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杨玉圣先生厚爱，我12年前在北大完成的硕士论文《1947－1950年美国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看法》，被他编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论文文库》一书。翻开旧作，感慨良多。我想，如果把它按照现在的认识水平进行修改，就会面目全非，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不如保存其本来面目，除将年代改成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等极个别订正外，一字不差地呈现给读者。同时，根据今天对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学术规范的体会，为这篇论文写一段后记，作为对十几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回顾和反省。
此文的前身，是我1982年在牛津大学进修时的一篇英文作业。导师罗伯茨教授告诉我，美国政府不久前解密了一批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外交档案，载入《美国外交文件集》。他说，他在研究冷战史时，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40年代后期美国之所以卷入中国内战，显然是因为担心中国共产党上台会同苏联结盟。但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与中共并非敌对关系，中共与苏联关系并不密切。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就认为中共一定会亲苏反美？美国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又是什么？罗伯茨希望我就这个问题利用《美国外交文件集》等资料做一番研究。
我一头钻进去，竞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写出了这篇作业。交给罗伯茨后，他安排我在牛津做了平生第一次学术报告。英国《中国季刊》的主编获悉后，把论文要去，说要找人审阅，考虑是否发表。
我却坚决不同意考虑发表这篇文章。原因倒不是谦虚，而是有政治上的顾忌。虽然我自认为该文在政治立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翻译”过来的中文论文中，还是加上了几句更鲜明地表明政治立场的话），但有些材料是不该由我来公开的。在《美国外交文件集》里，记载了两件难以置信的事情。第一件是在1949年6月，美国驻北京总领事馆报告华盛顿说，有一中国人自称代表周恩来，透露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在对苏和对美政策上有分歧。第二个是在1950年1月，又有人自称代表华东地区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陈毅，约见美国驻上海的一位官员，说中共领导层围绕对苏政策发生了争论，而陈本人对苏联侵犯中国权益很不满意。这两项情报，都上报给了美国最高决策者，而且杜鲁门、艾奇逊本人都做出了反应。一些迹象表明，美国领导人当时真的相信（或者说希望）中共领导人有“亲美派”、“亲苏派”和“中间派”之分，而这种看法又影响了他们的对华政策。
无论这两件事情的真实性如何，美国官员把它们作为重要绝密情报来处理，直接在对策中反映出来，这是确定无疑的。作为外交史学者，应该知道，情报的真实性和它们所造成的后果是两码事。我在英文论文里提到了这两件事，以说明美国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看法在不断变化，并且一厢情愿地企图利用所谓“中共党内斗争”来离间中苏关系。但是，在西方学者尚未引用这些材料时，由我去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中首先披露，而且．不加以否认（我在当时没有证据去否认，只能凭我对中共党史的认识去判断其不合理性），岂不有“信谣传谣”之嫌？另一方面，如果我为了达到在西方刊物发表的目的，删去这些重要资料，如何向看过或者将要看到这些资料的学者交待？于是，唯一的办法是不在国外发表这篇论文。
一段时间以后，利用这几卷《美国外交文件集》研究中美关系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所谓周恩来和陈毅被认为是可能的“反苏派”，在1949－1950年试图与美国人建立秘密接触的说法，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更重要的是，后人的调查研究表明，上述两件事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共领导层内部在对美对苏政策上就有不同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此是后话。
我在中文硕士论文里，只字不提美国文件中有关周恩来和陈毅的绝密情报的事，是很自然的想法。本文摘要发表于1984年第8期《世界史研究动态》时，当然也没有加进去。然而，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删去这些“故事”是令人遗憾的，不得已的。今天在后记中补上一笔，算是暂时了却这桩心愿。
回过头来评价自己这篇文字，觉得其基本立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但也有一些不小的缺陷。首先，我当时虽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占有资料，但是缺乏一个重要的学术意识：应尊重和善于利用前人学术成果，在承认和恰当评价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再去提出自己的假设和结论。对于这点，我是在受到一位至令不知其姓名的西方学者的批评后才真正意识到的。不知何故，《中国季刊》的主编明知我不同意发表该篇文章，还是将它寄给有关评委去审阅。西方学术刊物的审阅方法，一般都采取“双向匿名制”，即评阅人不知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评阅人是谁，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偏见和人事矛盾。一位评阅人在审阅意见中尖锐地写道：在此文中，看不出作者是否读过某某和某某的有关专著。如果没有读过，又怎知自己写的是创见？把自己的看法同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相对照，才能说明自己写的文章是否有新意，是否值得发表。
