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天中，无意间说起革命与反革命的话题，有人说，现在谁要是再鼓吹革命，不被当作傻子那才怪呢。我说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就是你这种实时务的精神，你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它所灌输的理念。反革命不再是贬义词，相反却成了深入人心的国家意识形态，这虽然不能标志着社会如许多人所鼓吹的那样已经进入稳定的状态，但确实可以标志国家的制度性话语向民间话语转换的成功，就是说，有关稳定与发展的意识形态已不再仅仅是空洞无物的说教，而是已化作了普通民众的日常信念，反革命成为时尚，革命的话语反倒没了容身的市场，你要说革命嘛，即使不笑你虚妄的热情，谁又舍得自家既得的现实利益种种而奔赴你所许诺的美好前景？

革命话语的消解机制已经形成。这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比如中国20世纪以来的众多革命行为所给人们带来的普遍失望情绪，可以说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我看来，这种失望情绪却并不必然地指向对革命的弃绝，有心者因势利导，失望还可一变而为希望，这希望甚或比失望前要来得强烈，来得迅猛，哪怕明知道民众正酣睡于铁屋中，醒来未必会有出路，但还忍不住要听从将令而呐喊几声，以为这呐喊有毁坏铁屋的可能。所以如何利用和引导这种失望情绪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当前这种情绪的被引向告别革命的市场实利或势利主义，我以为，是国家意识形态和198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分子所广泛参与的解构叙事共谋的结果。

如果有必要解释一下解构叙事的概念，我这里的解释无疑是粗略的：它是文革后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逐步加深的怀疑与他们对西方后学话语日渐增强的仰慕这两种态度相混合的结果。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追求这等社会主义的主题词，是把中国引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还是国家意识形态所丑化的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摆放在未来某个历史坐标上的真实还是一种人类理性活动的虚妄？这种现在看起来非常形而上之的问题，却或许占据着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他们把西方后学话语中有着反理性主义思想背景的反宏大叙事观念，应用于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语境，以非合法化的解构性话语，质疑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任何事物的合法性的证明，根据被移植到中国的后学说法，都依赖于制造出有关自己出身与地位的合法性话语，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就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发起、过程、目的或者性质等等诸方面的话语创造，在这种创造中，新民主主义革命被神话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这就很明显地具有当时知识分子所急于消解的宏大叙事的特征，适逢其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命名的急切出笼，矛头所指也就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事话语：它的看似合乎逻辑的历史展开方式是否出于正名的需要而存在对其他声音有意识地修改与遮蔽？

这种解构的热情与处于权力中心的改革派对文革后知识分子反思话语的倡导或默许不无因果关系：反思改革前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与弊端，为改革开放寻求合法性，此即所谓拨乱反正也；然而改革派同为社会主义政权的缔造者，他们所领导的改革即使有重整锣鼓的企图，但也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的传承性，所以反思不能危及社会主义所来有自的根本。但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一旦确立，它并不是单靠意识形态命令就可以刹住车的，更何况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泥沙俱下”地“放”进来的西方后学话语，使他们对社会的质疑又多了新的视野和新的武器。因此，这种知识分子的解构叙事在当时的情势下，是明显见外于国家意识形态主流的，结果，就被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命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以“反和平演变”的理由大加挞伐。所有的批判中，即使在某些温和与公允的声音里，这声音当然有着与国家意识形态合谋的动机，它也会以郑重其事的姿态进行如下的分析：西方的后学话语是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对其社会精神危机的描述与反思，而这种话语在1980年代中国的引进与挪用，其实是以后工业社会的知识资源解读前工业社会的精神状况，以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应对前现代社会对现代化的诉求，如此以来，这种所谓超前的理论诉求无疑就犯了一味贩卖知识而不问实际国情的错误。至于国情是什么，这些人的回答则不得不借用或者干脆回归到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中。

我的看法可能与此相反：人类世界的发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时序以外的等级上的分别，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运用完全是西方中心论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实际上一切都处于混沌杂交的状态，所以西方后学话语该不该涌入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当时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对其怀抱如获至宝的热情，根本不应当受到中西社会处于不同等级的责难。试想，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中，有关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由原始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诸多报道，何尝有所谓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与少数民族原始落后的现实不相符的声音？不同的文化只有相遇时的冲突磨合却并无等级先后，任何的等级先后都是人为的预设，其背后的逻辑都是社会历史目的论以及受这种目的论支配的有关本民族、本集团、本阶级或本政党文化优越性的信仰。何况这种责难本身就置身于矛盾的话语中：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诉求却又是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为发展目标的。我以为正是这种话语矛盾的存在，其时有着深刻的启蒙情结的知识分子才由呼唤现代化的集体狂热中抽身而出，转向反思现代性的。当然，此现代性非西方实现工业化后的现代性，而是社会主义理论所许诺的共产主义前景，既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解构以包括文学在内的种种意识形态策略所建构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叙事了。

