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浙江温州等地的高利贷危机引起广泛关注，中央高层专门赴温州调研处理。温州高利贷危机并非孤立现象，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生过。例如，浙江宁波、台州、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还有一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
高利贷危机的大背景是最近十年全球和中国史无前例的流动性泛滥和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我们应该从两个层次来观察：
一是企业融资困难。由于今年以来，货币管理当局实施紧缩政策，信贷收缩引起一些企业的融资困难，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进而倒闭。还有一些企业通过高利贷的方式为自己融资，因为无法还本付息而倒闭。这些企业是紧缩政策和现行金融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的困难应该被重视，也应该得到救助；
二是因为参与资本资产市场投机炒作而致使资金链条断裂的企业，这些企业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这些投资者尝到了炒作能源、农产品、金属、艺术品的甜头。此间，大量的产业资本因实体经济领域投资回报不高而流向回报率更高的资本资产市场。最后发展到放高利贷，博取息差，以钱生钱，导致出现严重的投机泡沫和巨大的金融风险。历史上的投机泡沫不计其数，从最早的南海泡沫、郁金香泡沫，到互联网泡沫、房地产泡沫等等，其特点是以钱博钱，以钱博傻，击鼓传花，最后资金链条断裂、雪崩，参与者绝大多数血本无归。
哪一种情况规模更大、范围更广，需要调查清楚。但实际上，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很难区分，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因为货币紧缩，所以融资困难，只好借助高利贷，做起钱生钱的游戏。
目前，很难估计高利贷危机所涉及的资金规模。由于高利贷危机爆发地区大多是经济发达、资金充裕的地区，估计这些资金规模庞大。仅从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方政府的财力来看，高利贷危机风险基本还是可控的。
控制金融风险，管理预期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社会各界对政府的救助评论不一，各类媒体都把高利贷危机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加以讨论。金融风险天然具有传染性，反应过度是金融市场的常态和特点。在现代传媒手段，特别是新媒体传播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传染性和过度反应的特点更加突出。我们不能因此责怪媒体，应该看到媒体的充分讨论反而有利于分析原因，预见风险，寻找解决办法。但是，客观来讲，舆论的熏染确实也容易放大金融风险，引起社会恐慌，加剧危机扩散和传染性。可见，救与不救，绝非空谈道义那么简单。
因此，当务之急是管理好危机预期，绝不能书生之见，任其蔓延。一方面，要监管部门及时公开相关信息，鼓励媒体充分讨论，使大家明确形势，避免恐慌；另一方面，要出台强有力的措施，防止危机扩散，稳定社会各界对危机的预期，坚决遏制高利贷危机局部地区传染全局。在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之后，我希望看到其他更多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出台。
高利贷危机涉及五个利益相关方：一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肯定不会坐视不管，毕竟资本链条断裂是个重大金融风险。大而不倒，中国美国面对同样的金融风险，政府行为并无二致。但是，中央政府如果因此扭转紧缩政策基调转向宽松，会打乱市场预期，重燃资本和资产泡沫。
二是地方政府。每一个地方政府，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希望本地辖区内出现金融恐慌，因此，地方政府必定力促中央救市。
三是各级监管部门。控制金融风险，监管部门责任重大。监管部门必定倾向先救火，再图其他。若事态扩大，则可能由金融事件引起监管系统的政治地震，监管部门的官员不会不考虑救助。
四是高利贷危机爆发地区的企业。遇到困难，有人救助，求之不得。但政府的救助也仅仅是缓和形势，希望通过政府救助彻底脱身很难。即便政府救助，也肯定要根据企业的行为、前景确定救助原则和清偿顺序，不能笼统的全部救助。
五是经济学家和律师等外围观察者。观察者不属于直接利益相关方，但观察者大多强调“应该是”，容易忽视“实际将是”。理论上，权利与义务应该一致，企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政策上，中央因此放松货币政策，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但实际上，理论界对是否放松货币政策也有很大分歧。当前，政府有必要继续维持稳健政策，适度放宽对中小企业贷款。虽然央行实行差别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远不如定向救助有效。但是，我也担心短期的定向宽松会再次引起全面的宽松。
未来，高利贷危机可能面临两种前景：短期来看，政府会出手，各地监管部门会进一步强化对信贷和资金流向的监管。温州、鄂尔多斯等地财力雄厚，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实际支持，只要措施得当，出手快，出拳重，高利贷危机的风险是可控的。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会反对救助，同时，社会各界要求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会很强。
长期来看，一种情景是救助成功，风险消除，政府逐渐淡忘了温州借贷危机，一切照旧；另一种情景是，痛定思痛，逐步改革国有金融体制，改变对高利贷的妖魔化看法，并使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规划化，为民营企业融资开辟新的渠道。高利贷的存在，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我希望是第二种情景，藉由温州民企融资困境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有的时候是停滞的。
尽管目前看来，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危机还在可控范围内，但我们应该对这次高利贷危机做出深刻反思。从金融领域之外来看，高利贷危机绝非简单的输血救助能够解决的了。以温州为例，近年来，温州的产业转移十分迅速，产业空心化现象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外，一是大量的温州企业外迁；二是大量的民间资金外流。内蒙古鄂尔多斯则倚重“羊煤土气”，民间积累了大量闲散资本，但投资无门，只好转向投机乃至高利贷。近年来，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民间资本积累也很快。但其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在现行的制度和金融环境下，各种体制束缚了技术、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创新，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却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因此，大量的资本只能走向投机和炒作泡沫。
高利贷危机可以看做是以温州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和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资源型地区从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第一次跳跃的失败。从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光有资本不行，搞投机更不行，得懂金融，懂大势，懂政治，关键是要懂创新。这次危机让一批民营企业家成为先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既有自身原因，也有体制原因，他们很悲哀，很无奈，也很悲壮。
高利贷危机，体现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困境，体现了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遇到的困境，政府和国有机构掌控大量（金融）资源，资本管制，缺乏投资渠道，民企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个体的道德问题，这是体制的巨大惯性和力量。
长期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而改革的内涵也将继续围绕放松管制，推进市场化以及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全方位改革。这不仅仅是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民企困境的出路，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诸多困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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