我要永远感谢这位学者的批评，虽然他曾经使我暗中不平与羞赧。不平的是，我多年来所见的学术著述，有多少是真正符合学术规范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在一个不小的学术圈里，几乎已变成了事实上的规范（norm）。真正有创意的著作，究竟占多大比重？我自己后来写的东西没有几篇拿得出手，但其中的一些资料和观点，也多次发现被人不加任何说明地“借鉴”去，变成了别人的东酉。平心而论，我在撰写此文时，是仔细阅读过孔华润（Warren Cohen）、邹谠（Tang Tsou）等许多人的中美关系著述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当时似只有资中筠老师在一篇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论文中，涉及我所写的论题），更无抄袭之嫌。就1947—1950年美国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做过很深研究的，无论中文还是外文，我在当年确实没有发现。
暗中羞赧的是，我把第一手资料放在第一位，在读前人之述时，主要目的是从他们的著述中找材料，以补充自己资料的不足，而没有认真想过那位评阅人提出的学术规范问题，没有把前人成果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同时应该承认，我写这篇论文时的知识积累确实不多，在一定程度上用新鲜材料的充实，掩盖了背景知识的贫乏。如果我能在文章的开头即指出，关于我所研究的专题，是否已有专著发表，有哪些可供借鉴的观点，又有哪些我将加以反驳的意见，就能加重我的论文的分量。然而要写这样简单的几句话，需要看多少书，动多少脑筋！学海之深之宽，不正在于此吗？
从那以后我写文章，决不敢再拿出“开天辟地第一人”的架势。不论是写哪个论题，先要查看一下别人是如何论述的。有些课题，即便在中国还没有多少论著涉及，在国外恐怕早是“前人之述备矣”。明乎于此，写东西就谨慎得多了。虽然因此而速度大大降低，但每写一篇文字都收获甚丰，很少再有学术良心上的内疚。
其次需要检讨的是，此文过分强调美国在华外交官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看法，将主要观点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然后对美国对华政策加以评论。共实，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也好，对华政策也好，都是在华盛顿决定的。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外交权力也是有限的，上有总统，旁有国会，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诸多牵制。当然，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驻外使团能起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我因工作关系，与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接触很多，发现他们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决不像我十几年前想像的那么大。到华盛顿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和国会去过几次，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开始有了一点感性认识。看看这篇论文，在美国对中苏关系看法的宏观环境方面，实在着墨太少。如果今天来重写，整篇文章需要调整结构，突出宏观分析。
第三点需要反思的是，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错误，当年美国的一些决策者和政治分析家对中苏关系的判断，是有其深邃和远见之处的，而我在论文中，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一概加以否定和批判。例如，乔治·凯南等人认为，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纽带不足以维护一种紧密的同盟关系；中俄之间有历史冲突，中国共产党人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不会接受苏联的控制；斯大林不会为援助中国而慷慨解囊，即使援助也要以牺牲中国的某些主权和利益为代价。对比起在1949－1950年许多人预言中国将成为苏联永久的“附庸”，又有人把中苏关系说成“牢不可破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凯南等人的预见，不是更为准确吗？又如，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预言中苏在12年后才会分裂；他还说过，苏联经过22年的时间（1927－1949），才使自已的影响回到中回，美国要使对华关系恢复，也许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回顾历史，不能不承认，艾奇逊简直称得上料事如神——尽管我们也可以说他只是像算命先生一样，偶然蒙对了。
