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效能感是研究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重要指标，在政治科学研究议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理论上，对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与内涵、主要影响、形成因素等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探讨。同时，对政治效能感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并在许多国家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政治效能感方面，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比较可行的实证研究方法。掌握关于政治效能感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并把相关成果运用到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对于拓展中国政治科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政治态度；政治参与
一、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与内涵
1954年，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人在对美国选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投入到政治效能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中，政治效能感成为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安格斯·坎贝尔认为，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也就是值得个体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个体能够在这种变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1]187后来，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把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方面。[2]
149此后的研究大都遵循了这一划分方法，并从这两个方面对政治效能感展开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还可从其他角度划分为三个层面，即：规范、心理倾向（或感受）和行为方式。第一，作为一种规范，它意含着政治理论的永恒主题，政治系统中的成员应当认识到，那些占有政治权利位置的人是政府机构回应民众要求的代表，而他们自身也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之中。因此，政治效能感的规范意义包含着对政治国家的期待，那就是，政治系统中的成员会觉得自己能有效地参与政治过程。[3]第二，作为一种心理倾向或者感受，政治效能感是非常复杂的，它包含了一些相互交错的情感。作为一种效能，个体必须在政治认识方面认识到他自身的能力。他必须用清晰的线条勾勒出从自身到官场的政治世界的心理地图。他必须相信，当他演说时，其他政治参与者会洗耳恭听。他也必须拥有内化欲望的能力，他的政治信念不会轻易被他所参与的错误的、冷漠的政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诱惑因素所消蚀。第三，作为一种实际行为，意味着他可能或不能有效的实施某一行为。实际上，他能够影响事态的发展并能够参与塑造他的政治命运，这表明，他具有明显的政治行为能力，不论他是否认识到政治效能感的原则或是否认识到他具备的政治效能感。[3]
简单地说，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和对政治体系就其要求作出回应的心理认知。从个体心理认知的不同层面来划分，可以把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拥有必要的影响政治过程的资源和能力的认知，而外在效能感则是个体对政府就外部要求和影响进行处理并能否做出回应的认知。
二、政治效能感的主要影响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政治认知，它是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的一种表现，从而与政治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认识和了解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于把握和预知其政治行为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许多学者对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与选举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1．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
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政治效能感越高，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就会越高；而政治效能感越低，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就会越低。史蒂芬·克雷格等人运用1987年美国全国选举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试点调查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1）内在效能感确实是独立于外在效能感的；（2）外在效能感独立于政治信任，至少当外在效能感是基于公平的政治过程和结果的测量，而不是基于精英对公众要求的回应来测量时；同时，也有理由相信：（3）以职责为基础的信任应当有别于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4]
很多研究者认为，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非常明显，并倾向于使用政治效能感或政治信任作为一种独立的变量来解释政治行为，如投票、竞选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玛丽·安德森认为，尽管这些研究者重在从政治效能感或政治信任的角度来解释政治行为，但是，对社会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的机制所知甚少。如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是有影响的，那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确定如何促进他们的发展，特别是他们的发展是否可以通过社会互动（如社区意识）来提高。[5]
2．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
许多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拥有高水平政治效能感的个体会积极参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如投票，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给报纸编辑写信，或签署请愿书。而政治效能感水平较低的个体会脱离政治权力的活动或者变得政治冷漠和政治不作为。政治效能感与许多因素相关，这些因素有：越来越多的投票以及其它类型的政治参与行为、团体成员资格、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积极态度、以及一些其他政治性相关因素。[3]谢图·艾扬嘉（Shanto Iyengar）的研究表明，政治“赢家”越来越具有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意识，而“失败者”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意识会越来越低。[6]梅利莎·迈克逊（Melissa R .Michelson）在关于政治效能感和芝加哥拉丁裔人口选举参与的研究中发现，她的研究报告中涉及到的那些参与者都拥有较低水平的政治效能感，特别是内在效能感，他们把投票这种主动的政治参与活动看作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而不是一种影响性机制。该研究中没有参与投票的调查对象声称，他们不投票是因为他们认为，投票不会给他们的社区和/或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利益（较低的内在效能感）。[7]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与政治参与的活跃度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有学者对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史蒂芬·克雷格（Stephen C. Craig）认为，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区别。内在效能感对传统政治活动和社区政治活动的参与影响更加明显。并且，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对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角色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8]史蒂文·芬克尔（Steven E. Finkel）指出，当一个人参与政治活动时，并不是他/她的政治能力会提高；而是他/她对政府官员和机构作出回应的认知会有变化。他发现，政治参与主要是对外在效能感，或者说，个体对政治体系反应的认知起了积极作用。这些发现表明，从事政治活动确实影响了政治态度，一个应当注意的事实是，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互动关系。关于外在效能感的特定影响也会影响到重要的体制层面，如选举和竞选活动影响支持体制和体制规范的分布情况。[9]
