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Ｋ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 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Ｌ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点名“赵—振—开—”，还把“开”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说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 “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 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 “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 ——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为了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居然遭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绝前国家主席公子退饭票的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七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 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由四中几个学生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出身论》，是对“血统论”和“特权阶层”最彻底的批判，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遇罗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插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2）与我们高一（5）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锷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撮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2）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词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2）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5）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 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5）和高二（2）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总指挥是张育海。打仗先布阵——史康成和朗放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史康成骗腿上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仨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作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1969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
“分手的时候，
你对我说：
别这样，
我们还年轻，
生活的路还长。
你转身走去，
牵去了一盏星光。
星光伴着你，
消失在地平线上……”
很多年，一直有个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亲家。她告诉老人，她在等着张育海回来。
（十）
1965年，我刚进校门，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高二（2）成了全校的重点，那里出了个反动学生牟志京。这一心理伤害有如巨大的阴影，催人早熟，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从这阴影中跨出来。他生性乐观，思路敏捷且与众不同。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从不说套话的人。他高颧骨，宽鼻梁，专心倾听别人说话。我去过他家。那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亲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他有个可爱的妹妹。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不怎么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杀……”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四中几个在场的同学也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刘辉宣是我们班班长，因创作《红卫兵战歌》而一举成名。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每次合唱都会不断重复“滚他妈的蛋”，如空谷回声。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1967年 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18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1968年年底遇罗克被捕。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1975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18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他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在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知青下乡会使农民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减少，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惊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18岁的哲学家。”
那年冬天，北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笼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1970年2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