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而和谐的社会，令人肃然起敬。确立这么一个目标，比起原来的口号，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面临的制度障碍要大得多，因而特别艰难，也特别令人称许。

由于一些先天，后天的原因，以及许多制度上的缺陷，一部分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比其他人更容易致富。首先，人群中总有人或智力不凡，或体力超群，或毅力过人，自强不息，只要有发挥的机会，必然出类拔萃。其中又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能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及时把握商机，创造财富，扩大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无人替代。获得较高的收入靠的是自己的努力，魄力，和本事，自然令人口服心服。

其次，总有人或生活于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的地方，或位于有舟楫交通之利的口岸，财源滚滚，商机无限。大部分人生活于地理条件一般的地域，甚至陷于深山老林或戈壁沙漠之中。比起前者的容易致富，后者只能自叹老天在规划地球时的考虑欠周。

再次，人群中总有人家庭条件比别人优越，父母不是有权有势，就是有钱有财。所以，他们自然较别人更能得到充沛的营养，闪光的学历，和居高临下的舒适工作。一般人只能怪上帝没让自己投胎于好的父母。

最后，社会制度中存在种种不完善，不平等之处，不但使贪官污吏，骗子奸商得以侵吞民脂民膏，大发不义之财，而且使一些群体凌驾于另一些群体之上，享有法律，制度，或政策上的特权。前三种先致富的途径，不会引起人们的仇恨，要怪只怪上帝的不公。唯有最后一种途径，不但令人憎恨，也最容易激起人们内心的不平，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

话又说回来。上述四种先富起来的人群，在今天的中国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人的收入虽然比起改革前要好得多，但是离开小康水平还有不小的距离。其中不少生活于农村和边疆，靠农牧业谋生的人口，如果没有快速的改革措施跟上，他们的收入甚至可能日益恶化。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几尼系数现在已经偏高，如果贫困人口由于制度性的原因继续被边缘化，则最近由巴黎蔓延至全国的法国社会骚动，便会是前车之鉴，也是大家最不想见到的情势。

由此看，着眼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相对于改革前普遍贫困，普遍愚昧的状态来说，是伟大的进步。可是，平心而论，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算难。只要政府放弃绝对平均主义的强制性措施，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市场条件下自然的结果必定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甚至可以富得冒油。

可是，要实现全面小康而和谐的社会，我想特别强调个’难’字。由以上分析看出，四种首先致富的途径，要么常人难以企及，要么受地理或家庭环境的限制，难以复制。最后一种致富途径，更是大家义愤填膺想要根除的目标。

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出中国几十倍，却能维持比中国更低的几尼系数，并能在经济景气期和萧条期（后者才是真正的考验）都能保持社会稳定，令人起敬。他们的主要经验可归结为如下三点。首先，政府真正退出竞争性领域，坚持市场导向，确保人民的产权，保护发明创造，鼓励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透明交易，使要素实现自身最高价值。

第二，承认市场对公共财和有外部性的产品的提供必然失灵，政府通过税收调节，勇于承担市场无法承担的责任。那些因地理环境或家庭环境的原因起点较低，面临种种困难的人口，政府通过税收帮助他们获得更为平等的竞争机会。具体措施有，向城乡贫困人口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和补贴的公共医疗服务，投资改善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交通，通讯，水，电供应等。

第三，通过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参政，舆论自由，司法独立，以法治国，减少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

这三点，中国远远没有作到。由于篇幅，仅以农民增收如此艰难为例，看看现行制度如何妨碍农民普遍致富。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随着城市化由点及面向全国推进，受益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的土地因转化为工业，住宅，道路等用地而价值大增。作为所有者，农民获得充分补偿，顺利融入城市。可是，在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并不准买卖的中国，农民却成为圈地对象，失去土地而又没有启动资本的农民，无以融入城市。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很早起便遍及农村和城市贫民，基于鼓励要素流动的原则，城市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农村人口通过教育，获得技能和信心，眼界大开，不但愿意流出农村，也有本事在城市留下。中国的农村教育既不普及，质量又差，大部分农村人口很难在农村之外谋生。加上城市户籍制度和其他繁多的政策性歧视，即使已经流出的农民，在将青春岁月贡献给城市后，大多挥泪而去；即使留下，面临子女无法享受义务教育，家眷无法团聚的制度困境，往往成为城市贫民新的来源。重返农村的民工，势必和本村人口争夺土地，结果人均土地持续下降，每户的经营规模持续缩小。加上农产品价格很少上涨，生产资料却说涨就涨。叫农民如何致富？农民是人口的多数，如果他们普遍贫穷，而且因制度性原因被长期边缘化，全面小康自然成为空话。结论是，没有较大幅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障碍必然难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