3．政治效能感与选举行为
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哪些因素会影响选民的选举行为？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影响？政治学者一直非常重视研究这些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的表现形式，政治效能感无疑对选举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选举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又会反过来对选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新的影响。可以说，这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
从政治效能感对选举的影响来看，调查和研究选民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把握选民的选举行为，特别是投票行为、投票动机和投票倾向，可以深入了解选民对政党的认同态度、对政治人物的信任程度以及对政治系统的认识，并能对选举结果进行有效的预测和分析。政治效能感的高低对于选民的投票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并会直接影响到选举结果。选民如果认为投票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投票可以反应或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或者认为投票是对民主制度与政府表示信心的一种行为，往往就会去投票。反之，则有可能不会去投票。密歇根大学的一些研究者认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长期因素，这种因素是情感性的、长期性的、稳定的；选民对候选人的认识和选民的政策立场属于短期因素，这类因素是认知性的、短期的、不太稳定的；并且，前者可能影响到后者。[10]159 而政党认同、对候选人和政策的倾向都与选民的政治效能感紧密相关，甚至是政治效能感的重要构成因素。
从选举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来看，选举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活动，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政治经验和政治技能，并能增进对政治系统的认识。许多学者就选举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大致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投票或竞选活动对外在政治效能感能够产生积极影响。这种纯参与影响的解释与选举活动如何动员政治支持有关。作为选民或者竞选者参加选举的人，都可能比非参与者更加能够在精神上支持某一政治体系或者接受某一政治体系的核心理念。第二种是因情况而定结果的假设。该假设认为，选举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是参与和结果两方面的产物。参与投票的选民无论通过投票给获胜者或积极的为某一个候选人拉票竞选都将促进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增加。内在效能感会增加是因为，那些为获胜的候选人投票或竞选的人会倾向于认为他们可以影响政治进程。外在效能感会增加是因为，参与选举的人会认为，他们选出的官员会支持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同样，两种维度的政治效能感在选举失利的候选人的支持者中会降低。第三种是纯结果的假设，这一假设主要关注选举结果。无论一个人是否真的参加了选举活动，支持获胜的候选人的人，他们的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都会增加。这个假设的理论基础与第二种假设的理论是相似的，只是在这一假设中，它不要求个体参与到实际的选举过程中。外在效能感会增加是因为，支持获胜者的选民会认为，获胜者可能会对他的支持者的要求作出回应。
三、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因素
每一个体或者群体的政治效能感都表现出一定的特征，这是研究个体或者群体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不同个体或者群体的政治效能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呢？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年龄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种族因素和性别因素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
1．政治效能感形成的年龄因素
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政治效能感?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约克·丹尼斯（Jack Dennis）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三年级学生已经开始形成政治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效能感。”他们特别声明，三年级学生只是形成了政治态度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形成关于政治生活的系统信念。[11]琳达·贝内特（Linda L. M. Bennett）等人的研究表明，小孩子确实已经具备了政治情感。[12]肯尼思·兰顿认为，幼年时期，人就开始形成初步意义上的政治能力来处理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有些人在早期阶段就形成了处理政治生活问题的自信和积极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自己所遇到的复杂的政治问题而远离政治。有些人把他们早年在家庭中的经验运用到政治领域；有些人观察他们的父母并学习他们父母的经验以便习得政治能力；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认知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老百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治的基础上。毫无疑问，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因素可能对政治效能感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13]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教育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教育无疑也会对他们政治效能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等人发现，受教育程度和个人表达能力都对政治效能感能够产生重要影响。[13]保罗·沃里克（Paul Warwick）认为，教育所获得的价值观以及经验是政治效能感形成的主要因素。他说：“教育提高了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能力……通过测量政治效能感和认知的作用增强了对‘言论自由’和‘畅所欲言’选项的支持，因为它使人相信，他们能够有效的理解和掌握政治世界……但是，这个过程也受到个体在其短暂一生中人生价值重点倾向的约束。”[14]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致力于通过促进年轻人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来提高其政治效能感。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e）认为，一般的方法就是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和社团服务活动，可以在青年学生团体中为他们提供项目-实践的机会，从而对他们有所影响。比如，小学生清扫附近的公园，中学生为无家可归者运送食物、参加附近医院、敬老院和废物回收中心的志愿活动，大学生则亲身组织并参与一系列社区活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15]
2．政治效能感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
有研究表明，有三个关键的因素对青年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有重要作用，这就是：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政治资源（civic resources）和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为其提供了有价值的物质资源，塑造着其周围的政治规范，并且影响其所受邀参与的政治团体，自然会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也有研究表明，一个人通过家庭及其社会活动获得的政治资源如同自动提供的一样，如：知识、技能、动机和社会网络，这些资源往往比社会地位或物质财富本身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更重要。但是政治资源并不是平等或随机分配的，他们常因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植根于个人背景的政治资源会逐步造成团体中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差异，从而强化民主的困境。[16]
