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很多，主要有网络政治表达、网络政治监督、网络政治结社和网络政治动员等几种形式。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参与形态的分裂性、参与目标的复杂性、参与过程线上线下的联动性等特征。中国网络政治参与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凸显了大众政治的重要作用；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和紧张情绪，增强政治系统的弹性和柔韧性；有助于塑造新型政治文化，推动中国政治发展。
[关键词] 网络政治；网络民主；网络政治参与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中国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变得越来越普遍。网络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以互联网为媒介而展开的试图影响政治系统的网络政治表达、网络政治监督、网络政治结社和网络政治动员等行为。这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中国公民获得了新的政治参与机会，缓解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加剧造成的政治参与急剧增加的需求，对中国政治变革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
互联网的兴起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形式。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网络政治表达、网络政治监督、网络政治结社和网络政治动员等。
（一）网络政治表达
广义的说，政治表达的手段包括：政治集会、政治请援、政治言论等。这里，我们从较为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网络政治表达，以免与后面论及的网络政治监督、网络政治结社和网络政治动员等形式重复。网络政治表达就是，公民通过网络言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从而影响政治系统的行为。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的手段与方式方面完全不同，互联网的出现为普通公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表达空间，使普通公民的政治表达意愿能够非常顺利的实现，这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这样，网络政治表达就变得非常普遍而且平常，从而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网络政治表达既有个人意愿的表达，也有集体意愿的表达。尽管普通网民个人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有时可能会引起政府官员或者权力部门的重视，从而对政府行为或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但是，大多数时候，普通公民个人的政治表达很难引起政府官员或者政府部门的重视。因而，要使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政治意愿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仅仅有个人意愿的表达是不够的，必须使个人政治意愿转化为集体意愿，形成网络舆论；通过网络舆论，网民意愿才更容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也才更容易对政府行为或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可以认为，网络舆论是网络政治表达转化为对政府行为或公共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的重要中间环节。
近年来，中国网民规模迅速壮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1]在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网络已经成为积聚社情民意、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阵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舆论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传统社会舆论之外，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形态——网络舆论兴起，并开始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网络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而纸媒的影响力则出现了明显下滑。可以说，网络舆论场已经成长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舆论场。
在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网络突发事件中，例如：茂名PX群体性事件(2014年)、释永信事件（2015年）、雷洋事件（2016），等等，由于网民的广泛关注、转发、评论，以及以其他方式广泛进行参与，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网络舆论，并对政治系统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从而有效影响了政府行为或公共决策。这样，网络政治表达对政治系统的影响明显增强，从而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
（二）网络政治监督
互联网为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监督提供了重要平台。网络政治监督表现出明显的快捷方便、透明度高、安全性强、参与广泛等特征，能够在政治监督方面，特别是在反腐败过程中发挥有效功能。网络政治监督能使普通公民非常方便快捷地参与到政治监督过程中来，变“少数的监督”为“多数的监督”；同时，也使政治监督摆脱传统“精英监督精英”的困境，为“大众监督精英”提供了平台。
近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网络政治监督的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2]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要“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3]
网络政治监督的方式主要有网络举报、网络曝光、网络舆论监督和网络问政。一是网络举报。当前，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都设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各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要位置推出了“欢迎监督，如实举报”的“网络监督专区”。网民能够非常方便地通过这些平台对党政干部的违规违纪或者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举报。二是网络曝光。近年来，许多网民利用网络平台，例如：网络论坛、QQ、博客、微博、微信等，曝光了不少社会问题或腐败现象，一些事件引起了社会和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三是网络舆论监督。一些社会问题或腐败现象被揭露后，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纪检监察部门采取行动，并进行及时处理。四是网络问政。网络问政增强了党政机关工作的透明度，拉近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使网民通过互联网能够很便捷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应当明确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网络政治监督只是一种间接监督形式，这种作用要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在通过网络暴露这些问题后，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及时介入，并进行处理，这样，网络政治监督才能切切实实落到实处，对实际腐败治理起到作用。当然，退一步说，网络政治监督对于政治监督的舆论氛围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拉近或加强了普通公民与实际监督部门的联系，对于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可以起到警醒和威慑作用，对于预防腐败能够发挥重要影响。
