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互联网对社会领域影响的研究中，提出网络生态的概念，可以加深对互联网所引发的社会变革的理解和认识。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网络生态危机凸现出来，网络生态治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网络生态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面临重大挑战，网络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网络舆论中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网络生态中还存在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许多问题。加强对网络运行与信息安全的维护，防范网络突发事件肆意蔓延，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引导，管控好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问题，是加强中国网络生态治理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生态学；网络生态；网络生态治理
中国在成为网络大国的过程中，由于网络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中国社会领域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加之中国在诸多网络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导致中国网络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甚至可以说存在较强的网络生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认清中国网络生态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理，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网络生态：从生态学视角对网络系统的考察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一门科学。1866年，德国学者海克尔（E. H. Haeckel）最早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概念。1869年，他对生态学（Ecology）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生态学是指一种知识体系，它关注自然的经济学——对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所有关系的调查，首先包括与那些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动物和植物的友善和有害的关系——简言之，生态学就是对被达尔文称为生存斗争条件的所有复杂相互关系的研究。”
[1]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阿萨（Andrewartha）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的分布与维度的科学，其强调对种群动态的研究。[2]
后来，生态学从原来的生物学范畴延伸到社会学领域，从对自然生态的关怀转向对社会生态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ugene P. Odum) 进一步发展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并从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等方面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奥德姆等著《生态学基础》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生态学的形成。[3] 20世纪70年代，“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全世界开展，这标志生态学进入现代生态学阶段。现代生态学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了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了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1970年，美国生态学家梅利·卜泉（Murray Bookchin）出版了《丰裕时代的无政府主义》（“Post-scarcity
Anarchism”）一书，提出“社会生态学”概念，他全面阐释了社会生态的思想，分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制造了不平衡，不单只在大自然里，更深远地在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人类在他的社会造成的不平衡，是他在大自然造成的不平衡的原因。” [4]
在生态学发展的过程中，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已经不仅局限于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了许多交叉学科。特别重要的是，生态学逐渐与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崭新的交叉学科,如信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和网络生态学等。1998年4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首次将网络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网络生态成为研究热点。
中国学者对网络生态的研究非常重视。1998年，田征宇在《网络生态》一文中首先提出“网络生态”一词，[5] 但是并没有具体阐述什么是网络生态系统。2000年，张庆峰提出了网络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影响网络发展的其他社会系统构成了网络发展的生态环境，网络与网络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便形成了网络生态。”“正如人与自然环境构成了生物生态系统，网络与网络生态环境构成网络生态系统。” [6]
在互联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网络上的行为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各行为体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就如同一个虚拟生态圈。围绕网络展开的人类行为的各个子系统，例如：信息系统、能量系统、交易系统、文娱系统等等，都是这个生态圈的子系统，并且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样，网络生态系统就形成了。网络生态作为一个系统，不仅包括这一系统的行为主体、物理要素和技术手段，还包括这一系统的信息要素和制度规范。可以说，网络生态系统是网络内环境和外环境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有机整体。内环境主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行为主体、网络信息资源、网络法规制度等要素；外环境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外部大环境。
网络生态这一概念目前在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一般认为，网络生态是在网络技术与其应用服务所构建的开放网络环境中，代表着生物成分的主体(如人与组织)与代表着非生物成分的资源(如信息)之间相互作用、竞争合作、动态发展、共同演化的开放系统。
概括而言，网络生态是指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网络行为主体与网络软硬件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与现实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虚拟生态圈。而网络生态治理就是指将治理理论运用到网络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发挥网络生态中多种行为主体的治理作用，通过对网络生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商对话、合作互助、控制引导，共同建设互联互通、共治共享的网络生态环境的过程。
随着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其超出了原有的工具理性，特别是网络生态的去中心化对人的主体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信息污染、网络信息侵犯、网络信息分布不均匀、网络信息膨胀等问题不断产生,由此开始产生了网络生态危机，导致网络生态治理成为当务之急。
二、中国网络生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在获取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的过程中，网络生态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挑战。这此问题和挑战严重影响了中国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并对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等领域都产生着很大的威胁，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1．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当前，中国网络上的安全缺陷和漏洞非常多，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始得到应用，相关数据和用户信息泄露风险非常严重，这使得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非常突出。
