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风貌
刚出版不久的《沙坪岁月》，是重庆南开中学老校友对校园生活的回忆实录。这所抗战时期屹立在重庆的名校，不仅以教学质量称豪，而且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200位当时求学在此的南开老校友的回忆重现了这种学业、教养和品德并重的教育精神。它灌注在学校管理上、课堂教学中，灌注在公德、私德、文明习惯以及独立、公正、团队精神等民主素养的培育中，还体现在南开特有的 “三点半精神”上。其中，所谓“三点半精神”，指每天下午两节课一结束，所有学生都投身到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之中，此时正好午后三点半，故而得名。学生们活跃在运动场，排练室，舞台上，还办刊物，组社团……。学生在尽情地玩、充分地展现青春活力和智慧的同时，身心素质也得到全面提高。丰富的日常体育活动和体育赛事锻炼了学生体魄，培养了奋进、拼搏、公平、正直、光明磊落的竞技精神；音乐爱好者举办的西洋古典音乐欣赏会介绍莫扎特、贝多芬、亨德尔、李斯特、克莱斯勒……；剧社则以大量高水平戏剧演出为南开的戏剧舞台写下灿烂的一页。如果说经常、广泛而又高水平的艺术活动如今大学也望尘莫及，那么南开学生活跃的社团组织和自办刊物对无论现在的大中学校来说都是不可想像的。当年的南开，壁报、刊物百花争艳，语种中英文皆有，主旨和内容更丰富，有高中学生甚至一人办一份《厚黑报》，鞭挞当时社会上层；课外的时事辩论会辩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1942）“战争促进抑毁灭文化？”（1945）“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1945）“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1945）等等，辩题大气而又紧扣时代脉搏。
课外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了他们的审美能力，陶冶和影响了他们的性情和气质，使之决无时下相当普遍的有知识而无教养的情况；而办刊、组织社团和时事辩论之类活动还给了学生必要的公民训练。
然而，重庆南开中学名重一时，首先还是因为她骄人的教学质量。《沙坪岁月》在这方面提供的回忆实录可谓相当完整。各个年级、各门学科课堂教学水平、各个教师在讲坛上的风范都顺着当年学子打开了的记忆闸门鲜活呈现出来。每个教师的个性和授课风格各异，但学识丰富、具敬业精神、对学生要求严格，则是共同的；既传授知识又在生活上关心学生、精神上引导学生，这也是共同的。以下几个情况可视为南开教学质量的佐证。一是尽管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在当年学子笔下，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每门课都气韵生动，每个授课教师都形神鲜明。而平庸的教师、乏味的教学是经不住遗忘的，别说半个世纪了，课后即忘、甚至课堂上就听得瞌睡沉沉留不下印象，在现在许多学校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二是几乎每门课的教师授课都影响了部分学生日后的职业选择。其三，这所作为私立校建于1936年的中学，到1952年改为公立学校为止，其间在此求学者中后来从事理工专业和教学的居多，其中有25人成为院士。
介绍到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这所提供了高水平教学和生动活泼、健康丰富校园生活的学校，是处于敌机经常性狂轰滥炸的艰险条件下，而且她好几次成为敌机的特定轰炸目标。尤其是在日机频繁轰炸重庆的1939-1941年三年间，跑警报、躲避敌机轰炸成了所有师生员工日常经历的一部分。
二．重庆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学
回忆实录记叙的南开课堂内外各个方面都令人读后印象深刻，但最触动我的是它的国文教学。这首先因为国文课乃当年学子浓墨重彩的回忆篇章，同时也因为现今语文（准确说应该是国文）教学的困境。
不论对教育目标作怎样的认定，国文课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人最具可塑性的中学阶段尤其如此。如果教育目标是培养人而不是造就工具，国文课理应承担以下基本任务：在培养读写能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建立起阅读兴趣，为日后精神生活作准备；通过鲜明、生动、准确、有力的优质语言以及语言所承载的内容给学生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知识，打开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人类精神世界。如果借教育造就合意的工具，那么，就像后来的语文课，在构造伪现实、禁锢思想、收缩精神上有独特功能。南开的教育精神与工具主义截然对立，培养人始终是她坚定不移的目标。纵然这一目标体现在各科教学、校园生活、学校管理等一切方面，但国文教学体现得尤为特出。
