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极为复杂的2012年，我们迎来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纪念。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后中国加快经济改革进程的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勇敢地面对经济改革的复杂形势，重启改革征程，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大胆向地方政府放权，化解认识上的分歧，跨越利益集团羁绊

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初具现代市场经济的雏形。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蕴藏着各种极其复杂的经济关系，既需要对经济进行有效的监管，又需要对监管者实行有效的约束，如何改革，异常复杂，因此出现了大量认识上的分歧。

与此同时，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利益格局已经逐步出现了固化的态势，也就是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进行掣肘的情况，此时重启改革，也面临着各种利益的争斗。

在这种格局下，大胆放权，让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市、自治区级政府，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和矛盾，因地制宜尝试改革，能以地方的试验去化解认识上的分歧，也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这几乎是唯一能打破改革僵局的机制，这也是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初衷。

地区间的巨大差距导致必须向地方政府放权

今天的中国，地区差距巨大，中国经济内部甚至可以折射出全世界不同经济体的差距。我们既有经济发达的沿海一带，其部分地区类似于今天的欧洲甚至美国；也有中等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类似于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同时，我们也有极其落后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非洲。

在经济发展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形下，整齐划一的、一刀切式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新《劳动合同法》这一改革，经过了几年的实践，应该说是不成功的。因为中国的地域如此之广，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此之大，而且不同的行业、企业商业模式迥异，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划一的《劳动合同法》，毫无疑问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阻碍。

相反，应该允许各个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针对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大胆创新，探索新的经济运行体制，这才是从整体上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之路。

具体说来，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规定，把大量经济立法的权限下放到省、直辖市一级。举例来说，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就可以由地方立法来决定。有人讲，个人、企业所得税等税法如果各地不同，就会形成竞争。但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我们当年在搞经济特区改革的时候，不就是允许特区免征或者缓征针对资本的税收，从而推动了特区的经济发展吗？而很多年以后，为了招商引资，各地区也实行了不同的资本税法。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流动性更低，对于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实行不同的个人所得税是完全可行的，这既能形成地区间的良性竞争，也能为下一阶段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探明思路。

各地区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禀赋，也支持大力放权

各地区经济体制的发展，取决于当地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其中既包括百姓的经济理性水平，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效率，还包括该地区民众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相对偏好。百姓的经济理性水平在不同地区是完全不同的，沿海地区民众能够很好地在市场经济规则下谋求个人的发展，而一些内陆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很多百姓不完全懂得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运行。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成立，仅是理论上的假设。

各地政府的执行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沿海某些地区的政府运行效率比较高，公务员素质也相对较高，所以，相对比较复杂的经济调节机制在此能得以推行；而其他地方政府的运行能力有限，在这些地方实行非常复杂的政府监管机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而不同地区百姓的偏好也是不同的，有的地区百姓更加强调公共服务质量，更加强调社会治安，而其他地区的百姓更加强调个人的自由。因此，让各个地方政府通过当地的人大、政协等公共决策机构，充分讨论决定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这毫无疑问比在全国统一挂旗推行无差别的经济体制，相对而言更有助于提升各个地区自身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放权会带来新的一轮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竞争

地方政府之间是需要良性竞争的。良性竞争事实上是一种约束机制，让不同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因为不同地区间的比较会让民众更好地判断各地政府的实际运行效率。大幅度的放权，让地方政府去推行自己的政策，将会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

以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许多民生性的服务、许多针对外来工以及住房等方面的政策具有强烈的可比性。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对于外来工的政策和体制改革得相对比较到位，如果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搞得比较好，这一地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就会上升，而它的GDP以及财政收入的水平在一定时间之内就会不断上涨。这毫无疑问对于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有影响的。

在当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是靠更好地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而我们需要的是，地方政府通过自身的改革，吸引各种生产要素流入本地区，从而推动本地区的发展。

中国模式尚未形成，地区之间的政府竞争是重要的探索机制

有部分学者在谈论中国模式，我的观点是中国模式尚未完全形成，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如何监管，如何处理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体制该如何改革，价值观将如何凝聚，都是未来要形成一个中国模式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中国模式如果要形成，必须经过一个探索的过程，而这种探索过程最好的试验场所就在各个地方政府，应当允许各个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探索，并将成功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当前讨论比较多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还有北京这样政府监管比较谨慎的发展格局，这些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和体制哪些比较合适，哪些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是需要各个地方政府发挥创造力继续探索，需要全国的媒体和学者不断评判的。所以，大力放权，让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在经济管理体制、在对经济的调控机制等等方面大胆创新，这是最终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必要条件。

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困难，这种种困难恰恰带来了推动改革的良机。而改革的根本一点就是要大力放权，让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有序的前提下，尽量让地方政府放开手脚、大胆探索，这是2012年重启改革进程的必要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