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0年到现在基本上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内拉动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它们在拉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通胀的压力与结构失衡的压力，尤其是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是一种“内生性”的常态拉动，而是“外生性”的非常态拉动，所以稍有不慎或受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会随时都有下滑的可能。因此，在这两种增长方式条件下，通胀、结构失衡、增长速度过快下滑会交替出现，尤其是会以“叠加”的方式同时出现。我国2011年的宏观经济就刚好遇到了后一种情况，通胀、结构失衡、增长速度下滑以叠加方式同时出现。因此，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就成了2011年我们在宏观上的主题。
一、通胀压力、结构失衡、增速下滑的叠现
自2000年到2010年，我国宏观上虽然曾经相继出现过通胀压力加大、结构失衡、增长速度下滑的问题，但是似乎并没有出现这三个问题同时突现的情况，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只有其中的某个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例如，2006年主要表现为结构失衡，2007年主要表现为通胀，2008年主要表现为增速下滑，但2011年似乎这三个问题同时突现，以叠加的方式出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1．通胀压力加大。2011年通胀压力加大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因而反通胀也就成为2011年宏观上的重要举措。应该说，在保增长与调结构的条件下，通胀肯定是会有所增加的，甚至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通胀，但通胀率不能太高，太高了就会出问题，因而反通胀当然就要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上的重要举措。
2．结构失衡压力加大。结构失衡包括三个层次的结构失衡：一个是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一个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失衡，一个是各产业之间即产业结构的失衡。
出口、投资、消费这三者之间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及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过高。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收入与利润所占比例过高，居民个人收入所占比例偏低。在居民个人收入偏低的条件下，增长就只能依靠投资或者出口来拉动，从而形成了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这两种增长方式不仅仅会诱发通胀和政府负债过高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在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的条件下，还会诱发大量的腐败和对民营经济的挤压，这些都非常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效率的提高。对此，人们已有所共识。
产业之间的结构即产业结构失衡，表现为短缺与剩余并存。在有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同时，而有些产业的生产能力却严重发展不足。
包括上述三种失衡的结构失衡，其结果必然是我国经济难以较快平稳地发展，难以实现低通胀和高就业，因而调结构当然就成为2011年和未来几年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举措。
3．增长速度下滑压力加大。对于我国2011年及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人们虽然有共识，但确实也有分歧。共识主要集中在对通胀压力加大及结构失衡压力加大的判断上，因而对于反通胀和调结构的任务大家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对于2011年及未来几年会不会出现增长速度过快下滑，人们似乎认识并不统一。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2011年及未来几年不会出现过速下滑，尤其是认为根本不会出现下滑到8%以下的趋势，因而这些同志认为，保增长不应该在2011年及未来几年作为与反通胀和调结构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任务，我们今后的重点应该是反通胀与调结构。
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认为2011年及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仍然较大，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对待和调整的话，甚至有可能会下滑到8%以下，因而保增长与反通胀和调结构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如果对我国2011年的经济增长趋向进行一些具体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发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似乎现在都出现了乏力的趋势。
首先是出口不可能在2011年有太多的增长。我国出口的最主要对象是美国与欧盟，而现在美国与欧盟都在调整“增长方式”，其调整的重要结果是会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而我国出口现在不可能再有太多的增长。这就使得出口对增长的拉动力减弱。
其次是投资，尤其是新增投资拉动力不足。我国2009年以四万亿元国家投资而拉动的包括社会投资在内的投资高达13万亿元之多，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些投资项目在2011年就基本上进人投资结束期，从而会出现投资拉动力递减的趋向，如果没有新增投资的增加，或者没有消费拉力的跟进，就必然会引发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向。
最后是消费拉动力的减弱。我国现在消费对增长的拉动大约占到1/3左右的份额。但问题是我国目前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主要是依靠三大核心消费拉动的，即依靠房子、汽车、家电这三大核心消费拉动的，而这三大核心消费在2011年似乎都会缺乏拉动力。从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很可能减弱。
上述分析表明，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着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中国增长速度不能太快，太快了资源及环境受不了，但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发的就业压力，也决定了我国的增长速度不能太低。因此，保增长也是我国2011年宏观上要出台的重要举措。
二、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有效组合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三大压力：一个是通胀的压力比较大，消费品价格、投资品价格、资产价格似乎都有上升的巨大压力；另一个是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比较大；还有一个是结构失衡的压力比较大，结构失衡使我国经济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我国目前必须在宏观上要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
从经济学理论上看，似乎单纯地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都好办，也就是单一地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好办，人类社会已有很好的对策积累，但要同时完成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这三项任务，就显得非常艰难，甚至可以说，似乎很难同时完成，因为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这三项工作的举措，似乎是“相对立的”，甚至是很难组合的。因此，在经济学界看来，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这三者之间似乎是个“死结”。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恰恰就遇到了这样的“死结”。面对这个“死结’’，我们所能采取的政策就是在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所谓“平衡点”，就是所出台的举措，要同时既有利于反通胀和保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不能偏重一个而有损于另一个，具体来说，就是要使通胀能够有所缓解，但增长速度又不能太偏离7%这个增长的底线，同时又要使结构失衡也能得以适当地调整。
从现在来看，我们要在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之间真正实现平衡，就必须要有效地出台下述四种举措。
1．有效组合宏观经济政策。反通胀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紧缩性货币政策，考虑到我们还有增长速度下滑和结构失衡的压力，需要在反通胀的同时还要保增长和调构，所以我们在2011年还不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是只能选择稳健性货币政策，因为还要为保增长和调结构提供应有的流动性。既然是选择了稳健性货币政策，那么2011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和新增贷款就应该低于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2010年。反通胀的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性财政政策，但考虑到保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我们2011年还不能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而是还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增长和调整结构。如果增长速度下滑至7%以下的趋势发生，财政就需要借债来增加投资和公共消费，以阻止增长速度的过速下滑。当然，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的是要对调整结构起到应有的作用，虽然结构调整最终要靠市场的力量，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例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见，稳健性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组合，是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风险也在增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使用空间已经比前几年小多了
因此，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问题，我们也要慎重。我国现在的国家债务，如果加上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所有地方政府的债务，据推算已经达到我国现在GDP的60%左右。我国国家负债率过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在2009年的保增长中放开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不少地方政府脱离自身的偿还能力，大量举债搞并无经济效益的政绩工程，对于这种地方债务风险所引起的国家负债太高的问题，我们必须警惕。我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负债似乎并不高，大约只是占CDP的20010左右，但是我国是中央集权式国家，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联邦制国家，联邦制国家的地方债务可以不算作国家债务，而作为中央集权式国家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际。也是中央政府债务。因此，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上的作用，也要慎重使用，不能无约束地使用。