培养人还是制造工具，首先教材上见分殊。工具性教育由于自身的狭隘性，注定不会尊重国文教育内在逻辑和要求，势必把短期、趋时、趋势甚至欺骗性贯彻到教材中。南开以人为本，这在教材上就非常明确。国文教材由学校自编。编选上有两点很引人注目。一是知识性、系统性、审美性。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理解力，程度由浅而深，内容和体裁逐渐扩展。教材选编不仅有利于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驾驭文字的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获得广博而系统的文史哲知识，并使学生得以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体验美。编选标准完全取决于上述目标而决不趋炎附势，不以政治权势人物的好恶为取舍标准。这又呈现出另一引人注目之处：参加编选的国文教师有着不媚上不媚权的风骨，为当时政治领袖激赏的王阳明，其作品一篇也未入选。
由于教材编选者的高水平，且完全遵循国文教育的自身性质和目的而排除了权势、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教材的渗入，入选篇目在知识价值、审美价值等方面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它在当时的国文教材中是最好的一套，至于后来基于政治功利主义不断趋势而变的语文教材，更与它不可同日而语。
有了好的教材为基础，要达致国文教育的目标，就取决于教师了。南开拥有一支她引以自豪的高水平国文教师队伍。他们知识广博、功底扎实、执教认真、要求严格，有的还具很深学术造诣。虽然每个教师授课风格不同，但都不会把国文上成枯燥的释题、解词、段落分析，而是在打语言基础的同时把学生引向美的享受，把精神导入无限丰富的广阔世界。
南开首席国文教师孟志荪最具代表性。他本人是学西方文学的但几十年执教国文。对中西文学系统、深入的了解使其作为国文教师有着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独立精神和深入研究则使他具有依托于渊博知识的独到学术眼光。据当年学子回忆，他授课特点大致如下：
第一，不偏重于课文诠释和讲解，而是以渊博的知识旁征博引。
讲诗的形式可以联系到英国的十四行诗；讲文学可以从曹雪芹讲到莎士比亚、狄更斯、莫泊桑；讲先秦诸子孟旬墨庄四家，引证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文学精神、哲学思想无所不涉。学生体会这样上课使自己触类旁通。在我看来，引导学生把对课文的理解置于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使学生获得一个大视野，这更是学生可以受益终身的。
第二，课文讲授基于自己的研究而不迷信权威，不循常规，不囿定见。
由于这一特点，学生从他妙语连珠、真知灼见迭出的授课中常常获得意外惊喜，也常使思想上已有的看法遭遇他另类见解的冲击和挑战。妙解《大风歌》便是一例。他是讲诗言志时拎出刘邦《大风歌》的。这首在此前特别在后来文革期间被解读得气势磅礴的诗，在他看来，是泼皮起家的皇帝“短短三句话，就把市井无赖心灵暴露无遗。”那“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是流氓闯江湖发了横财”回老家炫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象发了不义之财的小瘪三日夜坐卧不安，渴望寻得高明打手看家护院。如此解说出人意表，非常另类。但细想想，其实比常规解说更真实。
讲解屈原、司马迁、杜甫时，则道出文学史上通常发生但也通常回避的现象：“后世欣赏的作家，也许今天正挨穷受困，默默无闻”。
这种授课，学生印象深刻、终身难忘。从中获得多少知识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在学生心田播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使学生领略了精神自由的魅力。
第三，注重基本功训练和能力训练。
以上两个特点显示出授课者学识丰富、心灵无羁、辩才无碍。这样的授课对于开阔学生视野以及精神上思维方法上的启迪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国文课毕竟还负有使学生在掌握文字和提高理解能力方面的学科任务。这也是以孟志荪为代表的南开国文教师极为重视的。从字词读写到分析解读能力，训练十分严格。由于反复纠正容易错写错读的字词，诸如“土蕃”、“滑稽列传”的“滑稽”的读法，上过他课的学生是不会错的，相比之下，如今别说大学生多半要读错，就是大学教师、甚至大学文科教师，读法错误的也相当多。而理解能力训练也是别有洞天。例如，指导学生自选题目，对杜诗进行小型研究，审阅后再作专门讲评。通过这种过程，学生不仅增强了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获得进行学术研究的训练和指导。
