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个人认识一个国家。大约五年前，我在旧金山认识了乔治(George)和戴西(Daisy)夫妇。他们后来到我住的小镇朗诵。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余兴未尽，我把他们夫妇请到家中，打开两瓶上等红酒，一直聊到深夜。在美国难得碰到有意思的人——这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像乔治和我这样的残次品纯属淘汰之列。

乔治是美国诗人，出生在匹茨堡产业工人家庭，12岁离家出走，后当兵送往越南战场，由于参加反战活动被送上军事法庭，胜诉，回到美国拿下硕士，再东渡日本学习武术。

戴西也是诗人，她的身世更传奇。她出生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Managua)的文化世家，自幼进天主教贵族学校，上大学后投身政治。她加入反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成为桑第诺电台(Redio Sandino)的播音员。革命胜利后，担任新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负责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扫盲运动，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她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内阁成员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国访问，让人目瞪口呆。”

戴西原意是雏菊。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在优雅而难以捉摸的美中隐藏着某种野性。她的皮肤会让人想到某种贵重瓷器，却在革命的风暴中完好无缺。她年轻时想必了得，给以男性为主的革命带来多少动力。

从我教书所在的印地安那州的冰天雪地中出发，换了两次飞机，终于到达热带的尼加拉瓜。昼与夜，冬到夏，有转世投胎之感。到达离首都东南40公里的格兰那达(Granada)已近午夜。这个西班牙风格的城镇建于1524年，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殖民地城市。

在旅馆办好手续，我穿过中心广场来到对面的文化中心，今晚是诗歌节的开幕式，我刚好错过。人们随着音乐的召唤纷纷起舞。

有人高呼我的名字，原来是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Harold)，只见他像老鹰张开翅膀向我扑过来。他就像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一章直接进入下一章：我们刚在智利分手，又在尼加拉瓜重逢。他掏出他主办的文学刊物，封面人物就是我。他得意地说：“在你的诗的西班牙译本中，我是最棒的。”

乔治和戴西随即出现，久别重逢，我们像孩子一样高兴。戴西的眼睛闪光，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把你带到了我的祖国。她把我介绍给诗歌节的组织者和尼加拉瓜诗人们。“这都是我们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她说。乔治告诉我，今年11月的大选，桑解很有希望重新执政。戴西将参加竞选班子，一旦成功，她很可能重新入阁。我们为革命的新曙光干杯。

二

第二天早上我为了买牙刷顺便逛逛街。这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其繁华程度远不如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城。按国民总产值，尼加拉瓜排131位，是拉丁美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尼加拉瓜(Nicaragua)一词的后缀阿瓜（agua），西班牙文是水。它西临太平洋，东抵加勒比海。还有两个大湖，果然水源丰沛。尼加拉瓜于1821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839年建立共和国。1912年美国在尼加拉瓜建立军事基地。

农民出身的桑地诺(Augusto C. Sandino)，1926年从墨西哥回国，领导金矿工人起义。同年12月，美国为了支持保守党政权，派出两千名海军陆战队登陆。桑地诺带领着29个伙伴进入了山区。展开游击战，队伍不断壮大。人们称桑地诺为“自由人的将军”。当时全世界只有六百多架军用飞机，美国竟派出了近七十架对付尼加拉瓜游击队。1928年美国胡佛总统提出与桑地诺谈判，被拒绝。美军终于在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1934年2月21日，桑地诺应邀到首都马那瓜共商国事。当晚，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在总统府设宴招待。酒宴结束后，索摩查指派的凶手在暗中开枪杀害了桑地诺。索摩查1936年就任总统，建立了长达40多年的家族独裁统治。

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生于1946年，被西方媒体称为“天生的革命家”。他父母都是坚定的革命者。1961年以桑地诺命名的桑解宣告成立，年仅15岁的奥尔特加加入后，立即和伙伴抢劫了“美洲银行”的一家分行，为革命带来第一笔“启动资金”。1979年，桑解发动总攻，索摩查三世逃往美国，桑解成立了民族复兴政府。后当选总统的奥尔特加，取消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特权。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进行经济制裁，同时支持尼加拉瓜右翼势力，发动内战。1990年大选，内外交困的桑解，终于败给亲美的反对派全国联盟。

这一历史转折改变了戴西的生活，她退出政坛，离开故乡来到美国，认识了乔治，在旧金山定居下来。而我也由此通过乔治和戴西认识了尼加拉瓜。

是夜，在一个烧毁的教堂前举办诗歌朗诵会。先由政要讲话，为一个纪念铜牌剪彩，上面刻着“这里是格兰那达”。

威廉•沃尔科(William Walter)是19世纪美国最出名的海盗。行医、当律师、办报纸都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好勇斗狠，开疆拓土。1855年5月，带领60名散兵游勇从加州启航，抵达内战的尼加拉瓜，占领格兰那达，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规定英文为官方语言，推行奴隶制。在尼加拉瓜人的反抗下，1857年他逃离格兰那达前烧毁了许多建筑，在废墟上写下“这里曾是格兰那达。”1860年，他再次去尼加拉瓜远征，途经洪都拉斯时被捕，后被军事法庭处死。这个沃尔特多少有点儿像山姆大叔早年的漫画式速写。

