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广州火车站、汽车站，都在高负荷地运载大量农民工回乡，而这个浩大的工程今年来得特别早。“四川返乡农民工突破百万，灾区面临就业困境”，这样的报道在春节前不时见诸报端。

春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挂靠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调查队伍深入到贵州、湖南等地的农村。这支调查队由贺雪峰教授带队，一行15人，驻扎农村半个月，记录了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

农民返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回乡后他们做些什么？当地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政策支持？来年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又将如何？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贺雪峰说。

贺教授带队的这次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工返乡”后的农村。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贵州，湄潭县，某村。

李家院子里，一个满脸稚气、20出头、穿着时髦的小媳妇，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断翘首张望，听到外面有点响动就出来探探。

小媳妇打工时认识现在的丈夫，李家院子未来的主人，两人很快回家办了酒席，生了孩子。因为厂里不景气，夫妻俩在春节来临前，早早卷起铺盖回了家。

小媳妇虽然跟丈夫回了家，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打工梦”。小媳妇的丈夫从城里回来后，就跟着父亲在县里做电工，“学个一技之长，将来也不会没饭吃”，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她，打心底认为婚姻阻断了她由来已久的梦，她也不止一次提出离婚。

春节的临近，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平时不大跟长辈、邻里交往的小媳妇，对谁家有打工返乡的消息却特别灵，一有空就“奔”过去凑热闹了。

李家是村里的大户，到这辈却是单传，两公婆决心要把儿子留在身边，所以对小媳妇也百般顺从，万般讨好，“不然她早就走人了”。然而，小媳妇的心如磐石，“一定要出去打工”。

此时此刻，同村的小嫂子阿英却心情迥异。

当年在广东打工时，阿英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经常变换工作，有钱就花，还“耍”过不少男朋友。已经是两个孩子她妈的阿英，今年34岁，去年回家后，她与老实巴交的丈夫两人，安心种起了一亩五分田。说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点涟漪。“一方面，这个年龄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小女孩、小伙子比较好找；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顾，有老人和小孩，而且在农村比较自在，想做的时候就做，想赶场(赶集)的时候就去赶场”，她长叹一口气，“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发生在2009年新年前，贵州农村最为常见的一幕，同时也是发生在广大中国农村，返乡农民工较为普遍的场景。

1月13日晚，从贵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小组仍在缱绻思索，带队的教授贺雪峰长长舒了一口气，“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比“我们调查小组之前预想的有些不同”。他们一行15人的调查队伍，驻扎贵州、湖南农村半个月——他所在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对这次的调查煞费心思。

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记者：调查小组所到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贺雪峰：2009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到了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

聚合村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庄，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约一亩耕地，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之前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我们刚到村庄时，全村已有200多农民工返乡。在我们调查的半个月时间里，每天都有10～20个农民工返乡，到我们离开聚合村时，全村2000个外出务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节前的半个月才是农民工开始返乡的时间。

聚合村大量农民工返乡与金融危机有关。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村民都会与我们谈起金融危机，并事事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从访谈返乡农民工情况得知，聚合村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工厂倒闭，春节临近，农民工不再新找工作，而是先回家乡过完春节，再作打算；二是工厂订货不足，开工不满，之前需要加班生产以供出口的季节，现在变成淡季，农民工因为没有加班，报酬不高，不如请假回乡过个好春节，工厂也乐意农民工请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农民工，因为山西煤窑秩序整理而停矿数月，他们正在等待煤窑重新开放。

记者：现在最为担心的是大量农民工返乡后无法就业，形成社会上不稳定因素，您怎么看？

贺雪峰：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远未见底，200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更加多工厂的倒闭与开工不足，可能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而不得不返乡。聚合村有2000个村民在外务工，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可能更加严重。

与聚合村支书担忧相似的是，很多专家学者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社会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在2009年最低必须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不然中国的就业不足就可能带来一场灾难。也因此，国家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鼓励内需。甚至有意见说，现在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增加消费，多花钱。

记者：农民返乡后，他们靠什么生活？

贺雪峰：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使返乡农民发现，家乡的生活也还不错，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实不同。而按户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至少能够通过从土里“抱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线。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要理解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讨论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我们必须讨论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记者：农民工的返乡，对农村建设、内需拉动有什么作用？

贺雪峰：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只有通过拉动内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底线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

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大部分青年农民工比较乐观

记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贺雪峰：这正是我们一个有趣的发现，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情绪都比较乐观。

我们访问了20多位返乡农民工，超过35岁的返乡农民工，他们对春节后是否再外出务工，大都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这些已婚的年龄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首先被工厂裁员的。相反，聚合村20岁左右的年轻的农民工，都确定无疑地计划春节后即外出务工，他们相信可以找到工作，并且不难找到。