（三）网络政治结社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公民结社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其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网络结社，因而网络社团随之大量产生。网络社团就是网民为了一定的共同利益通过网络聊天室、网络论坛、QQ、邮件群、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介进行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集合体。网络社团可视之为公民结社权实现的一种新形式，具有一定的政治蕴含意义。大量网络社团的出现，使得在现实社会中缺乏社会组织联接的、日趋原子化的个人在网络社会中奇迹般地重新组织起来了，它明显不是传统的实体化的社会组织形态，但却与传统的社会组织有着相近或类似的功能与作用，能够将跨地域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进行集中、统一和协调。[4]
网络社团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一是邮件群、QQ群、微信群等。只要是网民，一般都会加入一些QQ群或者微信群，绝大多数网民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加入的是一种网络社团，但这种形式事实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网络社团的特征。而且，很多网友还可能会参加邮件群、QQ群、微信群等组织的线下活动，这样，其准社会组织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二是利用网络发起的志愿服务组织或公益性活动组织。这类组织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联络或动员，能够迅速招募到大量志愿者，或者筹集到大量资金，从而达到组建者原初的目的。三是在网络论坛基础上形成的虚拟社区，或以网络意见领袖的博客、微博为核心形成的大量粉丝聚集群。与上述两种形式比较，这种形式相对更加松散，但是，这种形式也具有一定的组织化特征，在特定情境下，这些粉丝也能产生很强的聚积能量，并展开集体行动。
这些网络社团与传统的社会组织或传统的社团组织相比，灵活性非常强。网络社团组织起来非常方便，几乎不受地域限制，成员也大多没有身份限制，使得网民的结社空间大大扩展。网络社团的策划组织多是个人行为，网络社团的成员多是非正式身份，不少人不愿意表露真实身份，成员关系相对松散，并且网络社团对成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较低。网络社团的建立一般比较随意，不少网络社团没有明确的章程和宗旨，有些网络社团只是因为临时的某一问题而设立，一旦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网络社团就可能随时解散。
尽管如此，网络社团还是具有一些准社会组织的功能和特征，例如，网络社团是为着一定目的而设立的、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相对固定的成员和活动方式等，因而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准社会组织。这种准社会组织的运转往往是基于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而形成的，成员之间会经常沟通交流，分享信息，相互学习；由于有共同的经历、兴趣或爱好，其成员之间往往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会经常进行沟通交流，并开展集体活动。中国现有制度环境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从而使中国公民的结社行为受到很大约束。网络结社作为一种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结社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公民实现结社意愿的重要方式。
（四）网络政治动员
互联网不仅是网民之间交流、沟通和组织的平台，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工具。网络政治动员是指政治主体在网络空间内通过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来调动政治能量，从而实现政治目的的行为过程。[5]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网络政治动员正变得十分普遍，从而导致政治动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网络政治动员与传统政治动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传统政治动员一般只有政治领袖或政治精英才能发起，他们需要通过大型的政治机构或政治组织进行发动；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政治动员已经不是政治领袖或政治精英开展政治活动的专用手段了，普通公民不凭借任何大型的政治机构或政治组织，仅仅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发起政治动员，从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集体行动。
当前，由于网络政治动员的广泛兴起，使得社会权力场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不论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公民，都开始非常重视运用网络政治动员手段，而且，他们通过网络政治动员手段来积聚政治力量和开展集体行动的方式也在不断完善和提高。当然，由于传统政治动员手段受到诸多限制，普通公民更倾向于采用网络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通过网络政治动员展开集体行动的起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不公、社会失范、政治腐败、娱乐恶搞等。这种动员行动一般由特定的突发事件引发，蕴含象征意义的典型突发事件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或者文化传统如果存在契合关系，就非常容易激发网民的集体认同，从而使得网络政治动员能够得以展开。
网络政治动员促成的集体行动可分为在线集体行动和线下集体行动。第一种表现为大规模声援或抗议性的网络签名、网络请愿、网络投票或网络围观等。第二种表现为通过网络政治动员，被动员起来的网民在现实生活空间中展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6]网络政治动员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在于，通过网络政治动员，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积聚开展集体行动的各种人力和物质资源，从而瞬间引发大规模的线下集体行动。也就是说，网络政治动员极有可能从网络空间转变到现实空间，很多被动员起来的参与者的虚拟出场会转变为现实出场，出现线上线下的联动性，使虚拟的集体行动转变为现实的集体行动。
当前，在微信兴起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同时，网民出现了从其他网络平台（包括网络论坛、QQ、微博等）向微信转移的现象，从而使得微信成为网络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微信用户量暴增。2017年3月，腾讯公布 2016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报告显示，2016年，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8.89亿，比上年同期增长28%。[7]在最近两三年间发生的许多网络突发事件中，通过微信进行网络政治动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由此导致网络政治动员过程中线上线下的互动更加密切，从而推动事态不断扩大，并产生非常巨大的社会冲击力。
二、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
与传统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当前，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参与形态的分裂性、参与目标的复杂性、参与过程线上线下的联动性等特征。
