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二十大路线及其产生的过程告诉人们：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对于二十大路线，中共中央最初是完全赞同的。对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内心是满意的，只是不同意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与苏联的改革措施及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相比较，没有更多的新东西。中共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
关键词：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中苏关系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因此，对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讨论理应列为国际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苏共二十大问题主要是作为现实政治进入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视野的，那么使其成为历史研究对象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因为只是在这一时期，相关的档案文献才陆续解密并披露出来。有关苏共二十大，过去公布的只是会议代表的公开报告和发言，以及苏共的部分决议，而对于当时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几十年来在各国流传有许多文本，但始终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不用说，还有大量涉及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决议以及各部门和地区的请示、报告尚不为人知。
直到1989年，苏联才在复刊的《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1]随着俄国档案的开放，特别是到199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40周年）以后，俄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大量在档案馆中发现的历史文献。[2]从史料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2002年莫斯科出版的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专题档案文献集，其中公布了当年秘密报告起草时的3个文本，以及有关这次大会筹备、酝酿情况以及苏联国内外和社会反应的198个文件。[3]此后不久出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汇编，又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4]在此基础上，俄国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起来。[5]由此可以断言，从真正学术意义上讲，对于苏共二十大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6]
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冷战史。从中国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7]从中苏关系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论文集）里，应该说是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8]
本文利用的史料，除现有的公开文献外，主要是最近俄国发表的历史档案，以及相关的中方文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拟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实质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共当时的政策方针，才可以看清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二十大纲领和斯大林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以此观察苏联历史的发展，才可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三，毛泽东最初对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是什么心态，是怎样考虑的，并以此分析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在1963年9月6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一文中，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评述。文章断言，在二十大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共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斯大林问题，文章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由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9]这种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说法至今没有在官方史学中得到修正。[10]
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把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归结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和平过渡”理论，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因而很难对其实质做出正确和全面的判断。所以有必要首先对二十大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然后对其实质做出评判。现在所有相关的文件几乎都已经公开，总括起来看，苏共二十大是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确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
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而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道义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质的手段来阻止侵略”。于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继续有效，但“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事实上，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它不仅是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依照列宁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观点，苏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认为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因此，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这种过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因而，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轻有重，然而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人民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
在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而在反动势力仍然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重要的是，“无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
今天看来，苏共中央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是极具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正如许多俄国学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12]当然，这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新思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时局认识逐步成熟的考虑。
在国内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
2、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工业和运输业中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技术和先进经验，使现有设备现代化，改善和改进劳动和生产组织，更广泛地在工业中实行专业化和协作，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3、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线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今后10年到15年间，在那里建立起采煤和电力生产的最大基地、第三个大冶金基地以及新的机器制造中心。
4、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不均衡的现象”，为此需要在农业中实行可以发挥集体农庄庄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中，加强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鼓励；从城市和工业中心派遣人员到农村，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材队伍；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装备，增加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干部；增加国家对发展农业的拨款；继续集中力量大力发展谷物业，开垦生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5、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此，除进一步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以及集体农民的收入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措施，如实行七小时（特殊行业六小时）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制；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住宅建设增加一倍；国家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设置相应的养老金；实行免费教育；普遍设立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其他改善保健和国民教育事业的种种措施。
6、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作无情的斗争，充分确立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吸引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拟定和审查经济计划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决定生产管理的问题”等。
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制。建立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和其他权力机构的监督，完全恢复并且加强检察机构的监察权力。[13]
可以看出，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根本没有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国内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敢坦白讲出的问题。
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谴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贬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14]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15]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即阿里斯托夫、苏斯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2人是达吉斯坦州委第一书记达尼亚洛夫和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16]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实际上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17]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米高扬何以会有如此惊人之举——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至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意见分歧。[18]不过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确实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10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19]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经有太多的论著讲述，因此没有必要在此重复了。[20]为了评判和对比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最后又谈到，“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21]此外，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作风（毛泽东对此最为愤恨）等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很显然，既然在这种政治体制里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而报告中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谭而已。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如此推理的结论自然是好心办坏事：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
由此看来，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不过，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观察，麻烦并不在于提出了非斯大林化的问题，而是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式。
二、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综上所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纲领和路线，无论其认识是否正确，思考是否到位，都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现象毫不为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由苏联自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就在莫斯科新领导层逐步形成的共识。本来这些对内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在不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下悄悄推行的，但在筹备二十大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为成千上万3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的问题，于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便被提到了二十大的议事日程。
还是先看对外政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国际局势就已经显示出来。由于战时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重组，以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标志的统一的国际体系相继建立，以及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成熟，为修正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基本条件。雅尔塔体系区别于凡尔赛体系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而莫斯科也是这种体系和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因此，斯大林陆续地、不自觉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其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成立共产党与其他各党的联合政府，说明苏联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验；最后，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如在伊朗、希腊和中国表现的那样，不再是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所有这些政策的本质及其归宿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然而，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因美苏各自的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互动作用，终于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同美国一样，苏联也很快就回到了战前发展的老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进一步巩固标榜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
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及时地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22]1954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在对选民演说时宣称，朝鲜停战是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标志，“苏联政府坚持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坚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而在拥有现代武器的条件下，这样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23]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24]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二十大在提出“三和路线”时只从政治角度强调了时代变化的背景，而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则欲言又止，一笔带过，但这并不说明赫鲁晓夫没有把这个问题也作为苏共改变外交政策的根据之一。
