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学术，讲求的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代学者都把史学作为涵养学术的必修功课。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历史最为重视的民族之一，视之为“知得失、辨善恶、明是非”的镜鉴，史学传统源远流长。西方人对历史学也非常重视。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得更为透彻：“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里所说的历史学，不仅是遥远的古代史和先辈的近代史，也包括新近走过的当代史。
当代史研究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任何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正确的当代史知识作基础，是很难立得住脚的。笔者前不久与一位做党建研究的青年学者谈史，说起三年大饥馑，这位朋友仍然囿于成见。历史谬误流传至今，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当代史教科书提供的不是实在的历史知识，而是用文件、领导讲话和粗糙的逻辑编织起来的简单结论。
现在，当代史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当代学术体系的重建，是要以准确的历史知识为前提的，在错误的历史记忆上建构的理论学说，必然是不着边际和暗淡无光的。中国当代史可能是历史知识误读最多的领域，对学术建设的影响也最大。任何现实问题的生发都是历史问题的延伸，如果对当代史缺乏确实可靠的知识，很多现实理论问题就无法进行证实和证伪，最后只能流于似是而非的空谈。已故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经济学家苏星先生，晚年深感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空疏无当，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建构需要从历史研究着手，于是他转向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出版了资料集和专著。不管学界对该著的认可度如何，他所阐发的学术问题意识无疑是正确的。
学术不是神乎其技的魔术，是老老实实的科学，需要有扎实的学业基础、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学术训练、严谨的治学规范。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学者治学能够有所遵循。但对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如何涵养学术，做到学有所本，渊源有自，知其源流，道得原委，比起更早时段的历史研究，问题可能就要更多一些。史家所言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在当代史领域的内涵是更为丰富和复杂的。
当代史是刚刚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鲜活的历史。因其鲜活，所以现实与历史、政治与学术、虚构与真相、传说与事实都混合在一起，泡沫泛滥，面目模糊。尽管社会对当代史的关注度一直比较高，坊间相关出版物也为数不少，但稗贩之作居多，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特别是有的教科书因袭旧说，误人匪浅，致使一些史实和史观的错误长期流传社会，混淆视听，误导读者。
在别的历史研究时段，学科体系相对比较完整，商业化写作和学术性研究一目了然。而当代史在史学中是一门薄弱学科，比较缺乏正确的问题意识，商业化写作和学术性研究往往搅合在一起。虽然著述者甚多，但很难见到学术佳品。大家引用的是雷同的史料，无非是用得多点和用得少点而已；使用的是同样的叙述逻辑，无非是修辞方法的复杂和简单而已；得出的是既定的结论，无非是增一条减一条而已。不少著作洋洋万言，既看不到知识，也看不到思想和自己的观点。
就当代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言，尽管客观上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如政治的禁忌很多，档案资料很难开放，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流弊等等，但学人的主观努力不够应是主要原因。笔者仅就收集史料、分析史料、史实考证、学术综述、读书品书、个案研究、叙述方法、史观变化等有关治学功夫的问题絮谈一二。
一、收集史料的功夫
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史源，是为学的基础，历来为学界前贤所重视。孔子整理六经，自道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评价孔子学问是“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把史学文献分为“记注”（史料纂辑）与“撰述”（史学著作）两类，“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把史料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
当代史的存史责任重大，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十分繁重，本应是学术工作的重点。然而，如今学界中人多以著述为能，对史料整理工作重视不够，缺乏资料积累的意识。有的单位，甚至认为整理史料不是学问，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依据。殊不知，史料收集、整理、校勘工作是造福学界的功德之事。在互联网时代，要编纂出著作等身，这是粗通文墨者都能干的事情。而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校勘工作，没有一定的学问功底是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选注完备的史料书籍，要远比一般性的著作更有价值，学术生命力也更长久。在一定意义上讲，史学就是史料学。
有前辈学者说，治学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当代史研究中，比较缺乏系统整理的资料，对学者的史料功夫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能掌握多少史料，就能做多大学问。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宫大内档案的开放，曾使明清史的研究成为显学。九十年代的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又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来源。许多一直被遮蔽的事实真相得以浮出水面，掀起了一场学界除旧布新的头脑风暴。例如，关于苏联资助中国革命的问题，过去党史学界多有忌讳，言之不详。杨奎松教授依据前苏联解密档案，一笔笔列出各年度的具体资助数目，使这个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做成了一个铁案。
复原历史真相犹如法官断案，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需要收集双边的、多边的资料相互印证。由于国内档案的开放度非常有限，国外解密档案资料自然成为了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史料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研究冷战史，从俄国到美国，满世界收集史料，四处跑档案馆，收集了大量的前苏联档案，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编辑成册，提供给学界同仁共同研究。这些年来，沈志华、李丹慧教授所发表的冷战史论文著述，以扎实的史料考证，公允的立论分析，每每更新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关于中苏同盟条约起草的问题，几乎所有中国的历史书都说条约是中方起草的，苏方没有做什么改动。但沈志华教授通过前苏联档案研究认为：条约的原始文件其实是苏联起草的，中方没有做重大变动就通过了。我们当时之所以说是中方起草的，完全是出于应付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1]