三

哈罗德和《新新闻报》主编与我共进早餐。我跟哈罗德头天约好去马那瓜，他请主编推荐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首选竟是他们报社。我们搭两位台湾诗人的顺风车，到了马拉瓜换乘出租车来到《新新闻报》报社，这是尼加拉瓜第二大报纸，第一大报叫《新闻报》。依此类推，第三大报纸应叫《新新新闻报》才对。进了《新新闻报》的简易楼，哈罗德把我推给准备采访我的女记者，自己忙着去办事。“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女记者的头一个问题。一见哈罗德回来，我站起来说：“我不能接受这采访，她连我打那儿来都没闹清楚。”女记者不肯罢休：“我可以问一般性的文学问题呀。”“那你找别人去问吧。”我说。

出了《新新闻报》来到隔壁的《新闻报》，哈罗德索要有关诗歌节报道的剪报后，我们往湖的方向溜达。让我惊奇，马那瓜与其说是个都市，不如说是个大村庄，其赤贫程度让我吃惊。我说起美国入侵和左翼革命。哈罗德愤愤地说：“可别跟我提什么桑解，这个国家就是被他们搞糟的，执政十几年，哼，搞国有化倒好，先把自己腰包塞满了。”我反驳他的说法。哈罗德说：“我从来就不是右派，拉丁美洲作家没有几个是右派。但我对那些打着各种旗号的左派有足够的警惕。他们一旦上台全都变质了”... 在大太阳底下，我跟哈罗德两个老外，为第三国的政治现实争得脸红脖子粗，汗都下来了。

一个推车买冰棍的人带来了凉意，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决定包下辆出租车，去报社以外的名胜古迹转转。老司机皮肤黧黑，很健谈，乐于充当我们的导游。我们先沿市中心兜了一圈。那里一片废墟，只有一栋高楼孤零零地立着，据说那是有丰富地震经验的日本人盖的。1972年圣诞节前夕，马那瓜发生大地震，70％的建筑物倒塌，25万人无家可归。祸不单行，尼加拉瓜又在1998年受到飓风毁灭性打击。鉴于天灾人祸，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放弃尼加拉瓜的巨额贷款。

桑底诺塑像立在湖边山坡上，巨大身影投向天空。在历史的广阔背景中，一个民族英雄是多么孤单。

说到11月的大选，司机说：“要说我是桑解的老战士了，但他们让我厌倦。我当然还站在左派一边，但不会再选原来那批人马了。”我让哈罗德问他知道不知道戴西，司机回答说：“当然，那个游击队姑娘，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她是个好人。”从马那瓜回格兰那达的路上，开出租车的小伙子年仅2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提到大选，他痛快地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谁给钱我就选谁。”

四

我请乔治夫妇和一位墨西哥女诗人吃晚饭。我们桌邻天井，阵阵晚风袭来，略有凉意。背景音乐是尼加拉瓜民间歌手的奔放歌声。我说到白天和哈罗德的争论，还有出租司机的说法。戴西告诉我，哈罗德的话基本是对的。尼加拉瓜的政治腐败是有悠久传统的，且不说横征暴敛的索摩查家族，最近的例子是1996年当选的右翼总统，两年前因贪污受贿被判刑20年。革命成功后，桑解某些领导人也腐化堕落了。但她认为，革命的成败应放到当时全世界冷战的背景中去看。美国想尽各种办法颠覆左翼政府，诸如经济制裁，媒体宣传，支持右翼发动内战。

她告诉我，由于内战和贫困，在尼加拉瓜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百分之七十，他们对革命所知甚少。戴西动情地说：“我常在想，那些普通老百姓怎么看我们，革命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让我感到内疚。”她提到过去的一个女战友，革命成功后曾任驻越南大使。后来她对桑解内部的腐败失望了，决定摆摊卖杂货自食其力，直至今天。其他摊贩称她为“我们的女司令”。

最后我们说到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他是南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去年诗歌节开幕式上，就是首先由现任总统朗诵达里奥的诗篇。乔治说，你能想象美国总统布什在集会上朗诵惠特曼吗？

在南美洲，革命和诗歌的有某种特殊关系。下令刺杀桑地诺的索摩查一世于1956年9月被诗人帕瑞兹（Rigoberto Lopez Perez）刺杀。帕瑞兹留下这样的遗言：他只是做了“任何热爱祖国的尼加拉瓜人早就该做的事。”索摩查家族特别恨诗人，特别是索摩查三世，无数诗人丧命在他们手下。依我看，革命与诗歌共享幻想与激情，但革命一旦转换成权力，往往就会成为自身的敌人。好在诗歌和权力无关，甚至是权力扼杀的对象。我琢磨，作为诗人和革命者，作为高级官员和流亡者的戴西，到底是个什么人？

戴西告诉我，她昨天见到当年“桑地诺之声”的忠实听众，他把当年录制的录音带送给戴西。另一个人在听到戴西的朗诵后过来问，“你就是当年的广播员？我的脑袋受过伤，大部分记忆都失去了。就在刚才，我突然认出你的声音。”

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1978年某天，在秘密据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戴西打开录音机开关，调试音量，对准话筒：“这里是桑地诺之声，现在开始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