在工厂越来越依靠现代化生产线生产的条件下，外出务工农民的90%以上都是普工。只有诸如电焊、烹饪等少数工种需要一定技术含量，是所谓技术工。

普工则从事简单的劳动，是对耐心、体力和注意力的挑战。年轻人，一般体力较好，注意力集中，动作快捷而敏锐，可以长时间地做一件事情。因此，现代的生产线天然倾向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工厂若要裁员，一定是先裁年龄偏大的劳动力。

金融危机虽然会导致工厂倒闭和裁员，却只是影响了年纪偏大的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就业，而年轻的农民工却不大会被裁掉，及相对不担心找不到新的工作，虽然加班会减少，及工资可能降低。

打工无前途 回乡无意思

记者：这些返乡农民工怎么看待自己“打工”生活的前途？

贺雪峰：在聚合村调查，外出返乡农民工说“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生动而形象地表明了当前农民工的处境。“打工无前途”，是说外出打工，是吃青春饭，一般情况下，未结婚的年轻人在外打工，一月可以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但这个收入很快就会被花掉。调查访问的七八个未婚年轻人，外出务工多年几乎都没有什么积蓄，甚至有好几位仅是拿到当月发的工资作为全部积蓄回到家乡。进城务工农民想在城市结婚生子，买房安家，几乎不可能，也极少有人尝试。几乎所有外出务工农民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生子的家庭拖累，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待下去，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农村。

在外务工，既然没有前途，最重要的就是在回来之前，攒足在农村家中盖一栋房子的费用，而事实上，只有运气比较好且夫妻两个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户，才能盖起一栋比较像样的房子。

“打工无前途”是所有外出务工农民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尤其对年龄较大者有强烈涵义，因为年龄越大，工作越难找，工资越低，而家庭拖累却越大，他们不得不考虑何时返乡的问题，他们一直在进城和返乡之间犹豫。

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未婚青年来说，将来的前途暂时还不用考虑，打工收入比农村收入高，城市生活也比较热闹和有趣，他们还没有到在城乡之间作出决断的那一天。过好一天算一天，因为“回乡无意思”。年轻人理想主义多一点，浪漫多一点，爱情多一点，对未来的憧憬多一点，将来碰运气的可能性多一点。年轻人就难以在村里待久，待的时间一长，就会感到无意思，就不会安分守己。

记者：春节后，会有多少农民工返城？

贺雪峰：而对于年龄偏大的已婚村民，他们人生中的现实压力摆在那里，既然打工已经没有前途，返乡是最后目的地，他们就不是在强烈地体悟“返乡无意思”，而是在考虑如何返乡，何时返乡，返乡后可以再做些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当前金融危机导致工厂倒闭、裁员和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只是淘汰了年龄偏大的“普工”，而恰恰这些年龄偏大的“普工”早已在考虑是否返乡，他们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回到家乡，很快就可以融入到家乡的氛围，接受村庄生活的意义，他们适应于村庄的生产、生活和人情世界。

而那些觉得“回乡没意思”的年轻人，他们难以待在村庄中，他们却仍然可以进城务工，且他们一般都可以找到机会，虽然工资要低一点。

这样一来，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困难，及经济困难导致的就业矛盾，首先淘汰了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而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又恰恰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回乡的农民，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回到家乡，可以很快就适应家乡的生产和生活，再次成为(也许一直都是)家乡的一员。因为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可以回家且可以适应家乡的生产、生活，而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压力被吸收、消化，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因此就大大地降低。

明年或许会有完整政策出台

记者：当地政府对农民工有没有什么扶持政策？

贺雪峰：当地政府对返乡农民工非常关心，也积极为他们寻找就业的门路，首先，当地政府要求每个村每星期都要汇报返乡农民工最新近况。然后，我们所调查的村，收到政府补贴的400元钱，要求发放给最困难的农民工。

但这个问题，一时很难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明年或许会有些完整的政策出台。

记者：这些农民回家后，那些年长的农民工，没有社保，他们将来的收入全部靠一亩几分田，能好好生活吗？

贺雪峰：这就要考虑到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不是单个的，而是家庭两三代人收入的总和。现在最困难的家庭，应该是父母不能劳动，小孩还没成人的家庭，全靠中间一代人的收入。

在农村，普遍生育比较早，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他可以靠种田生活，他的孩子也已经成人，可以在外打工，也有收入，这样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还不算差。

目前，农村状况就是这样：年长的农民工没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能安心在家种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们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即使考不上大学，也能找到技术性学校就读，再不行打工也能有条出路。

贺雪峰简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基层民主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这个被称为“华中乡土派”的学者，是中国最重要的“三农”学者之一。

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中，贺雪峰是典型的少壮派，2001年，贺雪峰便成为了大学的一名教授，那时仅34岁。虽少壮，但他不激进。在多数人都鼓励农民进城，对农村城市化“唱好唱快”的时候，他却坚持“保守疗法”，将农村稳定起来。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11月，为进一步推进对“三农”国家重大问题的研究工作，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立，研究中心挂靠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