虽然国外档案的开放度比较高，档案的留存有比较规范的制度保障，但还是需要与国内的原始材料进行互证。例如1950年10月2日中国决策出兵朝鲜的那封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的电文与前苏联档案中的不同。故有外国学者宣称中国决策出兵的这份电报是假的，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一场风波，甚至还对中国官方发表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沈志华曾就此事进行考察，并做专文澄清了事实：所谓“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2]
当然，沈教授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收集资料的优势条件，但主要还是事在人为。有些历史学者在潘家园地摊上淘资料，也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这类地摊资料的收集，更得依靠研究者个人的眼力了。研究者和收藏者收集资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收藏者看重的是资料的原始性和升值空间，比较注重收集名人的亲札藏品。研究者旨在复原一段历史，注重的是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对文本的原始价值并不太挑剔，所需资费较少，是比较平民化的研究方式。
另外，历史研究是旨在复原历史的客观的学术研究，不是为政治上的胜利者评功摆好，树碑立传。政治上的失败者，同样也是历史的证人。他们的回忆录，同样也是历史的证词。而且，这些人对历史的回忆和反思，记载着他们对失败过程的深刻记忆，有着他们亲身经历的特殊的历史感受。这些都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往往可以看到许多被官方史学遮蔽的历史细节，能够与官方史学形成互证的关系，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尽管失败者的言说肯定会有为自己辩解的个人目的，但这并不重要。事实上，与胜利者回忆录千篇一律的自我肯定相比，失败者回忆录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往往更为细致，反思也更有其铭心刻骨的深刻性，对历史研究者更有价值。对历史研究来说，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如果缺少了失败者一方的申辩，历史叙述的证据无疑是很不完全的。政治上的胜利者和政治上的失败者之间的对话越是充分，对复原历史真相越是有利。所以，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在收集和采信历史证据时必须要有超然的客观立场，既不能因事废人，也不能因人废言。在全面地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客观的历史判断和历史叙述。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凭一家之言，动辄就做翻案文章，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除收集文献资料外，当代史研究者还必须在口述史方面下功夫，访谈历史的当事人。口述史料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构成复原历史的双重证据链，而且可以提供历史发生的当时情境。这恰恰是仅凭档案文献难以知晓的。中国当代史的社会场景变动极其巨大，而传承历史信息的文化渠道往往又不通畅，使现在的青年人对这段历史情境的隔世之感，不亚于或更甚于古史。如对“反右”、“大跃进”、“反修”、“文革”的研究，如果不去做口述工作，现在的青年学者是很难体会到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逻辑的。如果对前人的思想情感不能体会，对其行为逻辑缺乏“同情的理解”，当代史研究是无从下笔的。
与其他学科相比，在当代史的学术研究中，要弄清楚一段史实，得出一个基本判断，需要处理文本资料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一篇万把字的史学论文，往往就有上百个引注、几十个出处，说明其原始依据。某些学科一部著作的引注，实际也不过如此。特别是一些赶场的理论宣传类的著作和宣讲材料，为了季节性快销，经常通篇一个注释都没有。这里确实有一个“道业”不同，隔行如隔山的问题。
所以，对当代史学者而言，泡过档案馆，收集整理过史料，做过口述史的工作，应该是最起码的做学术研究的要求。这些年来，官方和民间都相继编辑出版了一些文献资料和历史当事人的年谱、文稿、日记，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源。有些重要历史当事人的材料公布后，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历史认识。如《蒋介石日记》的面世，澄清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疑案，有学者说部分民国史得重写。但总的说来，当代史档案的开放度还是很不够的，史源的问题仍然还是困扰学者的首要问题。
二、辨识史料的能力
史学研究非常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要求依据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做研究，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转用第二三手的资料。在当代史研究中，一般性史料浩如烟海，关键性史料又寥寥无几，还存在着大量的经过某种政治性处理的史料。辨识史料真伪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不但以讹传讹的情况非常普遍，经过官方校勘的权威版本也未可尽信。
我们一般都知道，当代史中的负面材料，如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批判材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过去对反面人物的批判材料，都是按当时的政治需要编辑的，断章取义、罗织构陷的东西很多，使用起来必须要征信。如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流传甚广，一向被作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有力证据。经“文革”后查实，这根本不是葛本人说的话，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据反右运动的政治需要捏造出来的。[3]类似葛佩琦这样的“罪状”材料，应政治运动的需要而生，又经过后来多次阶级斗争反复炮制过的这类错伪的史料，在当代史中是大量存在的。对于过来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当然，负面材料也是史料，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这需要对当时的历史语境非常熟悉，还要有一套科学的辨识方法。如反右派运动中编辑的“右派言论”中对五十年代社会问题的反映，“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的“红卫兵小报”中对六十年代社会问题的反映，都有其真实性的一面，可以说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达的社会舆情。如果能够穿透那些虚张声势的意识形态语言雾障，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生态的许多真实情况和问题的。即便是“文革”中的那些整人的“罪状”材料，也不能统统认为是“污蔑不实之词”。有些材料中披露出来的党史上的一些人事纠葛，往往要比以后的当事人传记中的叙述更有可信度。
人们辨识史料比较不太注意的情况是在使用正面材料的时候，特别是经过权威部门整理的正面材料。实际上，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正面材料的使用，也需要逐本求源的鉴别。政治家是最讲现实利害的功利主义者，有着文过饰非的天性，此时说的话与彼时说的话，往往相互打架。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公开说的而不知私下说的，必然要得出错误的判断。
领导人的著作具有政治理论文献与历史资料文献的双重性质，早期的原始版本和定稿的公开版本肯定是有些出入的。领导人公开出版的著作，经过了权威部门的整理和著者的认可，具有官方版本的权威性，但在作为史料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到与原始版本的差异。出于各种原因，后来公开的修改版本，与原来的最初版本并不尽相同，有些差距还很大。没有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很容易把后来删改添加的东西前移，造成历史的误读。