特别应当重视的是，一个人所置身的社会团体或政治组织必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指出：“如果一个个体想要自治……那么显然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例如，能够自治的信念、负责任和有效参与能力的信心、对生活和环境的控制能力，这些能力肯定是不可缺少的。”[17]45-46 虽然她承认这些能力不能完全通过关于参与的教育效果来获得，但是她确实认识到了，在参与民主理论中，政治效能感是心理效应的一种操作性解释，或者至少一定程度上如此。[17]46 这一根植于政治效能感的含义构成了应当拓展政治参与心理素质和教育价值的重要意义。
3．政治效能感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对小孩和成人的政治效能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威廉·霍姆（William H. Form）和约翰·胡贝尔（Joan Huber）的研究结果表明，2/3的富裕受访者得到了政治效能感的高分而其他受访者的分数较低。他们认为，收入低的受访者更多的认为，穷人对政治系统的影响比不上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18]该迪·渥夫斯菲德（Gadi Wolfsfeld）指出：“社会经济地位的确主导着主观能力和政治参与”。 [19]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表明，这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同时，政治效能感在同类人群中往往呈现出相同或者相近的水平。
很多研究表明，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和高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伊莱恩·夏普（Elaine Sharp）认为，政治效能感受种族、教育、收入、居住城市规模的影响，反过来，政治效能感也影响了个体所生活的团体倡导变革的能力。[20]理查德·霍夫斯特（Richard Hofstetter）等人认为，不考虑到文化背景，“主流”文化和主流政治学与获取权力和行使权利是相联系的。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尽管“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能够被证实，但是，从政治效能感角度看，“知识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说：“那些学识渊博的人政治效能感偏低而政治利益意识很高。也许越有知识，就越会怀疑政治，并且越能认识到，在政治参与中，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21]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都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的重要影响。
4．政治效能感形成的种族因素
种族因素与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也是密切关联的。许多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国，从整体上看，黑人的政治效能感要低于白人。当然，也不能过低估计黑人的政治效能感。理查德·欣格尔斯（Richard D. Shingles）的研究区分了低收入的欧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他采用多种指标和具体案例进行的研究表明，就同一阶层的白人与黑人而言，黑人的政治参与水平明显比预期的高，因为，在同一阶层中，黑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比白人要高。[22]劳伦斯·博博（Lawrence
Bobo）和富兰克林·吉列姆（Franklin D. Gilliam）提出赋权假说来解释非裔/欧裔美国人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度之间的差异。政治赋权理论意指一个群体在政治上拥有代表，并能影响决策时，该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度会上升，政治效能感也会增强。他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居住在低赋权区域（社区中非裔美国人的政治代表比例低于非裔美国人占社区人口的比例），非洲裔美国人如果居住在高赋权区域（社区中非裔美国人的政治代表比例与非裔美国人占社区人口的比例相称），那么他们就具有较高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居住在高赋权区域的非裔美国人与居住在低赋权区域的非裔美国人相比，也拥有较高的外在政治效能感。[23]
从历史变化来看，由于黑人在20世纪后半期不断获得政治权利，他们对影响政府权威人物能力的认知呈现增强的趋势，这说明，随着客观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变，少数族群的社会认知可能会发生改变，其政治效能感会增强。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发现，在美国，穷人，尤其是黑人，不会象高收入阶层的人参与太多的政治，尽管黑人有一定的政党忠诚度，并且他们相信，如果民主党获胜，他们的经济福利会有利一些，而共和党胜利，他们的经济福利就会差一些。然而，调查发现，在投票、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以及公民责任等方面，与高阶层的人相比，穷人和黑人较少参与政治。一般来说，黑人相信组织而不是政党会对政府有较强的影响力，尽管这些组织并不受他们的影响和控制。事实上，这些各种各样的组织恰恰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责任者。具体地说，大部分的黑人认为，政府是被利益团体控制的，进而是由作为权力精英的商人和富人控制的。尽管政府有能力改善经济条件、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它实际上不会这么做。这表明，对于黑人而言，政治效能感来源于对政治体制如何运作的现实评价。[24]这一现象表明，种族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有所变化，有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黑人会比他们的白人竞争对手更多地参与政治，并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效能感。
5．政治效能感形成的性别因素
政治效能感与性别因素同样存在相关性。琳达·贝内特等人认为，女孩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一种想法，那就是，她们认为，政治对她们的生活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如果不在女孩早期的学习阶段消除这种文化规范，她们的政治效能感就难以有效提高。[12]该迪·渥夫斯菲德则发现，在调查对象中，女性较少参与政治活动，很少有女性能够在政治效能感的测量中获得高分。[19]西德尼·维巴等人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有一些小的差异。他们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女性政治效能感较低以及对政治不大感兴趣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任何资源或者能力方面的劣势。[13]
四、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
虽然政治效能感是把握政治认知的重要指标，并被认为是健全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为了掌握某一群体的政治行为模式，研究者通常非常重视对其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以便获取有效分析的基础资料。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不断探索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有分歧，但是，由于存在基本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政治效能感的含义和结构有着大致一致的看法，这样，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和研究方法不断臻于完善，从而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研究手段。
最早由安格斯·坎贝尔等人提出的测量政治效能感的方法是设计了5个题项，调查对象对这5个题项从“同意”与“不同意”两个选项中选择答案。这5个题项是：
1．我认为，政府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2．公民投票方式是决定国家事务运作的主要事情。
3．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运行的方式。