（一）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网络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导致网络社会中思想与行为的复杂性，使得网络社会系统中存在明显的对立与分裂。网络参与主体在网络社会活动中的平等并不能抹杀各类网络参与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网络参与主体虽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但其实仍然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这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与不平等也会在网络社会中表现出来。
现实社会的分裂与不平等较为明显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按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组成。[8] 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度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并使社会阶层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开始出现，社会流动减弱，正在削弱社会活力，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第二，贫富悬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贫富悬殊也在不断加剧。市场经济带来的“马太效应”使贫富悬殊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等因素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因素，而分配制度上存在的缺陷以及曾经出现的大规模腐败现象也加剧了贫富悬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5到199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89、0.375、0.379、0.386、0.397。[9]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2012年到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10]可见，尽管最近几年中国贫富悬殊的趋势减缓，但这一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贫富悬殊过大，可能破坏社会秩序，并危及社会稳定。
第三，体制内与体制外割裂。体制内往往指工作在党政机关、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能够享受丰厚的社会福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一些体制内的人还可以依靠一些特权获得稳定的其他利益。其他人就被称之为生活在体制外，缺少社会福利，没有社会保障。当然，体制内外的差异并非完全绝对的，因为同在体制内或者同在体制外，可能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与看法也存在很大不同。但是，一定程度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异完全是由制度设计不当造成的，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包括子女入学、买车买房等方面的制度，从而形成这两类人的割裂与对立。这导致一些体制外的人存在反体制的倾向，并经常在网络上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懑情绪。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贫富悬殊严重以及体制与体制外割裂，导致网络参与主体呈现明显的多元性特征。不同的网络参与主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表达风格、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因而，在网络参与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二）网络政治参与形态的分裂性
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形态的分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合规性和非合规性；政府主导性和非政府主导性。
第一，关于合规性网络政治参与和非合规性网络政治参与。是否合规就是指网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是否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规则制度以及自律性组织制定的行为准则。依据这一标准，很容易发现，有些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合规的，有些则不合规；而且，越是规模大、影响强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越有可能不合规，甚至可能触犯国家法律，招致相关部门干预。可以说，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绝大多数泄愤型网络突发事件和抗争性网络突发事件都是非合规性网络政治参与。[11]
第二，关于政府主导性网络政治参与和非政府主导性网络政治参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子政务和网络政府建设迅速发展，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取得很大进展，这为政府主导性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非政府控制的网站数量迅猛增长，公民的言论自由与话语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从而使得非政府主导性网络政治参与也存在广泛的空间，这就为中国近年来不断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提供了新的渠道。事实上，尽管中国政府力图主导网络政治参与，但非政府主导性网络政治参与仍然规模巨大，经常出现，并往往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
（三）网络政治参与目标的复杂性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中国网民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政治参与目标的复杂性。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需要一定的舒缓和解决的渠道。同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诉求差异较大，甚至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再加上，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普通公民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和途径非常有限，这使得互联网作为一种相对自由开放的政治参与渠道成为了中国公民排泄自身不满情绪，进行抗议性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这样，许多社会问题通过网络暴露出来。
网络政治参与的目标存在很大差异，甚至不少目标之间存在对立与冲突。虽然网络政治参与的目标可以简单归纳为影响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但是，在具体的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其具体目标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同一参与者，针对不同的事件，可能会抱有不同的目标；同一事件，不同的参与者，也会抱有不同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有时会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况。
以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差异为例，就可明显看出这种差异性。当前中国存在两个几乎完全对立的舆论场：一个以主流媒体为主；另一个以非主流媒体为主。这两个舆论场表露出来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也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传播正能量与主旋律的信息很多；另一方面，传播负能量、不良信息、非法信息，甚至涉嫌犯罪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也非常多。这两个舆论场的对立和冲突正是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反映。