比如说，建国前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本、晋察冀版本、晋冀鲁豫版本，“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央首长讲话等，都具有原始性的史料价值。尽管这些版本可能会有些文字上的错讹，但在内容的原始性上，因为这是离历史现场最近的记录，反而更具可靠性。这种版本考订、史料辨识的文献研究法是史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夫。
一些经过后来的修改处理再重新发表的历史文献，不仅内容会有所增减，行文也会因语境而发生变化，虽然文字严整有余，但生动性和鲜活性往往反不如前。一些官方版本的编辑修改，思想和文字的水平又不如前人，下手更加拘谨，取舍中的问题就更大了。例如，毛泽东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如果只看1949年后的版本，很难知晓文中的“革命先锋”指的是何许人。实际上老版本中说得很清楚，“革命先锋”指的就是“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4]
建国以后，类似的情况也是常见的。例如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原来的讲话是没有的，是在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新加上去的。许多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听过毛泽东原初讲话的党外民主人士，在看到公开发表的文章时，不由得大为吃惊。
《论十大关系》也是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与中央在1965年12月27日下发各级党委征求意见的稿子，与经胡乔木再次整理并于1976年12月公开发表的稿子，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类经过修改整理的稿子，与原稿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把后来的认识前移了。这些被前移的后来认识，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补加的。
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文本修改的实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毛泽东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5]这一段话，如果去掉毛泽东在1966年后加上的楷体部分，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62年初讲话时的意思还是强调要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而经过改动的版本，这个意思就全变了。
所以，能不能辨识史料的原初性，应是能否准确复原历史的一个基本条件。搞理论宣传的人员，做的是理论诠释的对口径工作，或可以不考虑版本问题，但为史者绝对不行。
国外学者对中共领袖文献的处理，非常注意其版本源流的完整性。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十册和《毛泽东集补编》十册，收集的毛泽东文献中文原文，用编辑符号标示出文献不同版本的修改。美国学者施拉姆主持编辑的毛泽东全部著作的英译本，全部依据最早发表的版本，在注释中说明后来的版本作了哪些修改，各卷还都附了索引。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非常推崇他们的做法，认为“很值得称道和借鉴”。[6]
在当代史的史料使用上，研究者都会遇到一个对官方公开言论如何解读的问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社论文章，似乎都是面面俱到的，不了解其言说的背景和语境，则很难知晓它们针对的是什么问题，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与毛泽东提倡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从字面意思上看，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但实际上，前者强调的是“反冒进”，后者强调的是大干快上，前者是对后者的纠正。在当代历史中，官方话语的表达往往都有其弦外之音，若明若暗，似有似无。要在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里面，发现出个中玄机，没有一定的学养功夫是很难做到的。很多官方话语的微妙变化，只有在当时的语境下才能体味出来。
在现在的信息环境里，还有一个对网络史料的使用和辨识问题。网上关于当代史方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史料，真真假假，很难辨识。有些是有出处的，有些则来历不明，甚至还有不少是胡编乱造的。这些材料，有的编造水平比较高，人物、时间、地点都对得起来，粗看起来还有点以假乱真的味道；有的编造得比较拙劣，一看便知是伪造。但这类东西却能够流传甚广，不少人还信以为真。
网络是碎片化的知识海洋。对这些网上史料的使用，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有些学者粗心不察，轻率使用，致使谬误流传，贻笑大方。所以辨析史料真伪，固然是要看学养功夫，更重要的是看学问态度。缺乏严肃的治学态度是搞不好学术的。
三、史实考据的学问
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就是考证史料，辨析史实，尽可能准确完整地复原历史的真正面目。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考据功夫是入门功夫，也是毕生功夫。考据的本事，在于旁征博引，见微知著，辨识史实，发掘细节，构成复原历史的证据链。
在当代史领域，商业化的文学写作和严肃性的历史研究往往搅合在一起，充斥着大量真假不分、虚实莫辨的“纪实文学作品”，“以文乱史”的情况特别严重。纪实文学因为情节惟妙惟肖，故事栩栩如生，有内心活动，有现场对白，颇能满足一般大众的阅读需要，在坊间流传很广。据称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细节上可以捕风捉影，向壁虚构，整个历史叙述也就乱套了。
“纪实文学”打的是虚拟性写作和非虚拟性写作之间的擦边球。在这方面最有成就的写手，应是擅长写政坛秘闻的师东兵了。更多的纪实文学作品是在具体情节上添枝加叶。这类“大事有据，小事无凭”的作品，是历史题材文学化的再创作，并非历史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纪实文学的写作方法对研究当代史的学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诚然，那些有活灵活现的人物和场景描写的历史作品，比之那些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历史著作，更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但是，生动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越是说得栩栩如生，越是不可相信，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描写更是杜撰之笔，这本来是初学历史者就应知道的常识。有的当代史研究者为了制造可读性的卖点，刻意模仿纪实文学的虚实笔法，在史料上随意截取，武断地“合理”延伸，以文乱史，牵强附会。这些作者也使用了大量史料，但他们从自己的某种主观目的性出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发掘、截取和使用史料。在其作品中，刻意地放大某些历史人物的微言片语，把偶然之举当作一贯表现，以个别场合的言行充当基本的人格价值取向，用牵强附会的推断代替周密翔实的考证，最后给读者呈现出的只能是一个凹凸镜中的历史图像。
