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具有现代政治观念的人都知道，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民主的平权体制代替了君主的集权体制，言论自由的价值被提升到人的基本权利的首位，从而使人类的创造力空前蓬勃的爆发。现代文明对言论自由的需要，如同需要阳光一样，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现代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要件。现代革命运动都把争取言论自由为首的各项人民权利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无一例外地都列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文。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产生的。青年马克思当年曾愤怒谴责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制度，他批驳普鲁士政府以防止坏人参与的借口限制出版自由，他严正指出：“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他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但是，马克思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却没有被后来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继承。前苏联政权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社会上压制任何不同声音，在党内残酷地镇压反对派，使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即当权者的声音。
自中共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向中外媒体公开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中国，将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中国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言论自由的条款写入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共同纲领》之中，并被《五四宪法》和以后的其他宪法所继承。可见，认真落实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不仅是捍卫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也是捍卫千百万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得来的最重要的革命成果。
从党的历史上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总是与错误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早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受到来自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在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捕风捉影，以言定罪，刑讯逼供，杀戮的干部战士据说有十万之众，而红军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万人。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党也犯了诸如“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分析这些错误发生的最初根源，也都能追究到限制言论自由的上面。
限制言论自由和政策错误有着不解之缘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人类的许多实践活动实际上是“试错”性的探索，而言论自由是形成政治“纠错”机制的必要条件。有了言论自由，小错不至于变大，危害不至于蔓延。丧失了言论自由，国家的政治活动也就丧失了“纠错”的能力。往往是错误政策形成了全局性灾难以后才能被发现和纠正。在纠错的过程中，当政者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开放言论的问题，曾有许多非常精彩的论述。如在总结“大跃进”失误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会后他还讲过：“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反右运动“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说：“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其实，对于言论自由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早就有古训可鉴。《国语·周语上》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防与堵的办法是囤积和激化社会矛盾的办法。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短期似乎是维护了稳定，长期则是在制造动乱。限制人民的言论，是消灭了社会的理性声音，制造了人民愤怒的怨气，以至于把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个别问题聚合成群体问题，具体问题上升为抽象问题，致使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造成了自己全面崩溃的条件。正如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历史，不断上演的就是这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现代民主政治的伟大之处，就是彻底摆脱了专制体制的政权狭隘性，把言论自由法定为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从而确立了民主法治的基石，保证了国家政治的稳定性。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无疑是旧时代的腐朽势力对历史进步的反动。而在当今的网络信息时代，限制言论自由，不仅是历史的反动，更是当政者力所不能及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代政党，维护人民言论自由不仅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而且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践行“三个代表”的基本前提。
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看，言论自由为社会提供了创造力的源泉。近代以来所有的重大技术创新，几乎都出现在言论自由的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推广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是自己的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要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需要全面提升我们思想力和创造力。而这除了充分发扬言论自由外，别无他途。
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看，言论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让各种思想、学说、流派能够自由地生长起来，在交锋、借鉴、比较、鉴别中，分辨真假，激扬美善，才能产生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文化。而仅靠政府权力和金钱投入，能够扩张教学大楼的规模，但营造不出大学的学术。限制了言论自由，只让人讲官方课本上的话，势必降低人们思想能力和智力水准。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我党的宗旨。而人民的利益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体利益组成的，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个体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表达。只有个体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人民的利益才有具体的内容。如果不让人讲话，人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伸张，最后只能把各种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当政者，不可避免地制造出社会动乱。最近，江西抚州市发生的连环汽车爆炸案，就是因为当事人因拆迁纠纷维权无果，最后绝望地采取以命相搏的极端报复行动。这类“黑色正义”行动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信号。说明依靠政府单向度的“维稳”，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目前网民数量已达4.77亿人，微博、Twitter等先进的通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任何政权要想控制信息传播，不仅要付出极高的执政代价，最后还都会是徒劳无功的。也就是说，在汹汹而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对言论自由的“堵”是堵不住的，只能是顺势而为。我们党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要建立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保护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正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与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是并行不悖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90年历史经验的政党。在对待言论自由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懂得：不让人民说话，必然是理性不彰，戾气上升，暴力张扬；让人民说话，权力就可能服从真理，正气就可能得到伸张，社会就可能在和谐中发展。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我们党进一步加强执政基础，率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国现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言论自由正是不二法门。
《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