自1949年8月29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苏联的核武器研制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据俄国的解密档案，在国家银行特别账户的秘密用途拨款中，按当时价格统计，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期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25]在1953年7月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扎文亚金骄傲的宣称：美国人将看到他们的核优势正在消失。苏联即将爆炸的氢弹威力比普通原子弹要大数十倍，“它的爆炸意味着美国人正在准备的第二次核垄断已被打破，这将是世界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果然，8月12日苏联成功地试验了世界上第一枚可运载氢弹，而美国的氢弹爆炸是在7个月之后。[26]与此同时，苏联核武器的运载能力也在不断提高。1947-1949年，Р-1型导弹（射程300公里）和Р-2型导弹（射程600公里）相继试制成功并装备部队。而在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0日，Р-5型导弹携带着核弹头，以1500米/秒的速度飞越1000公里，在预定时间内将其“有效负载”送达目的地。[27]这个射程还不足以把原子弹送到美国本土，但打到欧洲则绰绰有余。[28]自然，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同时也了解核战争危害的并非马林科夫一个人。
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著名物理学家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科学家们在一系列文章中生动而有力地论证说，建立在利用热核反应基础上的核弹，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一枚炸弹中所包含的爆破能量，而对这种武器的防御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过不了多少年，其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29]无疑，这使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感到震惊。9月22日，在关于防止核扩散谈判中一直采取对峙立场的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不久，苏联又提出了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新建议。[30]
因此，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发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确认识的结果。于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如此等等。[31]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团会议研究大会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和平，会议的结论是：“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32]尽管苏联的举动在美国没有立即看到积极反应，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却是“深入人心”的。[33]确如美国情报专家分析的，“苏共二十大的整个旋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似乎确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34]无论如何，1950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认为是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时期”。[35]这是苏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线”的结果，也是二十大试图改变国内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
1917年的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构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囿于历史的条件和战争的环境，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为苏联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转型（或曰改革）的机会。但是，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36]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生活贫穷落后。是战争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战时经济）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却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和优越性——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37]再加上冷战爆发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关闭了，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大地。拟议于1948年召开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苏共十九大无声无息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改革经济体制的尝试尚未启动便夭折了。与此同时，党内和社会生活也悄悄地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38]
俄国学者说的不错，1953年的苏维埃国家确实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39]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斯大林的逝世给那些一向视沙皇为神明的俄罗斯人带来了由衷的悲伤，也使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产生了希望。这种思考首先是从直接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党和国家的高层开始的——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
50年代初苏联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是国民生活水平低下，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严重困扰着苏联人民。以食品为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直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40]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
统计资料显示，按1926-1927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45年相比，尽管消费资料产品的增长率（169%）要大大高于生产资料产品（57%），但是到1950年，在工业总产值（2400亿卢布）中，生产资料产品（1620亿卢布）仍占67.5%，而消费资料产品（780亿卢布）仅占32.5%.[41]至于农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
如谷物总产量（按1939年以后疆界计算），1913年为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1946-1950年平均为6480万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如此，1913年为8.2公担/公顷，1953年为7.8公担/公顷，1946-1950年平均为6.7公担/公顷。谷物出口量差得就更远了，1913年出口910万吨，到1953年只有310万吨。与美国农业相比，也能看出同样的问题。1949-1953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8090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13350万吨）的60%.[42]
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是为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43]不过同时必须指出，苏共中央当时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提出挑战。可以对此做出注解的是，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导经济界“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4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大提出的对国内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修改才局限于一些治标不治本、治表不治里的零星措施。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注释和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曰斯大林主义）的程度，而不在于对斯大林本人的畏惧，否则就无法解释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对斯大林的点名批判了。
如前所说，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在二十大期间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和全世界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以其为标志的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45]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
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际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46]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47]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1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48]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49]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50]鉴于斯大林在党内的崇高威望，这样做是完全正常的。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
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作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
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51]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年，各种报刊杂志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52]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年1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的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53]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54]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55]
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的平反问题。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56]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时，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57]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
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调查。[58]
1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引起了领导层的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他在二十大的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59]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60]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61]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62]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
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和马克思的。”
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
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
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63]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64]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65]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66]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67]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
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68]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69]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产生的过程告诉人们：第一，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思想，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要、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第四，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引起的反应却是复杂的，其命运也是难以预测的。
三、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共就提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70]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仍然为很多研究者所坚持，他们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71]如果说中共当时出于政治目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尚可理解的话，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还保持这种观点就多少有些令人可笑了——作为学者，对于基本的史实岂能视而不见。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首先是和平过渡问题。对于二十大的提法，毛泽东心里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72]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73]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在党内生活中强调集体领导是对的。斯大林的功绩不能否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集体领导不够，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74]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是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
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75]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76]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自然不便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个人内心的不满是有的，但中苏之间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直到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中共才有分寸地提出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77]
至于国内经济方针，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78]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使驻华馆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79]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经验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须过两道关口，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关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关，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都在这两道关口面前止步了。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总之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何谈“根本的分歧”乃至“严重的分裂”？
问题似乎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确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波。但是要说到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事情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对二十大做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