当代史虽然其事不远，但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运动的频发等原因，制造了大量的历史泡沫，考据的难度同样很大。比如，人们一向以为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话，并长期当作胡适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据。但据谢泳教授2004年2月在《北京日报》上著文考证，胡适并没有说过这话。胡适的原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出自于胡适的名作《实验主义》。他是从实验主义哲学的意义上讲的这段话，与历史毫无关系。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话，是在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强加上去的。后人不辨，信以为真。实际情况是，胡适对历史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坚持从证据出发，反对讲过头话。他一再强调的治史原则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7]这不正是史学家应有的严谨态度吗？在当代史中，由于政治要求的“舆论一律”，这种“三人成虎”、“百犬吠声”的事情还相当多。所以，大家习惯性地认为是如此这般的事，未必都是真事，必须要拿出原始出处的证据来。
在复原历史的技法上，史家向来有“无证不言，孤证不立”的一般性原则，而当代史研究中还有鉴别史料的特殊要求。政治家对同一件事，昨天说有，今天可能说无，不能不加分析地尽信其言。需要结合当事人说话的语境进行考察，从相互矛盾处寻找出合理性的逻辑，辨识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例如关于江青策划、姚文元执笔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事先是否知情的问题。毛本人同时期就有两个说法。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巴卢库时说，他事先不知道江青他们到上海搞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搞好以后才给他看的。同年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是他建议江青到上海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到底以哪次讲话为准呢？同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因为主席批准，我才敢于组织这篇文章”。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旁证材料。再联系其他材料综合分析，可以断定，毛事先是知情的。
再以刘少奇有没有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事情为例。这部影片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反映了慈禧和光绪之间一段宫廷斗争的历史。影片自1950年上映后，江青、毛泽东曾多次提出要进行批判。毛在1954年10月16日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亲自给影片作了“卖国主义”的政治定性。但是，把改良主义当作卖国主义来批判，这让有关部门颇感为难，所以批判一直没能开展起来。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在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于1965年12月21日又再次重提此事。“文革”中，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改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断言刘少奇曾赞扬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并由此开始了对刘少奇的全民大批判。但刘少奇矢口否认他称赞过这部影片。还在戚文发表的两天前，刘少奇就致信毛泽东，讲述了他观看这部影片的经过，申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不可能……讲这个话”[8]。
那么这话是怎么安到刘少奇头上的呢？据文献版的《刘少奇传》所述，刘少奇所以致信毛泽东，是看到了子女带来的小报上登有张春桥等人的诬陷材料。但在刘少奇子女记载此事的怀念文章中，并没有提到张春桥等人。[9]在1967年初的小报中也无法查到张春桥的有关言论。倒是年初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杨》中说到：“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实际暗指的就是刘少奇。姚文公开登载在《红旗》杂志和1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刘少奇不会看不到，但他并没有理会。在政治运动中这种无凭无据的东西太多了，辩不胜辩。真正引起刘少奇不安的，应是胡乔木在1月21日的检查。胡的检查说：他接受了刘少奇说它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10]这个材料立即被小报“爆料”了。
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1950年至1954年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了解批判《清宫秘史》来由的知情人。那么，他的“揭发”材料能不能成立呢？以史学方法推论，这个“揭发”是构不成历史证据的。首先，这是一个孤证，缺乏其他关键的旁证。第二，刘少奇不管文艺工作，他个人也没有文艺上的才情和兴趣，从未见到他在艺术上发表过什么见解。当时文艺和电影事业是周恩来分管的领域。第三，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辩诬信中，曾详细回忆了看电影的细节，有周恩来、胡乔木在场，但都没有讲什么话。他还表示可以与揭发人对质。当时给毛泽东写信，是政治上非常严肃的事情，容不得半点不实的东西，刘少奇当然清楚他要为所说的一切负责，应当不敢造次。第四，胡乔木的“揭发”，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无奈行为。这种在批斗情况下的“揭发”材料，可能有许多被迫的不确定因素：或有推脱个人责任的自保动机，或有不能道出真相的难言之隐，或有落井下石的表态嫌疑……这些都会影响当事人讲真话。另外，胡性格比较软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有过类似的举动。综合分析各项因素，可以确定，刘少奇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但是3天后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还是把这话硬栽到刘少奇的头上。这不能不让刘少奇感到十分恼怒，他气愤地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11]
另外，当代史的史料鉴别还经常会出现当事人误记的情况。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据陈云本人认定，是他在1935年2、3月间写成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的传达提纲。但经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专家考证，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12]
还有，从口述史角度来讲，当事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历史记忆的准确性如何。不能正视历史的当事人，对自己曾经的某些过失抱着不认账的态度，其历史记忆的可信度就比较低了，很难采信。恢复历史的本真，是相当困难的工作。例如关于作家老舍之死，每个现场的见证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相互之间矛盾冲突，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拼图。[13]
对史实条分缕析的考证功夫，需要对史料非常熟悉，绝非等闲之辈所能做到的。对史学界而言，考据学是复原历史拼图的实学，能把一两件史实考证清楚，解决一两个历史悬案，为历史拼图的复原工作增添证据，比那些空发议论的著作要有用得多。
四、学术综述的功课
