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对于邓小平，周恩来总理当年有一个很有味道的评价：“举重若轻”。确实，作为随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风范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信步闲谈间指点出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绘就了中国改革的大蓝图。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念都已成为今日中国改革的实践。

不容否认，伴随中国改革巨大成功的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数十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的代价、苦果、病症，让人不能不对今天的现实产生困惑，毕竟很多问题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滋长的。但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的改革理念——市场不过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何乐而不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等等——确立的改革大方向一点错也没有，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大方向不容否定．．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的要点之一。说实话，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观点是很少有人敢公开宣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观结果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政策主张绝对不敢如此的公开透明。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在搞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它被提出来之后，不仅没有招致大家的质疑反而一片拥戴之声。为什么？其一在中国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先富带后富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一个家庭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把全家仅有的可怜的一点资源和条件先集中到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让他富裕起来、发达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来了，大家就都有盼头了。既然在家庭里可以这样，扩展到国家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国家”这个词的构成就意味着“国”是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其二，源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国社会的体制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如此集中强大，政府号召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岂不是小事一桩？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民富裕？

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豪举的细节，就可透露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一些人一听说“共同富裕”，就扣平均主义的帽子，就吓唬说大家不要走回头路，甚至还找理论根据—一所谓有差距才有效率，如果搞平均大家就都不干了，社会还怎么发展？又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社会还要不要搞法治了？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会了更多的中国人去追求富裕，今日中国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时候，有些人还依然把“权宜之计”当做“不变之策”；恰恰忘记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平同志还一再明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先富则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当把手段当成目的时候，必然偏离改革的方向。

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这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选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改革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改革的实践者却包括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把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那么，改革的实践必定凝聚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共识必定形成改革的动力，进而推进中国社会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