三．一面镜子
《沙坪岁月》的编者刘鹤守老先生说这本回忆实录“不但如实叙述一段南开校史、一段抗战教育史，也再现了当时大后方社会和学界一隅的风貌”。纵览全书，此言甚为确当。这位也是当年南开学子的老先生在写下这段话后，随即把一个意味深长的也很有些令人难堪的问题置于教育界面前：“当年学府的冰清玉洁，是否可作为时下的一面镜子？”
的确，这所经历了抗战和内战时期全过程的中学，她所处环境的严峻是现在的学校难以想像的。但她的教育精神、教学活动、校园生活，还有本文没有提及但从书中若干当年学子回忆中可以见出的纯洁的师生关系，等等，都足以令当今教育界汗颜。但此处还是循着前面介绍的南开国文教学特点，把侧重点放在对当下语文教育的镜鉴作用上。
语文教学深陷困境，这是沉甸甸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石头。根子在工具主义教育理念上，问题反映在教材和教学这两大环节上。几年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就中学语文进行的大讨论已经相当深地触及到这两方面。但剖析揭露出来的问题几年过去并未见明显改善的迹象。我以为，培养目标服从于特定需要而排斥教育的超功利意义的狭隘教育理念仍然在起主导作用是问题关键所在。它至今制导着教材编选，由这种教育理念派生的教学目的、任务、方法、手段则作为巨大的惯性力量支配着一线教学活动。然而，教育理念尚未根本转变以及教材仍受制于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改善语文教学上就不可作为。人的因素是最活跃最具变数的，贯彻现有教育理念也好挑战它也罢，都要通过一线教师的教学过程来进行。语文教学走出困局的希望首先蕴藏在现有语文教师的努力之中。就在读《沙坪岁月》时，刚收到不久的《教师之友》杂志正以“那一代”为题就语文教学的问题展开讨论。我不认为这组文章把几位有声望有影响力的老教师作为当下语文教学问题的人格化代表是合适的，我也不认为语文教学的问题在现今几代语文教师中就集中表现在某一代身上，但尽管如此，由于几个原因，我仍然认为这组文章有不寻常的意义。一是几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投向了教师队伍这一教学活动的主体。二是他们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对当下语文教学的问题乃至灌注其间的教育理念有明晰认识。所揭示的诸问题，如果把这些原本有具体指向的问题从特定教师身上剥离出来，就问题本身看，其实触及的是我国语文教育的要害。如：知识背景缺憾、文学之美的缺席、泯灭参差多态的标准化倾向、自觉不自觉的跟风、作教材的奴隶、过分技术化的封闭式教学。第三，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挑战现状、改变现状的渴望，从这种渴望中可以迸发出教学改革的巨大动力。
三点归一，就是把眼光投向教师这一教学过程的主导因素。揭出的问题存在于教师队伍之中，解决问题要也还得靠这支队伍。拿教材来说，我国中学语文基本上是统编教材，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使中学语文教材在其本应具备的知识性、系统性、审美性方面严重先天不足；而一些歪曲历史、掩盖真相、粉饰太平之作屡屡进入课本，使教材或多或少带有反知识的性质和构造伪现实的性质。在教材本身存在这类带根本性问题的情况下，一线教师的独立思考和知识面十分重要。如果知识面狭窄，就只有对本身先天不足的教材亦步亦趋而无力给学生提供使其眼界开阔、心灵的丰沛的教育；如果缺乏对教材内容进行审视的独立精神，把遮蔽真相的趋时之作讲得天花乱坠，无论再怎么辛苦、再怎么认真，却辛辛苦苦、认认真真的加入了对学生的精神欺骗，实际上是对教师职责的背离。正是在这些方面，重庆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师提供了最重要的启示：忠实于育人的教育精神，忠实于国文教育的自身目标。所以南开不容许以平庸的作品和授课去浪费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更不容许拿趋炎附势的恶劣作品败坏学生、拿扭曲历史或现实的东西欺骗学生，而力求给学生提供最好的国文教育——这种真正的敬业精神在我国教育界本来并不缺乏，现在却似乎已经久违了。但没有这种以忠实于育人教育精神为内核的敬业精神，不论教学方法上怎么下工夫，都与真正的教育相去甚远。而我国曾经拥有的像重庆南开这样的学校，提示了回归真正教育的路径。
2004年3月
《沙坪岁月》刘鹤守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0月
来源：教师之友2004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