学术综述是进行规范性研究的必要功课。治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要了然在胸，首先必须了解学界现有的研究状况，需要做学术史的回顾和整理。能够清楚地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跟踪学术研究的动态，清楚有哪些进展，又有哪些不足，才能形成比较准确的问题意识，使自己的研究能站在前人的肩上，取得学术创新，避免重复劳动。所以，学术综述理应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毫无例外都要进行学术综述的工作。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目前正处于从政治化到学术化的转型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已形成了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的学术立场分野。随着史源的不断扩大，新材料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领域加入当代史的研究行列，新的研究成果迭出，打破了过去的种种传统认识，知识更新速度很快。当代史研究者必须时时关注学界研究的新成果、新动向，才能跟上学界的最新进展。
当代史是历史学领域中最幼稚的学科，学术积累尚浅，研究方法相对不成熟，剽窃抄袭的情况可能有甚于其他历史时段的研究。因此，规范的学术综述对推动和完善学科建设显得尤其重要。通过对知识的溯本究源，提供一个由来清楚的知识谱系，不仅可以起到打假证伪、清理学术垃圾的功用，对涵养正确的问题意识更是尤其必要。做当代史研究不进行规范的学术综述的工作，是很难准确地把握问题症结所在的。笔者曾看过研究上世纪60年代历史的两篇论文，一篇是研究某省在“四清”运动中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的问题，一篇是研究城市人民公社的始末问题。前者的研究把该省的贫下中农协会当作了全国的独家个例，不了解这是全国各地普遍实行的农村“四清”运动的大政策。后者的研究把“大跃进”后期昙花一现的、作为城市居民社会组织的城市人民公社，与城市区划中从事农业生产的郊区人民公社混为一谈了。这都是缺乏规范的学术综述功夫带来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不是很清楚，在研究中就难免会有失分寸，甚至发生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的情况。
学术综述工作“其事虽述”，但要能够梳理得恰当，评述得准确，没有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修养则不能为之。出自名家高手的学术综述，其学术份量不亚于一部专著。梁启超先生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成书，缘起就是一篇序言，是学界由述而作的一个典范。1920年，梁启超为好友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撰写序言，对比中国有清以来的学术文化流变，下笔长达五万多字，遂单独成篇，即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在该书基础上，梁启超又在哲学和思想层面上进一步展开剖析，以“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学术变迁、各学派的流变及上百名学者的学术成就，最后写成了这部三百年学术史的名著。
目前有关当代史研究的一些综述，基本上都是介绍国内学术刊物的研究文章，这在实际内容上是有很大缺失的。近年来，民间当代史学者的一些独立研究成果，无论从史观、研究方法上，还是从关注点上，已大大突破了传统官方史学的套路，对过去的一些既定结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它们或因为题材敏感，或因为观点超前，很难登上国内学术刊物的“大雅之堂”。这些很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史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未来发展动向，往往只能在网络上发表，有的干脆跑到境外出版。限于各种原因，国内主流学界对介绍境外的东西一向谨慎有余，对非主流的民间学术动态也缺乏了解，缺乏必要的学术对话。近几年来，网络学术的兴起，搭建了一个新兴的学术对话平台，成为学界百家争鸣的一大景观。有些民间的学术网刊，所刊文章的学术分量很重，一点不比那些“CSSIC”的刊物逊色，甚至大有过之。而且，在某些时段和某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如涉及“文革”、“反右”等方面的问题，正规学术刊物一向是躲躲闪闪，只有在网刊上才能见到真正的研究动态。“礼失求诸野”，往往正规学术刊物不敢登载的，或掐头去尾的一些文章，只有在网上才见得全文真章。还有某些不知来头的网络高人，文史功夫十分了得，经常在戏谑调侃中就把一本正经的教科书知识体系解构得七零八落。这类不经不典的东西，比之那些道貌岸然的教条，更具有反映学科前沿动向的新锐价值。但目前学界的学术综述一般很少涉及海外的研究成果，网络上的东西就更不在眼底之下了。由于现在的许多正规学术刊物并不能及时反映大胆和新锐的学术观点，以这些刊物为蓝本而做的学术综述，只是对当前学界动态的滞后反映，看不出真正的前沿问题和研究导向。
当前许多青年学人做的学术综述，文献收集的方面一般都能做到，但在批判性的点评方面往往欠缺较大。有些综述是“综”而不“述”，只有文献材料的罗列堆砌，看不出价值轻重，点评不出子丑寅卯来。批判性点评需要的是一种能够高屋建瓴的学术分析能力，纵览已有的研究，做出客观的评介，在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策略。批判性点评的难度是在评介问题的分寸把握上。能否立场公允，观点鲜明，张弛有度，最见得学养功夫的深浅。
中央党校党史部韩钢教授，几年前曾在一家民间学术机构介绍了中共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就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状况做了一个学术综述。内容涉及中共党史上的20个问题，不仅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如数家珍，点评恰如其分，问题切中三昧，于不经意间显示了卓越的学术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养功夫。
此段讲话被整理成文后，立刻成为当年网络上很火的历史帖子。日本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学者在网络上看到这篇文章，认为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立即联系作者商谈出书事宜，还亲自对文章做了详细的注释。这部由韩钢著、辻康吾编注的著作，已于2008年由日本岩波书店正式出版。这段故事，既表现了作者“述而不作”的跨国界的学术份量，也演绎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五、读书涵养的学识
读书是涵养学术的不二法门，历代学者对读书都有许多心得论述。出自名家学者的读书笔记、随笔、札记、书评等，都是学术份量极重的作品。这类文字虽属是学术的小品，却往往能洞见学问的大识。学者的学养功夫如何，大可以从中一窥究竟。在传世的学术经典著作中，不乏这类的佳作。如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积30多年读书心得的《日知录》，王夫之谈古论今的《读通鉴论》，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都是此类的代表作。当代史的研究也是如此。龚育之先生晚年写的党史札记和随笔文章，深入浅出，有文有质，情理并茂，明白晓畅。
当前，学界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写书而不读书的，学术论文剽窃造假的，比比皆是。当代史领域也是一个稗官野史泛滥，假语村言成灾的地方，拼凑抄袭，以讹传讹的东西特别多，往往以假乱真，鱼目混珠。当代史研究特别需要有质量的学术性书评，激浊扬清，建立起同行评议的学术标准。
严肃的学术书评体现了学术民主的公器意识，对建立和形成健康的学术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评议短长，可以规范学者的学术行为，提高学界的研究水平，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通过客观评价现有的史学著作，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史学的发展状况，让史学界同仁可以扬长避短，共同提高。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学术书评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推动学术书评的开展上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1996年，《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几家史学权威刊物曾联合行动，征求有份量的学术书评，一时在学界很有反响。但迄今为止，严肃书评的学术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好书难识，佳评难寻”的局面还没有改变。
