在这种民主机制下，工人工资收入迅速增加。对于环境问题，西方社会投入巨资，改善“三废”排放，提高能源效率。两种政策的后果是制造业的成本大幅增加。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加快了西方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步伐。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之后，原东欧、苏联地区和印度相继加入全球生产链。经济全球化加速，呈现如火如荼之势。这一轮全球化的动因是跨国公司寻求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本质是西方社会寻求降低制造业的人工和环境成本。
全球化给西方带来重大收益。首先，可以享受低廉的进口商品；其次，可以转移工业化的环境代价；再次，全球化给西方社会带来更加广阔的资源和市场；第四，全球化充分利用了全球比较优势，促进竞争，增进了全球福利。全球化使全球经济出现“大收敛”，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工业化加速，大规模脱贫。1978到2015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有七亿人脱贫。新兴市场国家的民众收入增加，国力逐渐增强，成为国际贸易的顺差国和国际债权人。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享受低价格的消费品和更洁净的自然环境。
市场经济理论鼓励国际贸易，认为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通过贸易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工艺过程更加复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往往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收益，创造更大的利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旦交通通信基础的发展满足了这种需求，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开始加速。因此可以说，美欧经济体环境和劳动成本的迅速上升，成为美欧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因。这也是冷战结束后，在信息经济的刺激下，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制造业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能够带来就业机会和财富的迅速增加，是国家财富创造的源泉；另一方面是制造业带来的环境和能源危机，使环境污染威胁到人们生活工作的基本安全，能源匮乏国家的经济面临能源供给波动的巨大威胁。在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美欧国家，基本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利用全球化的机会转移制造业成为重要选项。
全球化导致发达经济体就业流失和收入差距拉大
全球化对西方社会来说，一个重要特征是去工业化，主要是去制造业。制造业的转移导致大量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的流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量减少了29%。欧美国家开始依赖第三产业容纳庞大的就业人口，比重达到70%左右，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因此凸显。制造业是创造就业的源泉，就业机会不但来自制造业本身还来自制造业相关服务业的就业——生产性服务业，这部分就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更高。虽然西方社会拥有发达完善的教育体系和更高比例的受高等教育人口，但是具有低端技能的劳动力人口依然占据相当的比例，这也是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原因。就业机会的减少，使劳动就业保障已经日趋发达的西方社会，开始加大社会劳动保障支出，尤其在福利社会意识较强的西欧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经济呈现虚拟化趋势。欧美国家金融服务业高度发达，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金融业泡沫化问题凸显，美国的杠杆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达到惊人的300%。金融服务业的泡沫化发展，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财富效应促进了消费的膨胀和服务业的景气程度上升，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但是攫取最大利润是金融行业各个食物链条上的从业者的本能。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引发金融链条上的连锁反应，国民经济陷入萧条，失业率急剧上升。金融行业处于经济链条的前端，受到的冲击大但恢复快，加上行业管理层和上层管理人员的巨额工资奖金水平，形成1%的受益者和99%的利益受损者的局面。这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起因。
收入分配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化条件下，低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被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寻求低成本优势。但是发达经济体中原来从事低端制造业的这部分人口，并没有升级到高端制造业的行业当中，反而转移到不可贸易部门，如生活性服务业等产业当中。服务业的典型特征是受消费主导，受经济周期主导，一旦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服务业的收入大幅下降、失业率上升。与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技能要求相对较低，提高的工薪幅度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没有改观。
收入分配政策加重主权债务负担
危机到来时，财政支出扩张往往伴随着财政收入减少。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欧洲冰岛、希腊等欧猪五国（PIIGS）的债务危机经历表明，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动性非常强，银行危机之后往往伴随严重的债务危机。因为银行和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周期的下行和经济衰退往往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的迟缓，经济增长的放缓使税收来源大大减少，但是要刺激经济增长又需要退出减税和增支政策。由此欧美经济陷入开支增加和收入减少的恶性循环当中，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周期时，沉重的债务面临偿付危机，经济就会陷入衰退泥沼而难以自拔。
选举机制和社会进步使社会对公平性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政府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政治民主选举机制，使政府面临经济发展和保障选民收入水平不会下降的双重压力当中。但是经济发展内在的规律表明，经济周期运行有自身的发展逻辑，经济衰退有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根源于产业代替，能源资源的革命等等。经济危机有时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可以促进经济产业的新陈代谢，促进经济体的新鲜血液的产生。民选政府保障民众的承诺兑现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容忍经济的周期调整，减少税收扩张支出这一本身存在极大矛盾的政策被迫出炉，政府债务高企的原因就在于此。财政赤字的扩张导致高额债务。在经济发展出现瓶颈的同时，这些经济体失去了宏观政策的弹性空间和转圜余地。
总结起来，现在西方债务危机几乎是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缺乏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一方面对选民承诺的经济福利需要兑现，支出水平呈现刚性增长状态。支出增加的同时，收入来源不断萎缩，经济增长又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债务水平的迅速上升成为必然结果，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债务危机会进一步凸显。当然，新兴市场国家付出了环境恶化和资源消耗的代价。
