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远血案发生之后，我内心很沉痛，想写东西又不能动笔，因为我不想写谴责的字句，虽然自己已出离愤怒，但谴责解决不了问题。我想通过经济的分析，找到答案和方案。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包括全能神在内的邪教以及地下教堂的数据，但几无所获，这让我脊柱发凉，因为中国表面上是个无神论立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却屡屡陷入宗教引爆的浩劫，远有黄巾军，近有太平天国。这样一个国家却没有建立一个反映宗教信徒结构状况的大数据库，这和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却没有建立一套地震监控预测和应急机制一样，很危险很脆弱。

根据基督教传教机构Asia Harvest早在2002年的估计，全能神彼时便有百万为计的信徒，时至今日又是一个什么数目，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现在讲究金融安全，食品安全，领土安全等等，唯独缺这一味宗教安全。宗教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信仰凝聚和传播的安全和整个宗教体系的稳定。以此为定义，说中国政府对宗教安全的局面失去掌控虽乍听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亦离现实不远。

以全能神为代表的邪教在中国发展迅猛说明中国已经无法再假装自己是个无神论立国的国家，这种假装犹如皇帝的新装。宗教安全的实现不可能通过假装无神论是主流的掩耳盗铃方式来实现。我在【昆明暴袭事件启示录】一文中提出：“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下，共产党是否也可以代表拥护中国统一的维族穆斯林呢？是否也可以成为追求中国梦的宗教信徒的信仰平台？党可以诠释人民利益，为什么不可以诠释古兰经，放下无神论的窠臼，积极的参与到人民的宗教生活当中，出几位享誉世界伊斯兰大学者呢？”现在看来，新疆原教旨主义盛行和汉地邪教猖獗的严峻形势表明中国那种宗教鸵鸟政策已不可持续，执政党必须从无神论的神坛上走下来，走进普罗大众的宗教生活当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宗教安全的挑战应当倚重宗教专家甚至是宗教大学者，只靠精通党务的政客是远远不够的。

信仰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宗教是满足人类这种需求的最基本手段。借用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把宗教看作是满足人们信仰需求的产品。长期以来，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市场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供求都要接受政府严格的控制，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一个无神论的政府居然成为了全国宗教信仰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垄断者，那么这样一种垄断市场能提供高质量的宗教信仰产品吗?计划经济到头来就会把消费者逼向黑市，而宗教信仰产品的黑市是什么呢？那就是汉地的地下教会，邪教，还有新疆的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经文学校。

讲到黑市，这里不能不提前苏联的黑市，这个黑市发展惊人，最终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并为苏共的贪腐官员提供了海量的贪腐资本，同时又催生了极为强大的俄罗斯黑手党，贪腐官员和黑手党篡夺了苏联的海量财富，掏空了苏共，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邓小平伟大的改革使中共在经济领域避免了苏式悲剧，但是在宗教信仰市场却依然推行严格调控的计划经济，这就催生了巨大的宗教信仰产品的黑市，而全能神就是这个黑市的一部分。

要实现宗教安全，就必须在宗教信仰产品领域实现市场经济。我们看到实体经济里，一旦市场经济完善起来，许许多多的黑市就自行消失了。由此不难看出，宗教信仰产品的市场经济是对邪教最致命的一击。但在实现宗教信仰产品的市场经济之前，执政党有必要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完善的宗教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国要涌现出一大批民族主义的世界级基督教及伊斯兰学者，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牢牢抓住对圣经和古兰经的诠释权，获得宗教主权，并向外输出宗教影响。欧洲的宗教改革把西方文明推向了世界之巅，中华文明缺乏这样一场宗教改革，这一课得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有高度宗教自由和宗教主权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强国，永远不用担心宗教安全失控和受梵蒂冈和麦加的暗中掣肘。

其实要实现宗教安全和不受梵蒂冈和麦加的暗中操纵，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力复兴佛教，因为中国已牢牢掌握着世界佛教文明的制高点，完全不用仰视他人。遗憾的是，中国佛教在组织结构，传教机制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在管理科学和信息技术的武装下成为了极为高效的现代化组织，而佛教在这些方面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也许有人会讲像少林寺这样的佛教圣地经营得不是很成功吗？恰恰相反，这正是最大的失败。宗教的目的不在于谋利润，而在于满足人民的信仰需要。如果中国佛教在谋利的商业化路上越走越远，在信仰传播上不求上进，中国的信仰市场早晚会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占领。根据中国宗教问题专家杨凤岗的数据，到2025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基督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依附于基督教语境的邪教如全能神等也会水涨船高，在欧美已成气候的一些大的邪教也有了更大入侵空间。

中国要实现宗教安全，必须实现信仰市场的市场经济，大力复兴佛教并对之进行现代化的脱胎换骨式宗教改革，同时要培养出一大批民族主义的世界级基督教及伊斯兰学者以确保宗教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