写一篇好的书评，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工作，需要评家有深厚的学养功夫。一是要有慧眼识珠的学识眼力；二是要有褒贬得当的学术功力。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一本书的阅读价值，功夫在书外，没有一定的学术功底是难能评价到位的。
目前书评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文体：推介性书评、评介性书评、研究性书评。推介性书评是目前各类刊物中最常见的书评文体。它的写作格式比较简单，先是作者和该书的内容介绍，然后是溢美之词的堆砌。这是有软广告嫌疑的一种应酬书评，评家不需要真正读过该书，翻翻前言后记就可以写得出来。这类书评，空洞无物，言不及义，比之作者代笔的书评，更缺乏实际内容。
评介性书评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书评文体。即把书的内容吃透弄懂，梳理清楚各个知识点，揣摩作者的写作理路，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进行适当点评。这种书评有一定的学术份量，对评家的学养要求较高，需要认真读书和仔细体会，犹如与作者进行思想对话，否则是点评不到位的。坊间有些书评，讲好不知其好在哪里，讲差也不知差在哪里，全是评哪本书都行的一路套话，这就是限于评家的知识水平，没有读懂该书了。
研究性书评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书评文体。即以作者的著述为客体，依据评家自己的学术功底和知识背景，融汇其他的相关知识和书籍资料，把书中阐发的问题引申开来，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力求找到新的启示，构建一套新的解释逻辑。这类书评分两个层次：简单的小评是对书中某个观点的认识和解读，阐发评家自己在这个观点上的见解；复杂的大评是对书中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路进行全面的解读，对书中涉及的学科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向该书提出问题的方式，阐发评家自己的研究结论和解释逻辑。这种大书评对评家的学养知识和专业能力要求很高，写作难度也最大。国外史学界有一种综合性书评的做法，即把几本不同作者的同类著作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各自的长短优劣，做出一个客观的学术评估报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学术书评。
学界中人写过推介性书评的很多，酌取一点详加阐发的书评也时有所见。但写过评介性书评和研究性书评的，特别是大书评的，为数就比较少了。而恰恰是这后两类书评，最能够见得评者读书功夫的深浅，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书评。没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学者，其学养功夫是大可质疑的。
六、个案研究的价值
历史涉及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内容，繁简之用，取舍之间，足见史家功夫。治史本应在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但当代史研究受宏大叙事的教科书体系影响较深，概念化色彩较重，容易失之于空洞无味。所以，要从过去的教科书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非得从具体个案的实证研究开始不可。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脉络作出了全新的梳理和解读，完全颠覆了过去长期存在的错误观念，出版后立即引起政学两界的高度重视，好评如潮，被誉为资料翔实、客观公允的佳作。该书的写作是建立在作者们十多年扎扎实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的。作者们利用了苏联和中国的双边史料，逐一研究了中苏同盟、朝鲜战争、苏共二十大、莫斯科会议、中苏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中苏论战、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揭开了一个个历史谜团，从而清晰地勾勒了中苏关系从结盟、蜜月到分歧、冲突、破裂、敌对的历史脉络。从个案研究的积累开始，寻找复原历史的证据链条，最后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这才是真正的史家功夫。
在对历史个案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掘出极为丰富的历史日常细节，体味到历史人物鲜活的思想、生活和情感，认识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复杂性。研究者会从中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不会贸然做出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判断。做历史个案研究，必须从第一手原始材料出发，需要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都聚焦在一个点上，于一团乱麻的社会现象中清理出一条历史的逻辑。从个别提炼出一般，从局部窥见全部，从而复原出历史的全息景象，绝非易事，治史的难度和功力也就在这里。可以说，没有做过个案的实证研究，缺乏对历史的深切体认，往往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轻率结论牵着鼻子走。而做过微观层面的历史研究，对宏观层面的历史脉络的把握也就更有分寸感，不会轻率地落入宏大叙事的历史黑洞之中。
虽然现在坊间的当代史著述不可胜数，但多数是旧材料的重新组合和旧观点的再次复述。有的虽然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但并没有得出新的结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理论解释的范围内，顶多是资料的梳理，还谈不上研究。之所以未能突破旧的叙述框架，个案研究不够，史学的微观基础构建不起来，应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有学者说大题目是举重若轻，看的是思想功力；小题目是举轻若重，看的是学问功夫。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相比思想的缺乏而言，更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把一件事情搞清楚了，填补一个历史知识的空白，这是具有长久价值的学术基础建设。笔者在做贵州1950年征粮与匪乱问题的研究时，曾在图书馆遇到一位已退休多年的经济学老教授。他为给祖上写传，也在看贵州历史的资料。攀谈中，老先生很有点感慨地说：“我们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当年也写了不少东西。到头来看，落不下来多少有留存价值的。不像搞历史的，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学术工作。”这是过来人的治学经验之谈，讲的是个案研究的学术积累价值。现在学界的某些人物，有的喋喋不休地去争中央文件的某个提法是他的发明，有的连篇累牍地提出宏大的改革蓝图以策士自居，实际上都偏离了学术的本位，虚张声势，徒然招摇。所以，学者必须有老老实实的学问态度，哪怕只搞清楚一两个问题，仅有推进学术的尺寸之功，也要比空疏无当、拼凑抄袭的著作等身高明得多。
现在学术界对当代史的个案研究已有相当重视，并开始由政治史、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文化史和生活史。社会文化方面的个案研究，因为档案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资料收集比较方便，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是，由于研究方法相对不成熟，有价值的成果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满足于个人经历的收集整理，没有深入发掘其中的历史内涵，仅仅限于讲故事，显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映和表现了历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典型性。虽然相对政治史来说，社会史个案研究的进入门槛比较低，但要做好也是很不容易的，不但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见微知著的宏观视野，对驾驭材料和把握材料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个案研究没有与历史大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够以小见大、以一见多，提供不出更多的历史信息，看不到流动的时代血脉，就会出现所谓“历史的碎片化”的问题。