中国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网络安全是指要保护好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以及网络系统中的数据信息，使其不因偶然因素、恶意因素或其他不可预知因素而遭受破坏、篡改或泄露，从而保证网络系统能够正常可靠地连续运行。网络安全威胁主要包括两类：渗入威胁和植入威胁。渗入威胁主要有：假冒、旁路控制、授权侵犯等；植入威胁主要有：特洛伊木马、陷门等。从现实情况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网站遭受网络攻击的情况十分普遍，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十分严重。目前，大多数网络攻击针对的是中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通信、电力、金融和国防等领域的网络设施与网络信息。随着“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一些网络病毒和木马在互联网上的活动非常猖獗，并很快向工业网络、系统、设备进行渗透。这些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着经济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国信息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在互联网广泛运用的过程中，各种恶意程序、钓鱼和欺诈软件高速增长，黑客攻击和大规模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网络侵权与网络犯罪等行为严重危及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不断受到挑战。同时，网络空间中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基本道德的淫秽色情信息，以及暴力恐怖和其他涉嫌犯罪活动的信息非常多。而中国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较弱，对引进的国外设备和软件缺乏有效的管理与技术改造，同时，通讯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自主创新产品不能满足需求。这导致中国的网络很容易被窃听、被干扰、被监视和被攻击，从而使得网络安全极为脆弱。
2．网络突发事件频繁发生
在中国网络生态系统中，从20世纪初开始，网络突发事件经常发生。例如：孙志刚事件（2003年）、“我爸是李刚”事件（2010年）、郭美美事件（2011-2014年）、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2015年）、魏则西事件（2016年）、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2017年）、范冰冰“逃税门”事件（2018年），等等，这样的网络突发事件频繁爆发，经常在网络空间中产生极具轰动性和戏剧性的影响，并对现实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力，甚至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都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威胁。网络突发事件经常性发生，成为中国网络生态系统的一大特色。
尽管网络突发事件首先是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但是，其爆发、发展及后果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表现出很强的线上线下的同一性。网络突发事件往往由一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突发性网络舆情引爆，网络舆情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网络突发事件的演变过程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说，网络突发事件往往成为社会危机的先兆和前奏，或充当引发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一旦对网络突发事件处置不当或者不及时，网络突发事件就可能从网上转到网下，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危机。因而，网络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也必然增加。对于网络突发事件，必须及时妥善予以处置，同时，要注重提升党和政府以及企业应对网络突发事件和防控社会危机的能力。
3．网络舆论中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渠道的复杂性，实施对网络信息的全面管控存在很大难度，并且，由于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也难以对网络舆论传播进行严格控制。再加上，各种不同性质的网络媒体和各种不同形态的媒体所组成的媒体结构体系极为庞杂，不可能将它们全部纳入监管体系之中。互联网作为划时代的信息传播工具，导致信息传播的形式正在进行革命性变化。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的下移以及话语权的分散，使得网络舆论变得日益多元化。当前，网络舆论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从精英阶层设置议程、构成关键少数，发展为大众话语权、平民话语权，并出现了贬斥精英的反智倾向。这导致对网络舆论的监管存在非常多的难题，也使得网络舆论场域存在不少问题。
当前，中国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网络舆论已经成长为了一种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在网络舆论作为独立舆论力量的强势地位不断显现的过程中，网络舆论领域的问题也变得非常突出。在互联网环境中出现的新媒体（比如：微信、微博、直播平台、视频网站，等等）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其特点是直接直观、高效便捷、互动性好，这跟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以微信为例，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微信在中国网络社交领域形成了独霸天下的局面，许多网民不断从其他社交平台向微信转移，微信不仅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受到网民广泛欢迎，而且也日益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在使用微信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网民讨论公共事务和公共议题，更推动了网络舆论多元化环境的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监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十分重要。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7]当前，要明确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职责，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提高网络舆论的引导效能。
4．网络生态中存在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许多问题
从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互联网领域难以抵御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也很容易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平台。国际社会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应当予以关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中出现了许多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事件，例如：在中东和北非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中，网络动员或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恐怖主义和邪教组织在互联网上的活动非常猖獗；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网络信息战严重威胁着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安全。[8]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领土、领海、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变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各种社会思潮、各种意识形态在网络上都有表现，国外敌对势力也把网络作为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阵地。由于互联网具有非常显著的开放性，各种社会思潮很容易把网络作为自己的传播平台，并能产生很强的社会影响，这样，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就以互联网为传播平台，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之，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获取的便捷性，网络用户的文化需求出现了很强的多元化特征，西方国文化产品在中国很容易得到广泛传播，西方国家也很容易把它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包裹在它们的文化产品之中，这自然也强烈冲击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利用网络进行活动，其危害性大大增强。国际恐怖主义借助网络形成了网络恐怖主义，这种网络恐怖主义是传统恐怖主义的新变种，它往往与传统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极端宗教势力经常借用网络进行宗教极端思想宣传，并利用网络招募和训练这些极端份子。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也非常注重利用网络展开活动。借助于网络展开活动，这三股势力对中国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不可小觑。
三、中国网络生态问题的治理之策
尽管互联网在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其在中国的大规模使用只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间并不长。这样，各类网络行为主体对互联网的使用仍处于探索之中，关于网络使用的制度设置、伦理规范非常不完善，网络生态环境中存在许多灰色地带。因此，加强网络生态治理非常重要。
1．加强对网络运行与信息安全的维护