然而这些知识分子以自觉地反意识形态的姿态而对革命宏大叙事的解构，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却逐渐地与国家意识形态构成共谋：知识分子通过对革命神圣性的解构，把人们对革命的怀疑学理化和普泛化了，这自然地引导人们告别革命的狂热而转向切身利益，不正有利于社会与政权的稳定，有利于在市场经济的名目下权力与财富的苟合，以及有利于这种苟合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新贵们对其既得利益的保护？毕竟，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老人政治已逐渐淡出，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在新的领导层中几成虚化的背景，他们既不是其中的参与者又不是其历史神话的叙述者，有关领导权，他们也倾向于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来看待，即使需要合法化的证明，1978年以来的成就其实远比历史意义日渐含糊暧昧的革命斗争更有说服力。所以1990年代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完全不再具有革命的情结，不再把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解构看作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解构，过去的革命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老一辈的是非，既不足以说明也不足以颠覆自身，他们所希望的倒是其理想性的完全消解，全国上下高唱太平盛世的赞歌。当然，有唱反调的，有发牢骚的，有面对不均的财富蠢蠢欲动的，有面对孤苦无助的困境铤而走险的，那好，且听知识分子们对革命的解构与批判，如此这般，你的反调、你的牢骚、你的蠢蠢欲动和你的铤而走险还能指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吗？痴人说梦吧、盲人摸象吧、执迷不悟吧、傻瓜蛋吧，亡命徒吧，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吐沫星子还淹不死你吗？

这里隐藏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逻辑，这个逻辑刘禾在其发表于《视界》第一辑上题为《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19世纪国际法的流通》的论文中曾经述及，不过她是用来指称鸦片战争后英国试图通过国际法的汉译为自己的战争行为寻找“一个迟到的合法性证明”：“在武力威胁下与清政府签定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之后，现在他们需要总理衙门和清廷严格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履行和实施条约的各个条款”。任何为革命辩护的叙事，其实都可以为新的革命情绪的酝酿提供舆论，于是在革命的暴力下取得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鼓吹稳定与发展的大局，这何尝不依赖革命话语的消解机制在民众中的生成？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知识分子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自觉居于庙堂的为党政作宣传者，又有所谓退守民间岗位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者，而后者其实又成分复杂，名目繁多，新左派啦，自由主义啦，新启蒙啦，第三条道路啦，实在不一而足；那些广泛参与解构革命历史叙事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在自称利用着民间的资源，我真难以给他们归类，但我想他们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谋作用之所以形成，或许说明民间距庙堂并非有江湖之远吧？

但愿我的说法不会让你感到奇怪，然而我自己却在叙述中开始奇怪于余英时先生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观点来，这个观点是：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展开，知识分子正逐渐地从居于中心位置的士大夫走向边缘。这种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恐怕得到了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认可，虽然所采用的论据及论证方法与余英时先生并不尽同。我的奇怪虽然暂时不会让我考虑去和余英时先生叫板，但毕竟从知识分子的解构叙事所能与国家意识形态共谋这个层面上看，他们的边缘化非但没有到来，反倒更加中心化了，这种中心化和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士大夫在传统社会中居“四民之首”的位置，充当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其实并无本质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他们履行公共叙事的媒介有了更多的选择，传统的设塾受徒方式和讲古说今的说书人角色如今可在印刷、声讯以及网络等媒介里大施身手。

不是吗？你看李锐的《银城故事》这篇小说在世界华文圈里的传播，你看他对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解构，你看他对主人公舍弃家产投身革命的惋惜以及对他们事败后的恐惧与后悔的描写，你以为作者单单是出于人文主义者的态度表现他对人的生命的同情与关爱吗？不是的，他要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对这段历史的定性，并同时否定革命，而人文主义只是他的工具。连身家性命不要，万贯家产不管以及置父母的期待妻儿的前途不顾而投身革命，这在李锐看来是不人道的，是受了革命鼓吹者所许诺的正义与前景的欺骗的愚蠢行为；然而小说却很少描写社会更不人道的方面，不但如此，反倒写了统治当局人道的一面，当然这种人道是针对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士绅大族的，所谓官商坑瀣一气，所谓权力与金钱苟合，正在于此也。你说这种解构叙事难道不算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谋吗？这种共谋在网络化的数字空间的快速高效的传播，其对民众的影响能和古代士大夫在泥墙土屋里摇头晃恼地宣讲《论语》或者《孟子》同日而语吗？

当然，我只是举了这么一个文学叙事的例子，相关的文学叙事还有很多，而且类似的例子在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有解构之名的电影、戏剧、言论甚至广告等等叙事里，也并不少见。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我不能对这种明为反意识形态而实与意识形态共谋的解构叙事横加指责，正如我也不会对他们当初受压制鸣不平一样，我只是指出这种由反抗而共谋的转变，实在不仅仅是这些知识分子有意为之，而更多地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气候的变化使然，并且要说明革命话语之所以变得不入人心，实在又和这种在变化了的时代与政治条件下继续解构革命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叙事不无关系。

发表于美国《中外论坛》200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