4．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行为。
5．有时候，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1]187-188
第一种广泛用于对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的方法是由密歇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简称CPS）设计的。虽然密歇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已经认识到政治效能感可以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维度，但是，在他们设计的测量政治效能感的6个问题中，却没有将这些问题逐一分别归入这两个维度之中。后来，有研究者意识到政治效能感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维度，他们试图通过把这些问题进行分类，以便从这两个维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有人认为，这种测量方法 “缺乏有效性和可靠性”，并进行了质疑和批评。
沃伦·米勒（Warren E. Miller）等对政治效能感的概念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种测量政治效能感的方法。他们认为，内在效能感表明的是，个体对于其理解政治活动和参与政治活动（如投票）能力的自我认知；外在效能感表明的是，个体对政治系统的信念。缺乏外在效能感意味着相信公众不能影响政治结果，因为公众认为，政府领导人和政治机构不会回应公众的诉求。[10]253
按照沃伦·米勒等人的设计，测量内在效能感的题项如下：
1．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的行为。
2．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
3．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测量外在效能感的题项如下：
1．我认为，政府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2．一般来说，那些我们选出进入华盛顿国会的人很快就会与人民失去联系。
3．政党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人民的选票，而不是他们的意见。
为了完善对政治效能感的测量，一些研究者对这些测量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评估，以便进一步完善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后来，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Michigan’s Survey
Research Center，简称SRC）设计了另一种测量政治效能感的方法。构成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方法的4个题项如下：
1．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的行为。
2．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
3．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
4. 我认为，政府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由于对政府的指向可能会从一个层次变化到另一个层次，这4个题项经过稍加修改后被作为研究政治效能感的重要标准：
1．联邦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2．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华盛顿政府的办法。
3．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
4．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华盛顿政府的行为。
此后，很多调查都毫无疑问地使用了以上题项作为研究州立政府，特别是选举活动的参考，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关于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提出了质疑。史蒂芬·克雷格等人对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政治效能感测量方法的可行性进行过评估。[8] 后来，史蒂文·芬克尔也进行了相关研究。[9]这两项研究表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政治效能感测量设计的题项，尤其是那些测量内在效能感的题项存在严重的问题。尽管史蒂文·芬克尔倾向于认为，由于涉及政治效能感的本质内涵，对政治效能感的测量肯定会存在困难，但是史蒂芬·克雷格等人认为，设计一些新的问题用来取代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测量方法中那些有问题的题项是必要的。米歇尔·莫雷尔（Michael E. Morrell）的研究发现，在实验背景下，通过对两个维度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指标进行分析，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是有效的和可靠的。如果要增强对政治效能感的认识，社会科学家应当在未来的调查和研究中进一步努力。[25]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对于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这些学者之间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各自设计的调查研究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共识明显大于分歧，基本共识非常明显，亦即，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处理，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这样，他们在共识基础上不断追求完善，从而推动了政治效能感测量手段和研究方法的进步。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关于政治效能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在理论上，他们对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与内涵、主要影响、形成因素等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探讨。在实证研究方面，他们对政治效能感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并在许多国家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当前，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引入政治效能感这一研究工具，对相关中国政治问题展开研究。朱妍比较了中国与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力图揭示在与西方式民主参与有很大差异的转型国家中，新兴中产阶层如何评估自身政治参与的有效性。[26]刘芳、施文捷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研究了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27]胡荣、沈珊对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和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分析。[28]应该说，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非常广阔。
与国际学术界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不过，由于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政治效能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很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对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中，这一领域的研究必然会引起更多关注，其研究质量必然会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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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朱妍．中产阶层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评价——比较中国与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J]．青年研究，2011，（4）．
[27] 刘芳、施文捷．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2，（2）．
[28]胡荣、沈珊．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和公众的政治效能感[J]．东南学术，2015，（3）．
（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