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80]人们做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81]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至最后引火烧身。
在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的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82]但是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便把知情者的范围扩大到会议代表之外：“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83]主持人布尔加宁在大会通过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后再次强调，目前还不公布报告和决议，但“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这个建议也被一致通过。[84]不久，范围又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的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85]3月7日，根据主席团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了各级党组织。[86]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87]或许像俄国学者估计的，最初莫斯科希望对国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88]但无论如何这个界限很快就取消了。3月24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在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团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介绍秘密报告。[89]3月28日，联络部又建议，向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各民主国家兄弟党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90]主席团则做出决议：向16名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活动家介绍《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91]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92]于是，秘密报告不再秘密，斯大林问题的冲击波在秘密报告那颗炸弹爆炸后1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荡力。
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93]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94]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亦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95]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96]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和非斯大林化方针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目前披露的丰富档案文献显示，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30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97]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98]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结果的主要特征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99]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在这次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自发性示威游行中，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人被判处1-10年的徒刑。[100]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十分强烈。在刚刚被纳入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派赞扬声，而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101]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102]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103]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104]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105]
总之，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4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解散了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的党组织，将部分党员开除出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其理由是在党的会议上有人对二十大总结报告进行恶意攻击，声称苏联社会是不民主的社会，而该党组织不仅没有奋起谴责这些言论，甚至还为部分发言者鼓掌。[106]同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批评各种“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旗号企图怀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人。[107]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极大限制，不仅拒绝重新审理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对许多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虽然给予法律上的平反，却没有恢复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曾经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108]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重的错误”。[109]接着，很多人因发表了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110]笔者对50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年是最高峰，为1229件，1954年就猛降到151件，1955年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111]难怪有人认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112]
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总体的曲线是，苏共在二十大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方针并不坚定，而且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日益趋向保守，直到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才真正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共立场的变化历程恰好相反，一开始基本上是赞同二十大的路线，波匈事件后有了新的思考，到1960年与苏联分歧公开化以后，才提出了一整套与苏共二十大对立的方针政策。
无论如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113]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114]
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115]苏共也并非有意在斯大林问题对中国搞“突然袭击”。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鲁晓夫接见朱德和刘晓时，就大谈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116]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117]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118]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不过，社论没有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119]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120]这显然不对。
吴冷西说，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121]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才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所以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李、吴对研究中苏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据朱德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
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122]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123]不过，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要求是“离开莫斯科之前应该将材料交回”。[124]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反复强调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125]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6]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127]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128]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129]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及时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内部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130]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专家也是一无所获。[131]
不仅如此，中共反而在得到报告文本后，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132]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党内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公开表态，以及俄国的档案文献——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数次谈话。
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133]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破题”定了调子，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主要谈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4月4日毛泽东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34]
所谓公开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35]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而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联党来完成。[136]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137]看来，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错误在所难免。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是说，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认识问题。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是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138]
如果说在报纸上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言，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主义活动。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7个问题。看过以上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139]4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的协定。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140]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对英国采取的缓和立场，而“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
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41]
在苏联人看来，直到是年9月召开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142]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作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43]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144]
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终于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145]按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146]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147]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数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148]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149]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
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150]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倾向无疑是为中共打开了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宝座的大门，毛泽东没有理由不暗自高兴。[151]
其次，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所谓“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152]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153]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154]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155]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
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156]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157]在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还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等，是否算个人崇拜？[158]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
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59]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160]于是，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161]显然，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通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162]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才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163]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164]这或许也是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一个问题。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无的放失，因为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的《真理报》文章，以及6月30日苏共中央的决议，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意思。
最后，既然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就可以断定，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
实际情况是，从此后发生的波匈事件、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乃至1958年上半年的种种合作情况看，中苏关系仍然处于蜜月时期。[165]当然，中苏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联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
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2004年6月初稿
2004年8月修改
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