传统财政与货币政策难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有几种，甚至包括债务违约（拉美国家的阿根廷和北欧国家冰岛都发生过债务违约事件），但是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用收入偿还债务。目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条件下，西方发达经济体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又面临新进入者的强有力竞争。在短暂的新经济革命带来的技术繁荣之后，美欧经济进入新的萧条期，新技术革命虽然诞生自发达经济体，但是通信和技术革命往往是全球化的触媒，更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收敛，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均等化进程。
上世纪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已经建立起较为发达完善的基础设施，财政政策作用空间有限，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又严重依赖于消费者对未来的经济预期，一旦经济放缓，悲观预期内生于经济周期当中，导致物价紧缩，货币政策遭遇流动性陷阱。这时，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已失效。
在宏观大稳健时期（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宏观政策稳定期），西方的经济发展平稳，政策有效性程度较高。现在看来，除了政策理论和认识水平的上升之外，全球化红利和互联网创新带来的产业升级景气是重要的原因。而以稳定物价和就业水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并不成功，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表明，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理论的进展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并没有适应这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
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在降到零利率水平之后陷入流动性陷阱，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缺乏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痼疾；财政政策即使没有经济理论上的重重质疑，扩支减收的内在矛盾机理也会导致债务高企。一旦经济基本面恶化，债务收益率急剧上升，就会发生偿付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就会全面爆发。
量化宽松政策成为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唯一途径
经济增长乏力、主权债务高企、宏观调控政策失效，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上述三重困境，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但是西方国家领导制定了全球化规则，全球储备货币是美元和欧元，货币主权是全球化下的一大特权。这种特权来自于经济实力，是制定规则者的权利，也是量化宽松政策出台的前提条件。2008年后美联储通过三轮QE政策，至2014年10月其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充了将近3.5万亿美元。2016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从3月起每月购买600亿欧元政府与私人债券，将持续至2016年9月底，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启动。
对于欧美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有以下几大好处：一是缩小债务，二是刺激经济，三是产生铸币税收益，四是降低汇率，促进出口，从而提振经济。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享有制度红利，不仅仅是收获铸币税收益，还包括利用美元贬值损害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但是弱美元政策撼动美元霸权的合法性，危及美国的制度红利。因此美国政府的策略是一边大肆印发钞票，一边强调绝不实行弱势美元政策。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媒体发表弱势美元的判断时，受到美国财长盖特纳的第一时间反驳，因为这关乎所谓的“美国利益”。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零利率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一种无奈选择。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流动性陷阱理论，指的是当需求陷入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把名义利率降到零时，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产出并不会再扩张，利率政策从而失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为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所替代。但是凯恩斯所指出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在日本率先发生，即零利率条件下，经济持续陷入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接近停滞状态。因此，关于日本零利率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开展的最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凯恩斯模型，成为货币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当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零利率界限时，基于零利率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分析在新一代的分析框架中展开。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是此类货币政策的重要鼓吹者。伯南克引用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理论，被称为“直升机”伯南克，他主张日本政府积极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摒弃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教条。这种激进的货币政策到今天依然有相当多的反对者，包括最早实行该政策的日本国内也有大量的反对声音。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短期政策，不能解决发达经济体缺乏长期增长动力的痼疾。在大的产业革命到来之前，只能等待新一轮经济收敛过程的完成。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趋同，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重新上升，世界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格局调整当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并这不意味着否定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是经济在更高台阶上产生的问题，不应该依靠去全球化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制度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发展全球化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危机。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