我第一次阅读美国外交文件时，心灵被深深地刺痛了；美国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带着令人气愤的对东方民族的偏见、无知，以及西方人典型的傲慢和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即使是那些“中国通”和被我们确认为“友好人士’的人，也少有例外。这篇论文中表达的民族情绪（不是指某些意识形态术语），确实是有感而发。经过这些年，我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都对美国和中美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从官方到民间）总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尊重、理解中国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中国在外国的形象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距？两大民族的思想沟通为何如此困难？这不是在一两篇论文里能说清的事情。重要而应当意识到的是，感情冲动不能代替理性思考，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严肃的学术探讨。
此篇论文最后一部分的标题为“错在哪里”，是试图找出美国为何错误判断了中苏关系和制订了错误的对华政策，从理论上“拔高”－步。而在我今天看来，这是整篇文章中最无价值最不可取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民族感情来代替缜密的学术推理。这是又一点值得反思的。本来，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判断就不是完全失当。至于指出美同对华政策的错误，这是所有学过一点历史的中国人都会做出的判断。从政治上可以说，除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等个别行为以外，20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都是错误的，将来无论怎样做，其大方向也会永远错下去，需要我们不断地批判和斗争。即使是对于尼克松访华，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注意：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的，不是来提携中国的；因此他做的某些事情可能是对的（即符合中国愿望的），但究其动机还是错的。既然美国政策总是错误的，我们对它进行批判就总是正确而必要的。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决不能忽略这一点。
不过，做出价值判断，大概是人类一切智能活动中最简单的一种（在另一知识层面上说，又可能是最困难的一种）。在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研究中，翻出一堆材料，指出美国政府政策的错误，恐怕是相对来说最容易走通的一条路子。然而一个外交史学者或政治学者将自已区别于政治家、官员和其他人的地方，不在于自己能更好地确定政治立场的正确与错误，或者能提出更好的政策选择，而在于应该能够在“客观事实是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问题上有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可能进而由此预测“未来大概如何”。反观我这篇论文，在披露事实“是什么”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所做的“为何如此”的理论分析是基本失败的。失败原因，首先在于我想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错在哪里”，而不是其政策“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最后一个检讨，是本文注释的不规范。其实回想起来，我倒不是完全缺乏注释规范化的意识，而是不知道中文学术著作的参考书目和注解应当怎样才算符合规范。直到今天，不要说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刊物对注释、参考书目的写法（比如在注释里所引作者的名字、著作名称、出版社或刊物名称、发表年代等等的顺序）要求不同，就是同一刊物，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也不少。看起来这些是小问题，其实是代表着一位学者、一个学术刊物或出版社的严谨程度。
在写后记时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有勇气批判自己，说明学问上已经多了几点体会，增加了一点自信。客观上的学术环境也大大地改善了，使人们得以比十几年前更坦诚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对中美、中苏关系历史细节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方面公开的资料。近年来，前苏联的历史档案也公布了不少。比起十几年前，学者们对中方材料的运用还只能用“有所进展”来形容，基本状况没有改观。近年来确有一些中外关系方面的新鲜材料抛出，但是能够使用中方第一手材料的人，或者是掌握某种并不对其他人开放的关系、门路，或者本人是档案文献工作者。运用不公开的档案做学术文章，想要符合学术规范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其他人可以核对所引材料的出处，这些有资格掌握材料的研究者同其他人之间就谈不上学术平等，更不能使用同一公平的批评尺度。至于注释等等项目的规范，当然谈不上。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遗憾还会继续。一方面，我们期待客观条件的进步；另一方面，决不放弃自身修养的提高。再过十几年回顾今天，该会有另一番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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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关系的看法和美国对华政策》一文的后记。发表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法学卷（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