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上盛传一个“历史文件”,即所谓1950年2月12日中国和苏联签订的“特别协定”(或称“秘密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给苏联;中国同意将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中国将向苏联提供“华工一千万人”;中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中国同意在“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等等,共计19条。该文件没有标明出处。
有不少朋友来信来电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是伪造的。笔者研究中苏关系20余年,对1950年中苏签约的过程和内容也有专门考察,不仅发表过论文、专著,还编辑过相关的俄国解密档案。有兴趣者可以找来阅读。不过,作为学者,笔者也有责任满足网友的要求,在互联网发表一篇短文,以澄清历史真相。
众所周知,1945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30年),其涉及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主要内容包括:中长铁路由中国与苏联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大连港一半的工事及设备无偿组给苏联并由苏联任命港口主任;旅顺口作为军事基地由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市主要行政人员的任免须征得苏方同意;中国同意在外蒙古实行公民投票后承认其独立。〔中文本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27-1340页。俄文本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I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гг.,Книга 2:1945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с.71-198。〕
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后,提出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签新约。斯大林一开始严词拒绝,后被迫同意。毛泽东随即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与苏联谈判并签约。〔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5-145页。〕斯大林同意签订新条约后,即组织了一个条约起草委员会。当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时,苏联已经准备好了12个条约、协定、议定书的文本草案,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的批准(1950年1月22日),这些文件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2-50,中译文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70-273页。〕然而,换汤不换药。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参见《无奈的选择》,第145-153页。〕特别是在同一天的会谈中,当毛泽东表示中国并没有具体拟定条约草案,并担心修改旅顺口的协定后,会给苏联带来不良后果是,斯大林又提出苏军驻在旅顺口“将有利于苏联和中国的民主事业”,并问毛泽东可否“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条约依然有效”。对此,毛泽东犹豫了一下,表示同意。〔АПРФ,ф.45,оп.1,д.329,л.40-49,中译文见《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265-269页。〕
随后,周恩来与米高扬进行谈判。关于苏联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中方没有提出异议,只做了个别文字修改。但是,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问题上,中方最后推翻了苏联的原定方案,周恩来于1月26日提交了一个《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从苏方对中方草案的几个修改文本看,斯大林对中方的草案十分愤怒,但两天后,苏联还是被迫做出了让步。1月28日苏方提交的修改文本,基本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只是在议定书中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经过一番争论,中方接受了苏方增加的内容。2月5日,毛泽东将上述文件发回国内,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参见《无奈的选择》,第153-161页。〕
2月10日,莫洛托夫又交给中方一个新的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第二天,周恩来告诉苏方,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修改,并将其名称定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64-69,中译文见《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13-315页。〕
在2月12日和13日的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中方提出可以在14日签署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并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但维辛斯基表示还要向政府汇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3页;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70-74、75-76,中译文见《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16-318页。〕很快,苏方就通知中方:《补充协定》不能公布。鉴于中方已经准备好了庆祝中苏条约签订的社论,毛泽东于2月14日凌晨5时向北京发出了“限即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要求删除社论中一切涉及《补充协定》以及其他尚待谈判的协定(指贸易、专家和合股公司等问题)的内容和文字。一个小时后,周恩来又致电刘少奇等,叮嘱“尤其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暂勿向任何人提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62-263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第74-76页。〕
2月14日,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已经商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2月15日《真理报》(第1-2版)和《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了除“补充协定”外的其他三个文件。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后,李富春等人继续留在苏联谈判其他的协定。
这个“补充协定”的俄文本于2008年首次发表在俄罗斯出版的档案集中,而中文本则在2008年发表于中国的文献集。其实质内容原文如下:“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 V,К. 2,с.290-29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第78-79页。〕
这就是中苏条约谈判和签订的大概经过,笔者查阅过所有已经披露的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的俄国和中国文献资料,从未发现还有什么“补充协定”或“秘密协定”。至于互联网上传播的那个文件,不知出自何处,有何根据?!观其内容,似曾相识。仔细一查,原来早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就有类似的谣言广泛流传。1950年1月25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马康卫给国务院发出的电报说,社会上到处流传着“夸大莫斯科要求毛泽东做出让步的谣言”。〔McConaughy to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Shanghai,January 25,1950. GR 59,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Box 2949,Folder 661.93/1-2550,The National Archives.〕1月25日和2月1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亲自出马,安排驻法国大使“通过适当渠道”散布下列传言:苏联要求控制秦皇岛、烟台、青岛等战略港口;毛泽东被排斥在条约谈判之外,甚至在莫斯科遭到软禁;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国内肯定发生了什么问题;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条款将出现在秘密协定中,等等。〔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 6,pp.294-296、308-311.〕不久后,苏联方面也收集到许多类似的情报。3月20日苏联情报部门报告: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中苏条约公布后,敌对势力“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文’、‘苏联吞并了新疆和满洲’、‘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20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等”。〔《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47-349页。〕
看到这里,读者大概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真相做出正确的判断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加细致和全面的情况,不妨看看上述注释中提到的文献和专著,也可以找来其他研究者的论著对比参阅,如德国学者迪特•海因茨希的《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Dieter Heinzig,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1945-1950,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New York:M.E.Sharpe,Inc.,1998。〕
2016年7月27日晨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别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外交部长 安德列(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阜,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一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约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1950年2月12日订立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之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 维辛斯基(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