2．转变增长方式。所谓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指从原有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向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因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都不属于常态性增长方式，虽然这两种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增长，但在保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通胀的压力和结构失衡的压力，例如我国现在的通胀压力与结构失衡压力，就是由这两种增长方式引发的。因此，我们必须转变增长方式，转向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
所谓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就是指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最少要在55%以卜。我国现在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大约是30%左右，显然贡献太低。在消费对增长贡献太低的情况下，为了保增长，我们就只好要么靠出口，要么靠投资，其结果是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与投资增长方式，这两种增长方式都非常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启动消费，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转向消费支撑型增长方式。
如何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从而转向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是要实行差别性的启动消费的政策，也就是对不同社会阶层使用不同的启动消费的政策。
首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启动消费的重点是要增强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的重点，是要尽快提高他们的收入，其办法无非有四：一是调整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关系，政府要为中低收入者减税和退税，同时还要为中低收入者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二是调整企业利润与劳动收入的相互关系，使初次分配有利于有效地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三是有效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因为仅仅靠劳动性收入，中低收入者是不可能富有起来的；四是要为中低收入者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尤其是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业机会。
在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的同时，也还要推动高收入者的消费。不过，推动高收入者的消费的重点，不是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而是要尽量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因为他们已经很有钱了，有很强的消费能力，因而对于这个社会阶层来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的消费能力转变为现实消费。因此，启动高收入者的消费的重点，是尽量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高收入者对高档消费品有着极强的需求，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高档需求。满足他们的高档需求的好处有四：一是增加消费总量，活跃市场；二是增加财政税收，因为对高档消费品一般都实行重税；三是扩大生产企业的规模和提高企业利润，这在税收和就业机会上都会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四是能带动与高档消费相关的产业及企业的发展，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税收。
因此，我们对高收入者的高消费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给以批判，而是要进行理性引导，使其对经济增长有推动力。在收入有较大差距的条件下，消费实际上只能是有差别的消费，我们不可能做到私人消费的均等化，只能因势利导，使高收入者的消费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
总之，我们要实行有差别的启动消费的政策，对中低收入者重点是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对高收入者的重点是要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从而使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都能有效增加，最终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使我国经济增长真正能转向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
3．调整结构。前文已经指出，这次结构失衡表现为三个层次结构的失衡，因而调整结构要调整三个层次的结构。但是调整这三个层次的结构首先从何处人手呢？首先从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人手，因为只有首先调整了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才能调整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进而调整产业结构。我国这次结构失衡虽然表现为上述所讲的三个层次的结构失衡，但是整个结构失衡的基础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失衡，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失衡，引发了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进而引发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因为我国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失衡，表现为居民收入过低的失衡，而居民收入过低，就使得我们在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出口或者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就使得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发生失衡，而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又诱发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因此，我国这次调整结构的重点，是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
如何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重点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相应降低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的比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全面调整现在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将民富作为首要的任务和调整目标。国强目标已经在改革开放中得以很好地实现了，现在的问题是民富的问题。只有民富，才能启动内需，尤其是启动消费，从而使出口、消费、投资之间的结构得以调整，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当然，调整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虽然会引起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我们还是要专门出台对策具体调整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和产业结构，尤其是要专门出台对策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对策有三：一是对现有产业的整合，包括现有产业的提升和结构调整，实现现有产业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例如提高现有产业的增值能力、技术含量、外部经济性、公共信任度等；二是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这是新的产业构的新增长点，不过，因为它们对技术创新及经营创新具有高度依赖性，因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是技术与体制创新；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精神服务等，服务业对于创造就业机会和结构调整有重大作用。
4．深化改革。从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角度来看，深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让市场经济真正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因为只有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才能为社会资本寻找到新的增长点，经济增长就不再依靠货币投放和政府投资，从而消除通胀与结构失衡的基础，使经济增长形成“内生性”的增长动力，即依靠效率和创新而实现增长。我国现在宏观上的通胀、结构失衡、增长乏力，实际上最终都是体制性原因，即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和政府拥有太多的资源配置权，表现为央企的垄断和政府的过度管制。因此，我们必须要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
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是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重新配置，因而阻力必然是很大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会强烈反抗。因此，反垄断和放松政府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最终需要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们这里讲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我们最起码要做到两条：一是要从理论上和法律上真正承认民营资本的地位和作用，让民营资本真正拥有竞争上与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所有制制度上形成混合经济体制，平等地对待各种经济成分；二是要对政府的过度权力进行约束，尤其是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过度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同时政府的行为必须彻底透明和规范，从而有利于建立起公众有效约束政府行为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