国外学界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个案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他们的研究角度、视野、理论架构、思想观念等，往往具有启发、开拓思路的作用。现在中国学界已经开始借鉴国外学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也存在一些过度模仿的问题。有些学者从国外的研究框架出发，照搬一套术语概念，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似是而非的。食洋不化的学风危害甚大，这样的研究是必须要注意避免的。
七、叙述语言的持平
历史叙述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处理客观性史料和主观性叙述的关系。史家的立场应只对事实本身负责，秉笔直书，不偏不倚；叙述语言要客观平实，中正公允，避免使用预设价值立场的语言概念。这在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中，要做到以超然的公正立场持中而论，相对比较容易一些。而在当代史的叙述中，做到这点就要困难许多。
当代史著作中文字拉杂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果把某些专著浓缩一下，也就是一篇学术文章的分量，很可能还不太够。从治史技术上讲，缺乏简约练达的语言能力，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便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也是用墨铺张，长于展开，拙于概括。
较之其他时段，当代史写作中立论孟浪、言辞夸张的问题更要严重一些。史家与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作家看的是敷衍成文的能力，史家看的是用墨分寸的功力。史家用笔的轻重，显现的是文化底蕴的厚薄。当代史用语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因与政治和现实贴得太近，还需要有一个向客观化的叙述语言转换的过程。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谱系，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其核心价值观是阶级斗争学说，其基础理论是人类历史发展“五种社会形态”的简约化公式。在中国，这套话语系统不但有着中国革命的宏大背景，而且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实践的发挥和加工。经过长期宣传，这套话语系统已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这套话语系统的内容极为庞杂，许多政治术语名实相违，词义含混，指向不明。考察这些政治术语的产生及其概念流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金观涛和刘青峰先生对“革命”等二十世纪政治术语流变的梳理[14]，近年来史学界对“封建”概念所进行的循名责实的考察[15]，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开创性工作。
对当代史研究者来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从这套话语体系中跳出来，改用中性的学术语言进行思考和表达。其难度主要有三点：一是许多名实不符的术语概念已经被严重泛化了。如“封建”一词就代表了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东西，囊括了制度、思想、习俗、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常见的有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婚姻、封建官僚、封建军阀等等。长期以来，大家对“封建”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对于有这么广泛涵义的词，一时还难以找到可以替代的现成词语。此类语义朦胧的大字眼，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构，以便用一组更为细化的词语表达它们的不同层面上的意思。
二是这些政治术语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构成了一套阶级斗争观念的价值体系，带有预设价值的特性。对于仍在使用这些政治术语的当代人来说，要跳出这座预设价值的语言樊笼，实属不易。如地主、资本家等称谓，在阶级斗争年代都是剥削阶级的人格代表，是有着非常强烈负面价值的政治符号。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话语概念的政治意义已经淡化了。在我们阅读历史档案材料时，对这些这些特定的阶级斗争话语必须注意，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既定的价值陷阱里面。
三是这些政治术语的概念内涵变动很大，需要在特定语境下考察其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流变关系，才能清楚所指的是什么。如“左”和“右”的政治概念，现在和传统的划分标准，是完全相反的。其他学科可以在一般政治意义上大而化之地使用“左”与“右”，但在历史研究和叙述上，必须要说明白“左”与“右”的言说者是谁？具体所指的人和事是什么？使用这些概念的特定语境是什么？这是不能简单笼统地从文献中引述过来的。实际上，如果对历史进行细致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主义”的“左”、“右”之争的背后，隐藏着永恒的利益关系。
固然，信仰和“主义”也是一种历史力量，但利益的力量更具有刚性，要比“主义”的力量强大得多。真正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仍旧还是那些具体的人事恩怨，现实的利益纠葛。所以，我们需要以经验常识来理解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加之以常情常理的观察，用相同的价值标准衡量事情的是非曲直，否则很难做到持平而论。
八、史观理念的澄明
史观是如何认识历史的基本观念。叙述语言的中正平直问题，看起来是学术语言的解构和建构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则是历史研究的史观问题。不同的历史观，具有不同的观察历史的视角和审视方法，有着不同的历史参照系和不同的叙述语言结构。如全球史观是以人类历史整体为坐标系，考察人类从区域发展到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文明史观是以人类文明演进为历史坐标系，考察人类文明从低到高的历史演进；现代化史观是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为历史坐标系，考察社会转型的历史。其他的还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观、人道主义史观等等。史观不够澄明，历史研究就会陷于材料的堆砌，甚至让相互矛盾的材料牵着鼻子走，得不出有益的历史结论。
在当代史研究中，过去长期是阶级斗争史观的一统天下。阶级斗争史观在理论上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如毛泽东所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6]这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对阶级斗争史观的一个简约化的权威解释。作为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阶级斗争史观并非一无是处，但其解释力有限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依笔者所见，在庞大的历史客体面前，任何史观可能都会有其认识的局限性，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历史功利主义的影响。当代史研究受历史功利主义影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神鬼史观的流行。