为了保证网络运行安全，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必须提高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意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网络安全防范，保护网络数据和网络信息的安全性。网络运行与信息安全的一般性防护措施包括安装防火墙，运用口令保护，进行数据加密等。任何单位和用户都有责任切实维护网络设施安全、网络服务安全和网络系统安全。
近几年，中国提出了“一体两翼，双轮驱动”的网络强国战略，网络生态治理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其宗旨在于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2016年12月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作为指导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文件，阐明了关于网络空间发展和安全保障的重大立场和基本主张，并提出了中国网络安全的战略任务和战略设想。
针对中国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较为薄弱的问题，应把网络安全技术列入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规划，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不断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要建立网络安全技术研发机制，设立网络安全研发专项基金，扶持重点网络安全技术产业。同时，要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互联网国际治理体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确保网络信息既自由流动又安全有序。
2．防范网络突发事件肆意蔓延
当前，中国政府要完全消除网络突发事件的发生是不可能的，但是减少或化解网络突发事件则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网络突发事件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应对网络突发事件，很难象其他突发事件一样，根据发生时的影响范围、规模大小和严重程度进行量化与分级，并以此确定应急响应方案。网络突发事件与现实生活中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有很大的不同，制定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网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当前需要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应建立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提高处理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网络舆情预警系统，及时掌握网络舆论的动向；一旦发生类似事件，必须即时回应或处置。地方政府需要贯彻公开透明、及时处理、疏导为主的基本原则，并从完善立法、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和采用舆情监控技术手段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为有效化解网络突发事件，要深化社会管理方式改革，建立以商谈、对话、讨论为主要形式的协商机制，有效化解多元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3．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引导
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凭借单一主体和单一手段必然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必须动员党、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让它们发挥各自优势，只要形成协同效应，就能够推动网络舆论场域的和谐有序发展，实现引导网络舆论的目标。
网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双向交互，受众可以随时发表观点和看法。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一定会掌握网络舆论的特征，并善于运用网民能够接受的语言，以便及时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有效引导网络舆论。要认识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和社会舆论的生成环境都在发生变化，这需要我们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采用新方法和新手段。要注重培养网络舆论中的“意见领袖”，通过“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舆论，使网络舆论保持理性和客观。
要促进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重视推进“融媒体”的发展。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民众作为信息接受者的角色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他们正日益由单向的接受者变成接受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同时，他们接受信息的习惯与渠道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这样，要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能力，就必须促进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特别是要重视推进“融媒体”的发展。在新兴媒体的重大冲击和社会舆论格局重塑的进程中，推进“融媒体”建设是加强对社会舆论，特别是对网络舆论引导与监管工作的重要路径。
主流媒体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推进器，历来都是党和国家传播的主阵地，在当前的社会舆论引导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传统主流媒体要更好地发挥这种舆论引导作用，必须顺应互联网兴起所形成的重大冲击和变革。“融媒体”可以有效整合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不同类型的媒体，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目标。当前，不断推进“融媒体”的发展，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途径，并运用各种新形式和新渠道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必要。在加强主流媒体的融媒体建设过程中，要特别重视运用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微视频等）以及各种网络技术，借助图像、视频、动漫等多种表达方式，变单一化的文字传播为立体化图、文、音、像等方式的传播，尽可能创造出适合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形式，不断提高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吸引力。
当然，加强“融媒体”建设，并不能忽视传统媒体的发展，也不是要否定传统媒体在社会舆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党报党刊和其他党所控制的媒体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工作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党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即便是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也仍然需要发挥这些传统媒体的优势。特别是针对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影响大的热点问题，传统媒体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4．管控好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问题
要牢固树立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意识，提高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有些人企图让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变量。” [9]2019年1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应加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深化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变化与新特征的理解，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在网络中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形成主要负责领导亲自抓、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
要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利用网络平台展开活动。以防范网络恐怖主义为例，就应提出反网络恐怖主义的宏观战略规划，加强反网络恐怖主义在政策、程序与标准方面的立法；建立跨平台层次防御系统，对恐怖分子可能采用的系统和服务器漏洞攻击、移动设备攻击、恶意代码感染等途径严密监测；打造反网络恐怖主义的网状联动结构，提高全球反网络恐怖主义的合作效率，共同维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10]对于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一定要通过制度规范、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等多种途径，铲除其利用网络进行活动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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