（四）网络政治参与线上线下的联动性
一般而言，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实社会问题的映射，网络社会并非完全就是虚拟的。一方面，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形态，其关系网具有虚拟（virtual）特征，但网络社会仍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一种社会存在，是网络时代人类生存的一种新方式。[12]另一方面，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的参与主体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绝对不是虚幻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或者是现实社会的反映。
单纯的网络政治参与是很少的，网络政治参与借用的平台是网络，但是，其要达到的目的不会仅仅限于网络，它所要影响的是现实政治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或公共政策，而且，只用通过网络达到了现实目的，网络政治参与才能说是作为一个过程完成了。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必然表现出线上线下的联动性。即便是网络选举或网络投票，明显只是以网络作为平台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并非单纯的线上政治参与行为或虚拟政治参与行为。
以网络突发事件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网络突发事件是在互联网广泛使用背景下产生的新现象。网络突发事件虽然以网络为主要活动平台，但是，它的活动领域不仅仅限于网络空间，一般都表现出密切的线上线下的联动性。也正是由于网络突发事件中网络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很多时候，网络突发事件会从线上向线下转移，引发现实社会领域的突发事件，并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产生很大的冲击，因而，网络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各级政府部门都会积极应对。
三、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当前，网络政治参与不仅直接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的过程本身，而且深刻影响着政治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内在逻辑，开始塑造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凸显了大众政治的重要作用
从政治史看，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内，精英一直主导着政治，民主政治兴起后，大众政治开始登场，但是，政治精英的作用也没有削弱，他们一直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即便是在民粹主义政治中，其领导者仍然是政治精英，真正主导政治过程的也是政治精英，当然，其更注重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能量。只有在比较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大众政治的作用才能彰显出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网络公共空间构建的同时，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也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网络结构，其典型变化就是社会权力的转移，部分社会权力由少数精英逐步让渡于社会大众。[13]互联网使社会大众获得了非常自由开放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平台，他们的政治参与的便捷性和热情大大提升，这样，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得以经常性凸显出来。
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传统精英政治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国长期以来就有着精英政治的传统，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威架构高度精英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泾渭分明，整个社会形成以皇帝为顶端的权威等级制度。[14]就当前中国实际情况而言，网络政治参与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大众非常乐意在网络中讨论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并热衷参与网络政治活动，从而不断展示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互联网普及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网络空间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大众政治参与模式”，主要表现为表达与参与的激增，基于自发和广泛动员基础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15]
在网络时代，大众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网络带来了明显的话语权下移现象。网络技术进步赋予公民更强的话语权，在网络环境下，普通公民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互联网不仅消解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单向式的、中心化的话语权威；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网络参与主体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建构了一种自由表达的机制。同时，网络交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现实交往中的沟通障碍，实现参与主体的平等性。[16]特别是，微博等自媒体对于媒体“把关人”作用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给更多的普通公民带来了能够打破现实坚冰的希望，从而有效提升了公民话语表达的积极性。[17]总之，网络时代的话语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移和分散趋势，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并发挥积极作用，这为大众政治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和紧张情绪，增强政治系统的弹性和柔韧性
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一方面，社会运行比较平稳，国家控制能力较强，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又非常突出，社会中充斥着紧张情绪。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有些地方处于农业时代，有些地方处于工业时代，有些地方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并且，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又呈现出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迹象。由于社会转型、地区差异和贫富悬殊带来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分化，导致整个社会中存在非常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紧张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要保持中国社会的平衡与和谐，非常需要一种“缓冲器”，而互联网正好提供了一种释放社会紧张情绪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通道，具有明显的积极缓解效应，扮演着“缓冲器”的角色。这种积极缓解效应主要表现为：互联网有利于发现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成员兴奋点的多样化分散化；有利于社会成员焦虑心理及不满情绪的释放；有利于社会包容度的提升；有利于社会舆论压力的形成。[18] 这种缓解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上的紧张情绪，从而增强政治系统的稳定性。