与“为尊者讳”的传统史学陋习相比，神鬼史观是一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把要褒扬的正面人物神圣化，把要贬损的反面人物妖魔化，具有极端道德化的绝对色彩，是阶级斗争史观的极致表现。作为客观性的历史研究，需要把正反双方都放在同一架天平上衡量，这就有一个如何“去魅化”的问题。时至今天，在严肃学者的笔下，一些过去神化了的历史已还原了本来面目。但是，神鬼史观在当代史研究中的巨大影响仍不可低估。
当下在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的写作中，也时时可见神鬼史观的影响。许多传记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客观平实地总结评述传主的生平，而是专门要为传主隐恶扬善地树碑立传。当代史的人物传记类作品虽然不胜枚举，但基本上是千部一腔，鲜有佳作。其实，凡是具有阅读价值的人物传记，都是要讲传主的缺点和过失的。特别是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如果出现了有意为之的不实之处，就足以使人们对其整个写作动机的诚实性产生怀疑，很难归于信史之列。
现在不少学人已经意识到史观的问题，也做过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的努力。但是，要真正实现史观的转换，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杨奎松评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方面继续延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方面又超越阶级处处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17]以金先生数十年的史学造诣，尚且如此，足见史观转换之难。
以笔者之见，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再回顾那段已经远离了的阶级斗争年代的历史，必须要有人道主义的文化立场。只有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够对历史上的人和事抱有同情的理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的政治生态是相当严酷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违心言行。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几乎没有，很多事情无法苛求前人。但是，即使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也有着人性和良知的底线，很多情况是可以“论心不论迹”的。
无疑，评判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的，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严酷的生存环境正是人性的试金石。在无从逃遁的劫难面前，人格的高下、人性的清浊都可得到泾渭分明的验证。
从历史上看，即便同样是在“墙倒众人推”的斗争场合下，虽然当事人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但不同的动机就会有不同的行为。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差别很大。或许，我们可能永远也理不清历史上那些纠结搅缠的恩怨是非，但却可以看得到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永不泯灭的良知和人性。
如果以现代化史观审视当代史，必须明确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时段，是从前现代化的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期。在这个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人的价值提升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指标。有的学者是见物不见人，有国家无社会，有集体无个人，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对于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来说，要从长期过度泛化的阶级斗争史观的狭隘视界转换出来，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就能做到的，特别需要为史者的平常心。从神鬼史观回归到人们的常识判断，用人道主义洗净阶级斗争的戾气，以常情常理的智慧透视云山雾罩的诡谲，才能使历史以其本来面目进入我们的经验体系。这需要史学界同仁的不懈努力，通过将批判性的借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同时并举，将微观的实证研究与宏观的理论建构相互结合，共同打通当代史研究的学科路径。
现在的当代史学界，在强调当代史的重要性时，总是要讲当代史的“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存史”的功用，自不待言，笔者视之为当代史研究的第一要务。但“资治、教化”的功用，并不是必然要与历史研究直接挂钩的，这实际上是让历史学家承担其他学科的任务了。这种强按牛头饮水的做法，往往会流于无本空谈。
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首倡新史学，批评中国“文以载道”的著史传统往往是“文道两伤”，倡导国人做纯客观的研究，“为历史而治历史”，“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坚决反对把历史当作政治工具。他说：“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18]梁氏之言，历久弥新，今天读来，仍有切中时弊的深刻性。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注释：
[1]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误读与真相》，《博览群书》，2008年第2期。
[2]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
[3] 《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139页。
[4]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3、25、28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
[6]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7] 胡适致刘修业信（1946年3月7日）。
[8]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56、1057页；《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54页。
[9] 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10] 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文艺思想》第3期第29页。
[11] 同[9]。
[12] 参见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6期。
[13] 傅光明、郑实采写：《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封建”名实问题讨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17] 杨奎松：《跳出传统史观之后……》，《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
[1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7、167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5/6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林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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