例如：网络问政作为一种重要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特别是作为一种网络政治监督手段，就能起到缓解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当前，网络问政已经成为普通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可以使普通公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党政机关工作状况，监督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奉公守法，增强党政机关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样，就释放了社会压力，缓解了社会冲突，从而有助于提高政治系统的弹性和柔韧性。
（三）有助于塑造新型政治文化，推动中国政治发展
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很强的文化建构意义。普通公民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能够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增强政治参与意识和改变政治行为习惯，从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政治意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由此就会导致政治文化发生变化。
网络政治参与有助于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捷开放的渠道，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和门槛，极大地调动了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可以说，网络政治参与可以显著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并显著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频率，这无疑十分有助于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
网络政治参与可以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臣民政治文化的色彩，网络政治参与无疑对此会形成强烈冲击。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网络政治参与者会逐步养成权利与义务意识、自主与平等意识，培养起自由意识与民主作风，特别是会逐步增强公民意识，并不断摒弃臣民意识，这非常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的培育。
网络政治参与可以推动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民主与公平。网络为政治参与过程提供了自由、开放、透明的平台，随之而来的政治参与活动也能体现出更加自由、开放、透明的色彩，这必然有助于政治参与者养成民主、开放与平等的政治行为方式，从而推动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民主与公平。
网络政治参与塑造着新型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又规定着政治参与者的政治理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影响着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在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文化的塑造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参与意识、公民意识，以及民主、开放与平等因素就会不断增多，这些因素自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必会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可以预见，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会不断推动中国政治体系迈向民主、开放与平等，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本文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1] 参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1月），第1页。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P020170123364672657408.pdf.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于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3]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4] 朱海龙《网络社会“组织化”与政治参与》，载于《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5] 罗佳《论网络政治动员：概念、要素与特征》，载于《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2期。
[6] 张雷、刘力锐《网民的力量：网络社会政治动员论析》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7] 参见腾讯公布 2016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https://www.tencent.com/zh-cn/articles/8003411490172512.pdf.
[8]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9] 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载于《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
[10] 《统计局：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 较2015年有所上升》。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7/01-20/8130559.shtml.
[11] 根据网络突发事件所指向的问题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可以将近年来发生的网络突发事件分为曝光型、泄愤型、抗争型、反思型和其他类型等几种。参见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逻辑——基于过程分析的视角》，载于《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12] 参见戚攻《网络社会的本质：一种数字化社会关系结构》，载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3] 刘少杰主编《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20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14]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斯利·沃玛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15] 孙卫华《表达与参与：网络空间中的大众政治模式研究》，载于《新闻大学》2016年第5期。
[16] 熊光清《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话语民主的新发展》，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17] 吴惠凡《网络公民的启蒙与觉醒：从话语重构到政治参与》，载于《当代传播》2015年第1期。
[18] 吴忠民《不应忽视互联网对社会矛盾的积极缓解效应》，载于2015年08月19日《光明日报》。
